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TW/「習式」五中 眺望2035遠景目標

(圖/新華社攝)

文/王雅、穆堯、應濯、鄭文翔

正當被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經濟下滑和種族問題困擾的川普(Donald Trump)用推特向美國人發出「我們推遲選舉如何」的問題時;當民進黨政府藉由美國衛生部長阿札爾(Alex Azar)沒有實質效益的訪台行,「大內宣」台美關係為史上最佳時,美台雙方所設定的主要對手——中國大陸,其領導人習近平則是用冷靜、強硬的語氣,說出了「任何國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擋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步伐」的口號,並要在2個月後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為正在經歷中美博弈、疫情、洪災和經濟下滑衝擊的大陸社會,勾勒一幅「2035年的遠景目標」,重新喚起人們對大陸的信心。

從2012年開始,一種用「毛鄧習」政治傳承對近當代中國大陸歷史進行斷代認識的觀點就成為大陸輿論的主流,這個判斷也在此後八年中得到證實。儘管看似美國正在試圖重建一個遏制中國大陸崛起的「新鐵幕」,但在中共黨內,許多人的確認為習近平是黨的有力支撐與希望,他們不願看到大陸走向前蘇聯那樣的命運,而希望一個強勢的領導人,能帶領中共內修外攘。這種信任,則得益於習近平近年來在反腐、各項改革、與外交等領域中展現出的強烈個人性格和成果。

遠景目標比「十四五」更重要

7月底,習近平在北京召開了兩場重要會議,分別是28日與中共黨外人士的座談會,以及30日的中共政治局會議。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中美關係動盪不穩的大變局下,這兩個北京決策層會議,釋放了重要且清晰的政治訊號。7月30日的中共政治局會議宣佈,今年10月中共將召開十九屆五中全會。與以往多次五中全會都聚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五年規劃相比,今次五中全會除了討論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外,還增加了一項重要議程——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為什麼北京會選擇在中美結構性對抗加劇、全球範圍內保守主義抬頭、全球化面臨重大挑戰之際,在「五年規劃」這樣一個中期計劃外,再提出一個更長期的「2035遠景目標」?

事實上,2035年遠景目標的說法源自中共十九大報告。當時,報告延續了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主張,將2020年明確定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待2020年目標達成後,中共十九大報告將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的目標分成兩階段來安排。其中,2020年到2035年的目標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的目標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此處的2035年目標,對應的是當年鄧小平提出「三步走」發展戰略的第三步目標。換言之,當年鄧小平預估,到21世紀中葉大陸才能基本實現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已被提前到2035年。

為了突出2035年的時間節點意義,中共在確立諸多領域的發展目標時,都與2035年緊密連結、掛鈎起來,比如:在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提出《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到2035年總體實現教育現代化,邁入教育強國行列,成為學習大國、人力資源強國和人才強國;而深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行示範區,目標是到2035年,其高品質發展成為全大陸典範,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世界領先,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創意之都,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

某種程度上說,今天中共領導人所面臨的問題已不再只是一個五年規劃就能解決的,中美的持久戰,疫情的長期影響等,決定了十四五時期應該也只會是政策調整的過渡期,十四五規劃的背後,才是2035遠景目標。

時隔25年 又見「關鍵形勢」

回顧歷史,這不是中共首次提出類似的遠景目標。1995年9月,中共在北京召開的十四屆五中全會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在該次會議上,北京在提前5年完成既定的「三步走戰略」中的第二步目標後,宣稱在20世紀末的最後5年繼續快馬加鞭開局「第三步」,並為此制定了一個跨越三個「五年規劃」(從「九五」到「十一五」)的超長發展目標即「2010年遠景目標」,要實現國民生產總值(GNP)比2000年翻一倍,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從胡錦濤時期到習近平第一任期,其實中共黨內外也曾有「遠景目標」的計劃。如2005年大陸「兩會」時,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黃菊就曾提到,科學地編製並有效實施「十一五」規劃和2020年遠景目標,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重要意義。2015年清華大學學者鄢一龍在新華社旗下《瞭望》週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建議參考「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在制定「十三五」規劃的同時,制定2030年遠景目標綱要,並為二十大提出2050目標奠定基礎。但這些說法和建議最後並沒有具體落實,主要還是因為時機未成熟。

