童年住4百坪花園洋房 少爺輸光5千萬開啟外送人生

圖文/鏡週刊

全台目前有超過5萬名外送員,日夜奔波在馬路如虎口,我們採訪了64歲的阿元伯,羊男(年齡保密)、林俊文(48歲)、林桂穗(38歲)、吳宇宗(29歲)及周世昌(27歲),了解他們的外送經驗與人生故事。

他們或被高時薪吸引,或為賺取第二份收入,或因自身就業條件不理想而加入外送行列;在低薪窮忙的時代,往來穿梭在無望的將來與理想的生活之間,像茫茫苦海中的趨光深海魚,憑著一點微光,他們就要奮力往前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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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採訪,64歲的阿元伯(化名)終於答應讓攝影記者拍照。他身穿扁塌夾克,腳趿拖鞋,不放心地叨唸:「現在過得這麼落魄,不要讓我被認出來,讓兒女丟臉。」

美食外送產業3年前開始蓬勃發展,勞力密集度高及入行低門檻,讓阿元伯這樣年過六旬的退休歐吉桑,也可接單養活自己。他一年半前開始送餐,一天跑9小時,賺1500至2000元。上了年紀,他不太在乎他人眼光,穿了拖鞋就出門送餐,常被年輕同業糾正,他不服氣:「關你什麼事,你是督導嗎?」

少爺變獨居老人 自嘆活該

一次他又遭人挑釁:「你拖鞋哥喔?穿這麼邋遢破壞大家形象!」另一滿身刺青同業挺身而出:「大家都是為了討生活,欺負老人家什麼意思?」

阿元伯年過六旬,常穿拖鞋送餐,他認為外送不必看人臉色,比做保全好多了。

白髮稀疏的阿元伯很感激有人見義勇為。無人知曉他出身富裕家庭,幼時住400坪花園洋房,家有司機、園丁和幫傭。父母事業有成但皆無暇管教,他流連賭場,20歲就欠下200萬元賭債,「我媽很氣啊,還是幫我還債,不然被砍成八塊咧。」

此後,阿元與豪賭惡習不斷拉鋸,十多年前他瞞著年邁老母,3年間輸光她5000餘萬元存款。母逝後留下5千多張股票,7間台北市中心的房子,他怕自己守不住,分別過戶給姊姊和3個兒女,我趕快誇他沒有賭到喪心病狂,還有自知之明與責任感,他不好意思地招認:「還是有偷偷賣掉100張股票啦…都輸光了,大概快200萬元吧。」

十多年前,老妻因阿元伯的一場婚外情,引爆了對他長年嗜賭、疏於經營家庭的不滿,「她至今還怨我,我就出來租房子住。」他名下無資產,尚欠賭債近百萬元,離家後只能擔任保全,聽說外送收入高,立即投入此業,至今共跑了6000多單,除維持溫飽,另償還銀行每月6000元借款。

從少爺變成獨居老人,他感慨:「是我活該啦。」他的賭癮縮小為每日買200到300元運動彩券,偶爾去打輸贏約萬元的麻將。去年除夕,阿元伯送餐到下午4點,年夜飯去超商隨意打發。其實老夫老妻未辦離婚,也可回家吧?他像在賭氣:「不用,我可以靠自己。」

夫妻日夜班顛倒 難得碰面

為了解外送產業,我們共採訪了6個外送員,除了阿元伯,還有羊男(化名,不透露年齡)、48歲的林俊文、38歲的林桂穗、29歲的吳宇宗及27歲的周世昌。外送平均一小時200至300元的時薪,一天投入10到12小時,全職者月收可達4萬至6萬元,加上工作時間相對自由,關掉手機APP就下工了,就業市場上不受青睞的低薪窮忙族趨之若鶩。

林俊文送美食維生,自己則在超商買零食、泡麵打發晚餐,想存錢帶太太去日本玩。

來自宜蘭五結的林俊文是家中長子,曾讀四年輔仁大學,卻因貪玩未能取得畢業證書。木訥不擅表達,加上無技術專業,他多半從事保全工作。前途茫然,他輾轉遷居新竹、台中,又回到台北,任意刷卡買3C,累積百萬卡債:「就迷惘吧不定性變成自暴自棄。」2年前認識比他更內向、做清潔工的太太,才結束了有錢就離職,沒錢刷卡債的單身生涯。

他今年9月加入熊貓外送,每早9點跑到晚上9點,一週7天不排休,可賺近6萬元。太太則在保全公司上大夜班,晚上7點到早上7點,月薪近4萬元,夫妻倆工作一早一晚,見面機會少,但共可賺十萬元,是過去無法想像的高收入。然而生活開銷至少7、8萬元:卡債、車貸1.5萬元,房租、停車位1.5萬元,吃飯1.5萬元,給父母5000~10000元,加上油錢、保養、雜支,其實能存的也不多。

