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導致失敗! 陳建仁回憶2003抗SARS:新冠肺炎本可抑制

▲▼前副總統陳建仁。(圖/記者洪巧藍攝) 

▲前副總統陳建仁接受外媒專訪,談論當年抗SARS經驗。(圖/記者洪巧藍攝)

記者葉國吏/綜合報導 

台灣爆發新冠肺炎群聚感染,前總統陳建仁在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期間接掌衛生署長,他25日晚間在臉書發文透露接受外媒專訪,表示現在台灣防疫工作就是記取當年SARS的教訓,坦言「如果你自大到忽視它們,就很有可能失敗。」

陳建仁文中也提到中國政府應對新冠肺炎的態度,他說「武漢讓我很驚訝」,因為他本來認為武漢會做得很好,因為中國當年被SARS衝擊最嚴重,沒想到在專家去當地看過狀況後只想「天啊,這真糟糕。」認為武漢只治療病患,卻對壓制疫情沒有處理。陳建仁:「這也是台灣為什麼花了很多心力,追蹤所有確診案例的接觸者,我們會要求他們在家隔離14天,並用電子圍籬系統監測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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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陳建仁臉書全文:
Al Jazeera 訪談專文:新冠肺炎本來可以被抑制的!
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22日刊出訪問我對於新冠疫情分析的專文。如果在2019年12月中時,武漢的情況能夠更早傳達給WHO,並讓WHO的專家小組去調查,我認為這場疫病就能被壓下,沒有其他國家會受苦。

<我們何時可以回到正常生活?>
我:好幾個國家已經展開第一輪的疫苗施打,特別是在北美與歐洲。我認為回到正常生活端賴全世界的疫苗供給與配送速度有多快。
在歐洲,如果接種計劃確實實施,我認為大約在6月份歐洲就能回到所謂的「正常」狀態。但我一直強調,與其回到舊的生活,我們應該建立起新的常態,這代表我們即使控制住了疫情,仍然要對未來任何的傳染性疾病保持警覺。

<你能分享關於英國的新冠病毒變種的事嗎?>
我:這是意料之外的事。
SARS-CoV-2(新冠病毒)是一種RNA病毒,RNA病毒往往很容易變異。而新冠病毒變異得這麼迅速,是因為它傳播得非常廣泛,也傳染給了非常多人,因此更容易形成具高度傳染力的菌株。
從病毒的角度來看,最厲害的病毒應該是具高度傳染力但致死率沒那麼高的,才不會造成太多人重病而死。SARS的致命性就很高,感染致死率高達10%,很多染上SARS的人會生重病,必須到醫院隔離治療,一但他們接受隔離,病毒就不再能夠傳播。這也是為什麼SARS病毒可以被壓下的原因。
對於英國新冠病毒變種,我認為必須非常小心,因為它的傳染性很強,必須在疫苗施打的速度跟病毒傳播的速度之間賽跑,如果傳播速度比接種速度快太多,疫苗接種的策略基本上就會失敗。

<全球使用了很多不同的疫苗,但中國的疫苗引來特別多質疑,你能解釋原因嗎?>
我:一家公司要研發出疫苗並通過審核,通常要花上10到15年的時間,這一次只花了9到10個月我們就有了疫苗,是因為很多國家的政府都在疫苗研發上投入大量資源。
現在已上市的疫苗:莫德納(Moderna)、BioNTech 和輝瑞(Pfizer)都是mRNA疫苗;有些公司正在研發DNA疫苗,還有重組蛋白的次單位疫苗,例如台灣的高端疫苗,也有腺病毒載體型疫苗,像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與牛津大學所研發的疫苗;再來就是滅活疫苗,中國的主要是這種,中國疫苗公司生產很多不活化疫苗。
無論使用哪一種平台,最重要的就是監管機構會進行審核,透明度與公開性很重要,所有公司必須發表他們的臨床實驗數據,好讓大眾信任他們的疫苗。這也是為什麼WHO目前只認可了莫德納、輝瑞跟BioNTech的疫苗。就連阿斯特捷利康都還沒獲得WHO審核通過,因為他們需要交出完整的研究跟實驗數據。
這也是為什麼人們會對中國疫苗有疑慮,因為我們還沒看到足夠透明的審核資料,令人擔心這些疫苗的效果和安全性。

▲陳時中親自主持指揮中心記者會。(圖/指揮中心提供)

