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午戰爭導火線是一八九四年三月在朝鮮發生的東學黨之亂。東學是為了與西學對抗，混合了儒教、佛教、道教的民間宗教。（圖／視覺中國CFP，下同）
作者：北岡伸一
譯者：周俊宇、張智程、陳柏傑
摘自：麥田文化《日本政治史》
●精選書摘
一、甲午戰爭
主權線與利益線
一八九○（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山縣首相在第一議會的施政方針演說中表示；日本除守護主權線即領土外，還應確保對於利益線的影響力。所謂利益線，即是與主權線安全密切相關的區域，具體而言指朝鮮半島。山縣主張，若是朝鮮半島落入日本敵對大國的影響範圍內，日本的安全將面臨危機。
此想法並非唯一。英國長年以歐洲的低地國（今比荷盧三國地區）為利益線，為避免此地帶遭第三國入侵，一旦情勢不利，便屢屢介入欲恢復其獨立。當英國在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獲得確保時，則情勢尚可；但當此勢力均衡被打破，某一國（西班牙、法國、德國）欲整合歐洲時，英國便認定其安全受到威脅。低地國的獨立，便是其勢力均衡的指標。其他例如對於美國而言的南北美洲大陸，或是對冷戰時期蘇聯而言的東歐等，皆是利益線之例。
日中在朝鮮的對立
就此意義而言，威脅著朝鮮半島的就是中國與俄國。
關於朝鮮，先前已經談過一八七五年的江華島事件和一八七六年的《江華條約》（參閱第4章）。朝鮮在閔妃（1851-1895）政權下進一步開國，一八八二年五月締結了《朝美修好通商條約》。在此之前，一八八一年開始軍制改革，以日本為典範建置現代化軍隊。然而，這卻招來守舊派的反彈，再加上對於舊軍的薪俸發放延遲，使得不滿情緒高漲，大院君（1820-1898）便利用這個機會於一八八二年七月發動政變。同時也發生日本的公使館遭到襲擊，花房義質（1842-1917）辦理公使等人倉皇逃至海上的事件。此即壬午事變（或稱壬午軍亂）。然而這時中國卻斷然介入，逮捕大院君並軟禁於中國天津。並且又締結《濟物浦條約》，要求朝鮮向日本謝罪賠償。如此，壬午事變在結果上雖確立朝鮮的開國路線，過程當中卻凸顯日本的無力與中國的優勢。中國進一步落實過去的宗屬關係，欲強化對於朝鮮的影響力。
壬午事變後，朝鮮的開國派轉變成欲維持、強化傳統上與中國關係的事大黨，與以日本為範，欲建設現代化國家，追求獨立於中國的勢力（獨立黨、改革黨）兩相對立的局面。一八八四年十二月，朴泳教（1861-1939）、金玉均（1851-1894）等獨立黨人，利用中國於中法戰爭之際，與日本合作發動政變。但是中國再度迅速且斷然地介入，政變復以失敗告終（甲申政變）。事大黨政權因此又繼續維持至甲午戰爭。
甲申政變後，一八八五年一月，為了政變的善後而締結《漢城條約》，四月日、中雙方就朝鮮關係又締結《天津條約》。《天津條約》中包含日本與中國在不得不出兵朝鮮時應互相知會（行文知照）的條文。
令日本二度遭遇挫折的是中國的海軍力量。當時的中國，擁有定遠、鎮遠兩艘當時屬世界最大的七千噸級戰艦，勢壓連四千噸級戰艦都沒有的日本。一八八六到一八八七年間，中國北洋艦隊到日本展示海軍戰力。
然而，在甲申政變中受到衝擊的日本，旋即積極展開海軍的擴軍。因此建艦費才會在初期議會中屢成焦點。此外，陸軍方面也在甲申政變後，馬上將部隊切換成專供大陸作戰之用。
日本對於朝鮮半島持續抱持強烈關心的另一個背景是俄國。