林俊文對借了200萬元讓自己讀大學的父母充滿愧疚感,也無顏面對留在宜蘭老家幫自己還債、至今未婚的弟弟。

談到鄉下借200萬元供他讀書的家人,他一臉羞愧:「以前父母的希望都在我身上,沒錢不敢跟他們聯絡,怕被唸。」家裡全靠弟弟送貨支撐,「他還沒結婚都是因為我。」做外送收入變高,林俊文總算能補貼父母一點:「現在家裡狀況很糟,到處漏水,像貧民窟。」逃不開的責任壓在心上,他努力工作像贖罪,暴雨也咬牙出門:「心裡還是會掙扎一下啦。」

跑外送考察市場 創業參考

林桂穗是5個女兒中的老三,做木工的父親負擔沉重,母親愛賭六合彩加上做保,10歲起,她就面對債主上門恐嚇及不斷搬家的困境。15歲時母親外遇離家,18歲父親車禍過世,她國中畢業未再升學,陸續在停車場、餐廳、寵物店、大賣場工作,也曾開過鹽水雞小攤位,賠掉20萬元積蓄。今年4月,她決定離開低薪的餐廳內場工作,改跑外送,中午、晚上用餐時段出動。

林桂穗身世飄零,國中畢業就靠自己打拚至今。

林桂穗不願讓人看扁,受訪時再三強調:「我很自由,想上班就上班,不想上班就不上。」跑外送是為了考察市場:「觀察客人的需求,店家的設計及菜單,對我之後自己創業有幫助。」走到別人家門、觀看他人的生活,也帶給她樂趣:「系統上可以看到我這個外送員是女生,很多女生就衣衫不整,圍個浴巾開門取餐。」

發現許多餐廳轉進巷弄裡,林桂穗信心大增:「只要一間小小廚房,透過外送就能做生意。」3個月前,她買了舒肥機和真空包裝機,製作雞胸肉、燉牛肉或雞湯等各種舒肥料理及食物包,提供親友訂購並送到府,算是微型私廚。喜歡烹飪、習慣照顧人的她,每週問熟客:「這星期要吃什麼?」並絮絮討論如何備餐料理、選擇食材,飄零的人生也有了重心。

外送圈模範員工 使命感重

周世昌大學未畢業,即因無法再接受父親的強勢作風,離家輟學。他當完兵後進入餐飲業,每日工時達12至14小時,薪水仍不到3萬元。現在他白天外送5小時,下午4點到晚上12點在鹽酥雞店工作,二份工月入5萬餘元,他好高興:「如果深夜下班沒有太累,我也會去騎車兜風,順便送餐。」

周世昌很珍惜這份兼差,自製UberEats外套和文宣,送餐時也十分體貼有耐心。

周世昌熱愛外送工作,自掏腰包訂製綠黑外套,燙上UberEats字樣,在食物箱外貼了可愛文宣,送餐時熱情有禮,接到醫院、商場之類耗時而無人願接的訂單,也充滿正面態度:「有次把十幾份麻油雞湯送到醫院,整個樓層都沒人,打電話也沒人接,等了半天才有一個護理師跑出來,說大家都緊急去支援開刀房。」 他忽然產生使命感,「接這種單子就當做好事。」送餐給醫院裡無人陪伴的產婦、病患,讓他覺得自己很重要。認真賺錢、存錢也使他心裡踏實,他夢想買房、與伴侶成家:「我應該會送餐到不能做為止。」

甘苦談拍片上傳 熱烈迴響

羊男3年前就加入外送行列,見證了外送平台成立之初為吸引人力投入,開出送一單350元之離奇歷史。他跑過誠實蜜蜂、UberEats和戶戶送,鍛鍊出不看手機導航,鑽巷弄避開紅燈,熟知等單熱區,摸清百貨商場、醫院複雜出入口動線以節省時間的專業能力。最高紀錄是單日12小時跑了200公里,賺近8000元,45分鐘送完誠實蜜蜂7單,當時送一單130元,換算時薪等於破千元。

羊男曾開餐廳賠了180萬元,去餐廳工作4年才還清債務,他說:「1年休5天,每個月才賺3萬6千元。」現在外送每月可賺7萬元。

偶然間,羊男將送餐甘苦談拍成影片上傳YouTube,迴響熱烈,他大感振奮,開始規劃與外送相關的主題,不藏私地分享自己的送餐技巧,指點外送路線。觀看次數動輒達數萬甚至十多萬,開始有廠商看準他在外送圈的影響力,找上門請他拍業配。

等單時羊男不無聊了,他認真勘查地形,順便拍攝影片素材。他每週讓自己休一天拍片、剪片。今年8月獲准開啟YouTube營利模式,每月可獲廣告分潤3、4000元,金額雖不高,卻使他很有成就感。