<台灣擁有最成功的防疫策略之一,你認為這跟你們的速度和你先前提到的事實有關嗎?>
我:因為有過中國傳來的SARS、H5N1禽流感,以及非洲豬瘟的經驗,我們一直對鄰近區域的任何疫病保持高度警覺與觀測。
在2019年12月31日,台灣疾病管制署一位官員在PTT(電子佈告欄)看到中國武漢出現某種「非典型肺炎」。當時總共只有7個病例,但7個非典型的肺炎案例已經是件大事,因為非典型肺炎幾乎等於SARS。
同一天,我們開始要求武漢來的旅客進行隔離。2月中,我們限制來自中港澳的旅客入境。1月中,我們將新冠肺炎列為法定傳染病,動員了超過2萬個隔離病房,以及1.2萬個呼吸器,為了接下來可能出現的傳染性疾病做準備。
2003年SARS之後,我們要求所有醫院都要擁有一個月份的個人防護裝備儲備量。當我還是衛生署長時,我設立了國家衛生指揮中心,一但出現地區性或大流行病就會啟動,所以,上述措施我們在去年1月上半就已經完成了。
直到1月22日,蔡英文總統召開國安會議,問到我們已經完成的是,以及還有沒有其他事需要作,我說沒有適合的口罩,她就要求經濟部長徵用了73家口罩工廠,成立了93條生產線。所以第三件重要措施就是超前部署。
取得大眾的信任跟支持也很重要,我們將指揮中心升級到內閣層級,每天都召開記者會,而且我們開誠布公,防疫措施的資訊也相當透明。
所以,周全的行動、快速反應、及早部署、透明公開還有團結一致都相當重要,不只有及早檢測而已。

<你能形容20年前的SARS是什麼情況,而台灣從那次經驗學到什麼呢?>
我:最開始的時候,我們有了幾例SARS病例,當時我們還很有自信,因為所有病例都收治在醫學中心,他們有很好的設備、知識跟經驗可以照顧新興傳染病的感染者。
所以我們當時想:「喔,我們還不錯,沒有問題。」但面對新的傳染病,病毒可不在乎什麼國界。如果你自大到忽視它們,就很有可能失敗。
我們處理新冠肺炎的方式,就是遵照我們從SARS裡學到的經驗跟知識。
台灣以前沒有準備好處理任何大流行病的挑戰,我們從改造疾管署開始,還有衛福部、《傳染病防治法》、傳染病的醫療與照護機制,並建立了國家衛生指揮中心。在那之後,我們又處理了來自中國的H5N1禽流感,以及2009年至2010年的H1N1新型流感,台灣人民跟政府都從這些挑戰學到了很多。

▲武漢最先爆發新冠病毒。(圖/路透社)

<與SARS相比,中國政府如何應對新冠肺炎?>
我:武漢讓我很驚訝。一開始,我們認為武漢(應該會)做得很好,因為中國是被SARS衝擊最嚴重的國家,人們應該學到很多。但當我們派出兩名專家過去(我們在1月6日提出申請,中國在1月11日核准),專家問說:「這些病人住院了,他們接觸過的親近人士呢?他們的家人、同事或同學呢?」結果他們(武漢當局)說:「他們接觸的人沒有肺炎症狀,所以沒有治療他們。」
專家回來之後,我們想:「天啊,這真糟糕。」因為以任何大流行病來說,治療對病患很好,但不足以壓制疫情爆發。要壓制疫情,一定要多加注意接觸者,他們是最有可能在社區內傳波病毒的人。他們還處於潛伏期,沒有任何症狀,卻可以傳播病毒。
這也是台灣為什麼花了很多心力,追蹤所有確診案例的接觸者,我們會要求他們在家隔離14天,並用電子圍籬系統監測他們。

<你認為病毒是從哪裡來的?據說源自雲南省的一隻蝙蝠。>
我:從流行病學家的角度,這場疾病應該是源自最初爆發的地點,從來不可能是從某個地區傳播至另一個地區引爆,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
無論「零號病人」是從雲南蝙蝠還是別的來源感染,至少人傳人的狀況是發生在武漢,怪罪野生動物很容易,但是為什麼雲南的蝙蝠會感染到武漢市民?可能是在華南海鮮市場裡,對吧?如果他們真的吃了很多蝙蝠,那就很有可能。人們也懷疑病毒來自P4實驗室(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如果他們運用蝙蝠製造病毒,那也是一種可能性。要知道新冠病毒的來源,就需要調查並公開。

<你相信新冠病毒出自實驗室的理論嗎?>
我:這是可能性之一。如果人們做研究時不夠小心,可能就會感染。台灣發生過類似的事,2003年12月,在國防醫學院預防醫學研究所,也是P4級實驗室,一位中校趕著去新加坡參加會議,他處理好了所有事情,但他看到有片垃圾,就徒手撿起那片垃圾並丟在汙物處理箱。
他去了新加坡參加一場SARS的國際研討會,但回來後發現感染了SARS。他沒有傳染給任何人,卻引發了政治騷動,因為那場會議有上百人出席。
他是位非常謹慎的人,也是很好的科學家,他只是犯了點小錯就感染了。實驗室人員感染並不是罕見的事,這是一種可能性,所以才需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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