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打疫苗後猝死的案例，至目前為止，並無一例被認定與施打疫苗有關，若檢察官已簽結，依現行法制有何救濟之道？（圖／路透）
自從新冠肺炎疫苗施打後，無論是國產或外國製造，皆傳出有猝死案例。而至目前為止，並無一例被認定與施打疫苗有關，且若檢察官已簽結，若家屬有所懷疑，依據現行法制有何救濟途徑？
目前若有涉及疫苗施打而猝死的場合，因屬於依《刑事訴訟法》第218條第1項，以疑為非病死，而通報檢察官為司法相驗，重點在於有否犯罪致死的可能性，於因果認定上趨於嚴格。同時，疫苗施打總會帶有一定副作用，且是由國家緊急授權的情況，再加以死亡的比例偏低下，就易將原因歸結於個人體質或原有疾病。只是像心肌梗塞的情形，到底是死亡原因或疫苗施打結果？在司法相驗的範圍有限下，實處於模糊。
由於司法相驗僅是開啟刑事偵查的原因，故《刑事訴訟法》就僅有一條文為規定。而因檢察官並非此方面的專家，相驗的主角為法醫，但對於家屬有否在場權、有無建議檢驗項目，甚至可否另請具有法醫資格者在場，現行法制皆屬空白，既易生爭議，家屬對於相驗或解剖結果，自然也會產生懷疑。
若司法相驗認屬病死，因無所謂犯罪，按照檢察實務即會以簽結來終結。只是簽結並無法律依據，僅是依據檢察署內部的規則，就死者家屬來說，即便對死因有所懷疑，就無法依據《刑事訴訟法》的再議等程序為救濟，僅能將之當成是行政處分，而以行政救濟的途徑，以求獲得死因的真正原因。但簽結於實質上屬於刑事處分，要以行政訴訟為救濟途徑，便顯得格格不入。也因此，若有針對簽結不服而提起行政訴訟者，行政法院都會以無管轄權而駁回。
既然針對簽結無法提起行政救濟，似乎就得回到《刑事訴訟法》，依據第416條第1項，向法院為準抗告。只是此條項所規定得為準抗告者，皆屬法定的強制處分，而簽結因非法定，若依據法條文義，也不在準抗告的範疇，自會被刑事法院駁回。
故不服因司法相驗而以病死簽結的死者家屬來說，無論提起行政或刑事訴訟，皆會遭法院駁回，僅能轉向國家賠償或補償程序，以來究明死因。換言之，在我國並無針對死因究明的獨立救濟途徑，是否有必要學習英國的死因陪審制度，也是立法論上可以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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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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