雖臻車神境界,羊男始終視外送工作為人生過渡,「風險高又沒有發展性,我從來都把它當副業。我還在找我的主業要做什麼。」話雖如此,平均每月7萬到8萬元收入,使他3年來仍未離開這行業。

演員工作不穩定 送餐掙錢

吳宇宗是這次受訪的外送員中,學歷條件及家庭環境最佳的一人,父母為公務員,哥哥是醫師,他長久埋在心中的夢想卻是當演員:「國中時我想考華岡藝校,但不敢說出來,就想我當記者也不錯。」

吳宇宗曾任電視台記者,2年前為投入演員夢想,離開新聞圈。在等待演出機會空檔,他跑外送養活自己。

他考上國立大學廣電系,去電視台任記者,跑新聞一年多,發現自己不愛扮演記者這角色,毅然離職。晚上在文化中心當計時服務人員,白天則上表演課、試鏡。闖蕩2年餘,演出機會寥寥可數,他不願再跟家人伸手,一個月前加入外送員行列,利用上午10點到下午2點送餐,可賺6、700元。加上晚上計時工作,勉可月入2萬元。

經濟拮据不是最難捱的,試鏡一再落空才令人消沉,他鼓舞自己:「大部分演員在成名前,都要經歷各種挫折,默默承受孤獨和恐懼。這些是當演員很好的資源,我也算是樂在其中。」

吳宇宗扮演捕快,雖費時梳化努力對戲,他嘆:「又是無敵大背影,一個特寫也沒有。」(翻攝自吳宇宗臉書)

與渺茫不可知的演員夢相比,美食外送有跑就有收入,大街小巷穿梭,與晚上的室內服務工作動靜有別,倒也像在打怪補血。店家請候餐的他喝杯飲料的善意,客人再三道謝甚至硬塞小費的回饋,送餐任務完成後的小小成就感,都給了他力量繼續追求夢想,「哪一天若不做外送了,就是我的演員工作穩定了。」

 

相較於福利保障 在乎薪資

今年10月起,連續發生多起外送員車禍意外,引起社會關注。外送平台業者是否該納入勞基法管理,各界討論不斷。林俊文剛上線就曾擦撞計程車,急煞車致手指扭傷,還得賠對方3000元修車,「我知道做這個有風險,意外險我保到650萬元。」他的扭傷獲1千多元保險理賠,聊勝於無。

高報酬的代價是高風險,彈性工時和勞動保障像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受訪外送員多不願被勞基法限制工時,也不太在乎勞動權益,只希望平台不要調降基本車資,不要拉高獎勵門檻。羊男直言:「政府經濟沒搞好,大家才要去賺錢,不能超時工作等於把人家斷生路。」

林俊文收工後清點代收的鈔票、零錢,偶爾有人付款不找零,5元、10元都成為他的小確幸。

羊男的拍片主題之一就是在各重要路口穿巷走弄抄捷徑,節省紅綠燈停等時間,「搶快也是要等紅燈,順順騎就好。」他也為外送員抱屈,認為媒體以放大鏡檢視:「哪個行業沒有風險?」做過保險業務的羊男認為可以擬法,要求平台為外送員提高保險額度,「但不必強制加入勞保,我個人覺得勞保划不來。」他亦對工會持觀望態度:「工會發起人操守很重要,會員每月繳費,並非沒有被挪用的風險。」他且認為,為數龐大的外送員,也可能成為工會幹部的籌碼,「今天如果工會幹部去跟平台說,抗爭我幫你擺平,給我抽一趴就好…」

比起個人勞動權益,周世昌更在乎資方是否負擔過多人事成本:「顧客消費力和業績沒有成長,公司會撐不住。」他過去在連鎖餐飲店當幹部,一例一休通過後,第一個月薪水漲到4萬多元,但公司馬上研究出變通辦法,在午、晚2班中間增加3小時空班,變相減少工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打卡永遠不會超過9小時。」眼見門市一間一間收掉,他並不抱怨前老闆的刁鑽苛待,只是更加認命。能夠跑外送多一份額外收入,已心滿意足。

生死置之於度外 只靠自己

相較於白領階級期待的生活品質、福利保障,受訪外送員普遍只想多掙點錢。生死置之於度外,並不全是因為自私與無知,而是體認到渺小的自己除了靠勞力拚搏,沒有條件與誰談判,也無法期待誰會提供保障。

這天飄起了細雨,林俊文晚上9點多收班,吃了一塊香雞排當晚餐,又去超商買泡麵、零食。經不起再三請求,林俊文答應讓我們進入南京東路上二人一貓的蝸居套房。室內燈光黯淡,空氣中有輕微霉濕味和貓砂尿味。二年前搬家打包的紙箱多數未打開,靠牆堆疊一人高:「不知道什麼時候又要搬家,所以不敢拆開。」