到了1996年,大陸「兩會」通過了這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中國大陸正式把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的基本發展戰略和行動綱領,並且提出「今後15年,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要時期。」從國家戰略領域闡述了「15年遠景」的性質、目標。

而在習近平的「兩步走」戰略中,從2020年開始的未來15年,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是下一個15年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基礎。同樣遇到了關鍵期和轉型時刻,這兩個時間點,都讓中共決定提出「15年長期目標」。

第二,1996年和2020年中國大陸選擇提出不同階段「15年遠景目標」的原因,還包括內部成長方式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1995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上,中共做出了「兩個轉變」決定——即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經濟成長方式從粗放式向集約式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同時,時任中共領導人江澤民還做出了「論十二大關係」作為未來發展指引(即《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這種轉變,對於當時已經歷18年改革開放的大陸而言,雖充滿陣痛,但符合改革階段的變化。需要將計劃經濟的殘留、粗放成長的習慣,逐步從經濟脈絡中剔除。

而現在,北京在過去半年,不斷強調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個轉變的意義,並不遜於24年前。因為在「內循環」過程中,需要釋放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大數據等生產要素的活力。要素價格市場化與自由流動乃是塑造大陸內部統一大市場、促進內部大循環的前提條件。這輪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對於大陸的中長期經濟成長潛力,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其三,兩個時代中,中國大陸所面臨的挑戰,也促使北京要做出更長遠的規劃。在前期皆經過一輪高速成長後,遇到外部衝擊和內部調整,是外需不足和週期調整,也是體制和結構性問題。在當年3月5日全國人大開幕會中,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發表長篇報告,披露了當時大陸的狀況:「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5年零售物價年均上漲11.4%。國有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較多,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農業仍然是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不能滿足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收入分配關係還沒有理順,部分社會成員收入懸殊。經濟秩序還比較混亂。有些腐敗現象仍在蔓延滋長。一些地方社會治安狀況不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也面臨不少新的問題。」可見當時大陸不僅內部挑戰巨大,外部環境同樣不樂觀,後冷戰時期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北京雖然剛從1989年六四事件後「解脫」出來,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談判仍然艱難;更緊迫的是,香港、澳門即將陸續回歸,而李登輝的執政使台海愈形緊張,美國及台灣都試圖測試北京的反應和底線。

面對複雜嚴峻的經濟形勢,1996年中國大陸開始進行宏觀調控和市場化改革,推動了去產能、去槓桿和結構轉型,開啟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篇章,奠定了2000年以後「黃金十年」的堅實基礎。

相較於1995年中共所面臨的外部局勢變化,當前大陸所面臨的環境複雜性則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正是中共上下在全球保守主義、逆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一再提示迎接百年變局的原因。今年7月3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其實中共高層說得直白:「當前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以及「堅持結構調整的戰略方向」和「完善宏觀調控跨週期設計和調節」。如果說,當年的大陸在美蘇爭霸局面崩塌後失去了一種平衡感的話,那麼今天大陸則顯然成為美國首要打壓的「戰略競爭對手」,而且這種戰略上的壓力,已讓大陸社會越來越不舒服與焦慮。

時隔25年的挑戰極為相似,但北京選擇用更長期的規劃應對挑戰、防止政策動搖與反覆、對內外傳遞堅定的信心邏輯與做法,也是相似。

正視大陸領導人的性格謀略特點

相比政策,政策的制定者更為關鍵。儘管在當下中美頻繁摩擦中,習近平少有直接的公開回應,但他所主導的中共五中全會以及「2035遠景目標」,讓很多大陸民眾相信強勢的他是毛鄧的繼承者。這些長遠的規劃,皆透露出習近平作為一個領導人,善於「長謀」的政治性格以及其本人堅定的政治意志。

當下,美國在制度和價值觀、以5G為代表的高科技、輿論、經濟金融以及軍事領域處處對北京施加壓力,習近平與大陸領導團隊遭遇嚴重的執政挑戰時,大陸仍堅持2017年中共十九大所定下的「民族復興」戰略,步步推進穩紮穩打,展現了戰略定力與意志。可以說,一個政府是否具有堅定的戰略定力,在亂局中能否擁有「任他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的執政意志,是衡量該政府執政能力的關鍵指標,在外界對於中國大陸政治家的評判標準中,尤其如此。