自幕末以來早已認識到俄國的威脅。一八六一年俄國曾占領過對馬（對馬事件）；一八七三年征韓派的主張（參閱第4章）也是為了對抗俄國勢力東漸，必須及早確保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力而出現的；一八八五年俄國發表了西伯利亞鐵路計畫，一八九一年開始著手興建，其威脅更帶真實感。一八九一年，俄國皇太子（其後的皇帝尼古拉二世〔Nikolai II, 1868-1918，在位1894-1917〕）訪問日本，遭到巡查津田三藏（1854-1891）襲擊（大津事件），政府向大審院施壓，要求判津田死刑的史實眾所周知。大審院雖未屈服，然而當時不只政府、絕大多數國民都失色狼狽，來自全國的謝罪使節前往京都，其中也有因此而切腹者。總而言之，日本就是如此恐懼俄國，不少人認為在俄國的勢力及於朝鮮前，應設法處理朝鮮問題。
成功修訂不平等條約
前述俄國對於亞洲的推進，以及日本因設想與中國衝突的擴軍動向，使得不平等條約的修訂有了進展。
在大隈遭到挫折（參閱第5章）後，致力於修訂不平等條約的是青木周藏（1844-1914）。青木是第一位外交官出身的外務大臣，有長期的歐洲經驗。其任內工作的最大特徵是為了追求平等條約，而與一直以來最困難的對手英國進行交涉。青木的交涉工作雖因大津事件等而以失敗告終，但其基本方針則為伊藤內閣的陸奧宗光（1844-1897）外相所繼承。陸奧鑑於一直以來修訂不平等條約交涉失敗的原因，多是由於國內的反對，因而特別重視在國內形成共識；另一方面，成為駐英公使（兼任駐德公使）的青木，則在與英國的交涉中展現了豐富的經驗。一八九四年七月，日英簽署《通商航海條約》，同意五年後撤銷治外法權。不過，有關關稅自主權則較青木所擬草案更加倒退，僅只提高稅率，自主權則遭到擱置。包含關稅自主權在內之不平等條約修訂，必須要等到一九一一年才能完全實現。
實現修約的最大因素，是國際關係的變化。俄國藉西伯利亞鐵路的建設欲向東方推進，是一起影響國際關係甚鉅的事件。一直以來歐洲在亞洲的發展是經由海洋，藉由英國的殖民地及海軍實力而得以控制。就此而言，西伯利亞鐵路的建設可以說撼動了以英國為中心的整體國際秩序。此外，俄國同時又藉由加士比鐵路的建設，從側面威脅英國統治印度。同時，一八九一年俄法間開始為締結同盟
展開交涉，俄國的立場更加堅定（俄法同盟於一八九四年成立）。同年西伯利亞鐵路的動工，也是藉助法國的資金援助才得實行。
一直以來英國為了與俄國對抗，曾考慮在西亞利用鄂圖曼帝國，在東亞利用中國。不過，自此時起也開始關注日本。
改變英國態度的另一個因素是經濟。一八八九年，當大隈修訂不平等條約的交涉遭遇挫折時，英國《泰晤士報》便批判英國政府的態度。《泰晤士報》主張，與日本擴大通商明顯是有利的，受治外法權限制的特權式貿易已逐漸成為擴大貿易的障礙。
甲午戰爭
接著要談的甲午戰爭，其導火線是一八九四年三月在朝鮮發生的東學黨之亂。東學是為了與西學對抗，混合了儒教、佛教、道教的民間宗教。東學黨之亂雖然暫時平定，但陸奧宗光外相等人決定藉此機會與中國交戰，對中國提議共同對朝鮮改革內政提出要求，當中國拒絕，便單獨向朝鮮要求改革，七月二十三日局面甚至發展至占領朝鮮王宮。
中日間的戰爭始於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豐島近海的海戰，日本在陸海軍方面皆獲壓倒性勝利。其中一個理由是，包含組織和訓練在內的軍事技術存在極大落差；更重要的是政治現代化的差距。列國大多預期中國勝算較大。理由是日本陸軍只有十二萬人，相對地中國光是李鴻章（1823-1901）麾下便有五萬名兵員，其他尚有無數可動員的兵力。然而，實際上中國已再無可多動員的兵力。豈止甲午戰爭，中國有不少人甚至連日本的存在都不知道。把國家的命運視同自身命運的現代意義國民來說，日本遠勝於中國。
戰爭的結果，一八九五年四月締結《馬關條約》，除賠款之外，臺灣和遼東半島也割讓給日本。但其後旋即因俄國、法國、德國三國的干涉，日本被迫歸還遼東半島。還沉浸於戰勝喜悅的國民因此遭受莫大衝擊，臥薪嘗膽遂成為彼此的口號。這也是政黨對中日戰後經營採取合作態度（參閱第6章）的背景。
陸奧宗光（1844-1897）