他席地而坐,一邊點數送餐代收的鈔票、零錢,一邊說:「我老婆什麼地方都沒去過,只要我開車載她出去玩,她就很高興。現在盡量多賺一點,我想帶她去日本,她從來沒出過國。」硬幣疊在一起發出喀喀脆響,林俊文咧開缺了一顆牙的嘴,腼腆地笑了。

根據勞動部勞檢資料,foodpanda和UberEats外送員分別有3萬和2萬人,為國內2大龍頭。(董孟航攝)

食物外送為何這麼夯

食物外送平台為何在台灣大爆發?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張烽益曾撰文分析,有3大因素:台灣機車的普及性與任意性高,外食供應業者多,再加上服務業低薪、工時長,因此「與外送平台天雷勾動地火,一發不可收拾。」

張烽益指出,台灣機車價格可負擔,機車數量龐大,可立即登錄成為生財工具,不像日本、澳洲、美國等國家機車不普及,只能以單車做為外送主力,效率遠不及機車。此外,機車在台灣穿巷走弄,隨處暫停,甚至直接殺進人行道和騎樓,此等「機動性」,是讓機車外送員得以爆炸性成長的因素。

其次,台灣外食文化盛行,餐飲業從攤位、小店到專業廚房一應俱全,加上服務業長期低薪過勞,外送員的機會成本相對壓低,單位時間的現金報酬遠高於多工的超商站崗。張烽益說:「更重要的是,不必面對『慣老闆』,排班不受拘束,又可自由騎車。」

張烽益分析,美食外送之類的零工經濟,讓個人從傳統產業階級化的管理模式、固定的工時中,被解放出來,「不再是生產線上的螺絲釘,可以重新找回自主性以及支配時間的彈性,想工作時工作、想休息時休息。」看似是為自己而工作,「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命運。」

平台獲利 勞工失自主性 

而外送平台的競爭優勢,在於不需負擔雇主責任,可將利益折現給外送員;為了「立即變現的誘惑」,外送員自願承擔風險,「有點跟它賭的意味,不會那麼倒楣發生在我身上。」張烽益認為,即使不適用勞基法,外送員仍在從事勞動,平台派單時也非不知外送員已跑幾小時,「發生風險時,平台難道沒有責任?資方使用勞動力也應該受到限制。在道路上進行營業行為,交通監理單位應該要有些管理手段。」

外送員的所得全賴平台分派,平台的定價權力高,導致勞工更無力對抗資方,最終可能使勞工既無自主性,也失去了勞動保障。

2012年foodpanda進入台灣,外送員以25歲至35歲為主。業者表示,今年單量大爆發,單週訂單總數就超過前6年訂單總和。(林育緯攝)

零工經濟下的無望感

這次採訪,受訪外送員普遍只關注每小時能賺到多少錢,不認同政府以勞基法規範平台業者,認為勞基法將增加雇主負擔,而這樣的成本一定會轉嫁到自己身上。外送員多數樂意接受超時工作,不見得願意參加勞保,也不信任工會。

莫非社會已倒退回到30年前,像四、五年級生為賺錢養家餬口,犧牲親情、不顧健康、不懂享受,只知加班趕工?每天騎12小時機車或下班前後再送餐5、6小時,如此奔波,何來自由與彈性?

前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成員,現從事社區工作的柯逸民分析,四、五年級與七、八年級生最大的差異是,台灣曾經是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好,老一輩相信明天會更好,努力就可以賺到錢,犧牲一下可以翻身,對未來有希望,再苦也有一種踏實感;「如今年輕人再怎麼努力都看不到未來,除非繼承,什麼也沒有,只能把握當下,享受小確幸。」

前人民火大聯盟成員,資深工運老將柯逸民。(翻攝自柯逸民臉書)

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張烽益。(翻攝自張烽益臉書)

年輕世代 對政府不信任 

他觀察,年輕人不易得到固定高薪工作,只好打零工,投入外送產業以時間和健康換取金錢,「外送工作含金量低,積累不了實力和基礎,越努力可能越空虛,只能即時享樂,賺到錢也可能很快花掉。」

柯逸民指出,高齡化、少子化、高房價及教育階層化,社會瀰漫「無望感」;勞保、健保等各種社會保險,不時傳出瀕臨破產消息,勞基法無法確實保障底層勞工權益,導致年輕世代對政府、工會或法令都不信任,唯有靠自己,「有單趕快去接」,造成外送工作搶破頭,卻不在意勞動權益。

柯逸民認為,無望感的顯著代表就是香港,台灣人過去的社會運動,都是認為站出來就可以爭取到權益,改變現況;但香港人上街頭仍不認為可以改變什麼,便發展出同歸於盡的策略。台灣社會美食外送產業越夯,可能代表人心越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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