長謀即「有長遠謀略規劃」,是「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的另一種表述。而習的長謀,其實也是中共這個政黨的執政特質,反映了中共歷代領導人之間的政策延續性,對於中國大陸乃至世界局勢判斷一致。放在當下也體現了習近平的「藍圖意識」,從2020到2050,為他之後的中國大陸領導者勾畫藍圖。

在歷來大陸的政治評價中,「有長遠謀略規劃」通常被視為是一個優秀政治家的基本品格,更是中共歷來的領導人普遍具有的性格。1949年迄今,大陸的某些國家戰略能長久延續,比如德國漢學家文浩(Felix Wemheuer)曾說:「趕超西方、把中國建成世界強國的目標,像一條紅線貫穿著中共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的整個歷史。」這種「民族復興」戰略,可視為是歷任領導人勾勒的最長久也最具延續性的謀略。

再如中共建政後,中蘇關係惡化時,毛澤東即確立「自力更生」政策。爾後,雖然經歷了美蘇爭霸、改革開放、蘇聯解體、入世直至今天,幾十年裏無論內外局勢如何變化,無損「民族復興」政策的價值,反而愈見其重要性。再如「我國發展處於戰略機遇期」,「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這個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對世界局勢的判斷,也在過去40年被中共高層不斷提及,習近平更於7月30日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中用這兩個政治判斷,理性地回應了全球目前高漲的「中美之間必有一戰」的鼓噪。

此外,習近平的「強勢務實」性格,也在壓力下更加凸顯,這是美國前副總統拜登(Joe Biden)對習近平的評價。

「強勢和務實」的性格,在美國鷹派勢力意圖推動對中國大陸關係走向全面對抗之際,表現更為突出。習和中共第五代領導團隊顯然認為,中國大陸已是一個國際性的大國,一個更堅定、連貫的政治、經濟、外交政策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部分。儘管從中美貿易戰開始,習近平和他的同僚已經為平緩與美國的關係竭盡所能,但中美態勢的緊張與緩和並非單邊所能決定。因此,習近平才會在7月28日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說「任何國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擋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步伐」,這一句表態,為「習式強勢」增加新的註腳。

習近平在中美關係特殊局勢下展現的第三個性格特質即「隱忍」,他並非一個魯莽的政治家。無論是毛澤東、鄧小平還是習近平,這三位領導者,都可為了實現更大的戰略目標,而使用柔軟的手段,即使拿著一副不好的牌,仍能憑藉技巧,避免更嚴重的災難,這是經常被人忽略的一面。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談及自己對毛澤東執政的思考時曾說,「歷史上從來沒有哪一位中國的統治者像毛澤東一樣,集歷史性、權威、冷酷和全球視野於一身;面對挑戰時雷厲風行,而在條件不允許他繼續一貫強攻猛打的作風時,又能展現靈活的外交手腕。」同樣的評價,或許也能套用在今天的習近平身上。

當川普團隊頻繁用「脫鈎」來闡述未來中美關係時,只要不涉及底線,北京仍願意坐下與美國談判貿易爭端。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2019年頻繁奔波於太平洋兩岸,北京的外交系統也曾坦誠美國仍然是世界的領袖,就是希望放低姿態,靈活處理與美國的關係。

當然,如今擺在習近平和其執政團隊面前的挑戰,可能是空前的,或許只有毛澤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和鄧小平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所遇到的困難可堪比擬。但是這也印證了「毛鄧習」政治傳承的客觀性和必要性。而習近平的性格特質,也在毛、鄧身上有過展現。中共領導人往往有著長遠的謀劃、面對挑戰堅定不移以及為了達到目標願意韜光養晦。若不能讀懂這一點,僅以為靠著打壓就能打垮中國大陸,則西方的最可能的結果恐將是對抗政策再度失敗。

回到台灣,假若同樣無法理解大陸領導人的性格與謀略,自認憑藉與西方相同的價值觀就能高枕無憂,則更是嚴重的誤讀,對台灣未來的走向,也埋下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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