陸奧宗光是紀州藩士伊達宗弘之子。父親也是著名的歷史家、思想家，唯由於敗於藩內政爭，宗光因而度過了窮困的少年時代。他在江戶學習的過程中，與坂本龍馬、木戶孝允、伊藤俊輔（博文）、勝海舟等人交遊，特別是與坂本一同行動，作為海援隊的一分子而活動。
維新以後，他歷任兵庫縣知事、神奈川縣令、地租改正事務局長等職，但因薩長的蠻橫粗暴憤而離職。西南戰爭發生時，土佐的立志社與之合作圖謀顛覆政府時，陸奧也加入而遭到逮捕，輾轉囚於山形及宮城的監獄。他在獄中閱讀、翻譯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在伊藤博文等人的奔走下於一八八三年獲特赦出獄。同年他遠赴英國，又在奧地利勤讀勞倫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於一八八六年回國。
回國後，他進入外務省並於一八八八年擔任駐美公使，又兼任墨西哥公使而締結了最早的平等條約。一八九○年回國後擔任農商務大臣，活躍於與議會的應對策略上。土佐的中島信行是其海援隊的夥伴，自由黨的星亨也長期是陸奧的部下。陸奧還曾自行出馬參選成為眾議院議員，但嫌惡官僚專制政治的態度從未改變。
他在第二次伊藤內閣中擔任外務大臣，在修約及甲午戰爭中活躍的事蹟，已如前文所述。其回顧甲午戰爭外交指導的《蹇蹇錄》，乃是日本外交紀錄的翹楚，展現了現實主義的極致。他因結核病在甲午戰爭後不久便死亡。原敬是受到陸奧影響頗深的人物之一，在原敬龐大的日記中，只有在描述陸奧死去的場面可以感受到其深刻的感情流露。
瓜分中國的進展
受甲午戰爭結果影響，列強遂開始毫不保留地推進過去一直以為是「睡獅」，對其潛在實力尚存一絲尊重的中國。
一八九六年五月，李鴻章藉由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 1868-1918）加冕禮的機會，締結《防禦同盟條約》（中俄密約）。這份條約規定中俄兩國共同因應日本的威脅，以此為名目，俄國由西伯利亞鐵路的一點橫跨中國領土，建設了通往沿海州的鐵路，並獲得經營權（條約為開通後三十六年中國有購回權，八十年無償為中國所有）。這就是東清鐵路（其後的中東鐵路、北滿鐵路），俄國在此確保了無需迂迴中俄北界就能通往海參崴的路徑。又於一八九八年租借三年前甫歸還自日本的遼東半島，更獲得建設由東清鐵路中心哈爾濱到遼東半島前端旅順、大連之東清鐵路南部支線的權利。俄國藉此獲得了長年以來期盼的不凍港。
同年一八九八年，德國藉口其傳教士遭殺害而租借青島，法國則租借廣州灣。另一方面，英國為了對抗旅順、大連及青島而租借威海衛，為對抗廣州灣而租借九龍。與之相比，日本只能要求中國針對臺灣對岸的福建省做不割讓宣言而已。
門戶開放宣言
美國對於這樣的情勢甚感不安。美國於一八九八年與西班牙就古巴問題開戰並獲勝利（美西戰爭），偶然地獲得菲律賓。在此契機下，美國對亞洲的興趣加深，並強烈擔憂中國淪為殖民地之趨勢。美國出於其建國歷程，對於歐洲的殖民統治向來抱持反感；同時也顧慮中國若遭列強瓜分，美國資本將無法進入。因此，美國反對中國淪為殖民地，在既存的列強勢力範圍中，也要求在通商上應保障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這就是一八九九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Milton Hay, 1838-1905）的《門戶開放宣言》。
大多數相關國家在原則上均對此表示贊同。《門戶開放宣言》雖不特別具備國際法性格，但美國認為這是外交的勝利，加強了以此路線向東亞發展的力量。
★本文經麥田文化授權，摘自《日本政治史：以外交與權力的雙重視角，解讀從幕府到冷戰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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