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三青年對談台灣空間去威權化的轉型之路 。（圖／記者陳弘修翻攝，下同）
記者陳弘修／台北報導
每年228假期前後，舊威權時代總會成為應景的熱議話題。對於台北市昔日的中正紀念堂（現稱自由廣場）被批評巨大雕像象徵對外連結威權崇拜的設計，台灣教授協會會長陳俐甫表示，「中正紀念堂」是轉型正義的核心問題，連結的是台灣歷史與良心正義，不只是空間問題。實踐大學建築系系主任王俊雄則認為，中正紀念堂就是中國民族主義在台灣的紀念碑，要談論轉型正義中的空間，重要的就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結合。
陳俐甫、王俊雄是在Y’s Day「週三青年日」28日舉辦的青年座談，做上述表示。這場座談主題是「廟堂之爭—— 台灣空間去威權化的轉型之路」，受邀的專家學者還包括身兼台灣公共策益召集人與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董思齊、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張維修、建築文資工作者凌宗魁，以及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學生陳紀礽。
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學生陳紀礽表示，自己以前的人生沒有經歷過過去時期，對過去歷史沒有特別感覺，對中正紀念堂的感覺只是大型公園，後來，隨著活動過程才慢慢清楚中正紀念堂的歷史與過程，也了解到其中的轉變很大，理解歷史再回去看，才了解為何該空間應該被轉型。
陳紀礽表示，即便有些人認為紀念堂已轉變成日常生活空間，但其實居民的使用狀況也沒有那麼日常，因為活動主要只在外圍而非核心與通道部分。對於希望改變該空間，社會上不只年輕世代，還有其他非常多世代共同的記憶，因此改變非如此簡單，中正紀念堂最重要的是有非常大的力量，可以讓真實與歷史相遇。
▲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學生陳紀礽。
▲台灣公共策益召集人、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董思齊。
台灣公共策益召集人、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董思齊表示，民主國家中城市的每個角落都應為人民所服務，同時也應由居民共同形塑城市的樣貌。而在這個有些人稱為「紀念堂」、有些人稱為「中正廟」的城市空間裡，以巨大雕像所在的堂體為主，一路向外連結的威權崇拜空間設計，讓許多人認為這個空間尚未完全解嚴，也讓多數民眾認同應該思考如何更好地規劃與應用這個空間。
董思齊說，伴隨台灣民主化歷程，事實上「中正紀念堂」這個佔地25公頃的城市空間已有不小的轉型，包括「自由廣場」的出現與兩廳院的文藝活動，已讓此地成為多元的使用場地，也乘載了台灣社會許多民主與多元的記憶。未來如何進一步打破堂體建築本身的威權象徵、加強空間與人民日常生活的連結，同時融入包括青年在內不同世代的想像，是強化台灣這個政治共同體內部連結力量的重要工作。
實踐大學建築系系主任王俊雄表示，自己生命中見證了中正紀念堂的建立，而中正紀念堂就是中國民族主義在台灣的紀念碑，談論轉型正義中的空間，重要的就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結合。不正義的建立很多時候是由空間去達成，如思想犯的代表標誌空間就是綠島、景美監獄，因而要達到轉型正義，除了歷史調查與報告，最重要的是必須由空間開始去打破。
王俊雄指出，不正義除了負面表述還有正面表述，也就是對統治者的歌頌，統治者頌揚空間如果沒有被處理，就難以讓轉型正義成為重要事情，中正紀念堂的現代生活是有陰影的，直到野百合運動才被打破，紀念堂的存在不可能是單一意義，如何為複雜的狀態去做註解或詮釋是最重要的事情。
▲實踐大學建築系系主任王俊雄。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張維修。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張維修表示，議題討論在台灣時常是困難而沒有共識的，但這也反映了台灣民主的珍貴。從不義遺址的角度，很需要去記憶沒有經歷過的事件，而空間上的親身體驗非常重要，這正是保留不義遺址的重要性。從城市發展角度，必須思考下一代發展目標，為下一代城市發展動力找到核心場域。對比紀念堂一開始的使用目標是為了塑造莊嚴環境，現今已是逐漸鬆綁的過程，但仍不符合現今社會的期待，該空間對日常生活所需要提供的生活條件也不足夠，與現今使用者有衝突，目前有非常多世俗化力量已在改變它，因而討論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沒有如此可怕與困難，未來必須找尋更多共同點，轉型的時間點自然會到來。
建築文資工作者凌宗魁認為，以民主自由而自豪的台灣社會民眾，在中正紀念堂自在進行休閒娛樂、觀賞展覽等活動而不會感到違和，建築形象也已與台灣融為一體。從國外看臺灣，從旅遊、電影、紀念品等各種文化面向，中正紀念堂是最顯而易見足以辨識代表台灣的鮮明形象，即便該符號是被政治所賦予，但一般台灣人已十分習慣，讓人時常忘記或是不在意建築場域塑造在歷史上代表的意義。
凌宗魁表示，銅像與建築的差異在於銅像代表的正面意義，象徵了台灣人要展現給外國人看的意象，空間的行動才能彰顯改變，把儀隊撤除、把銅像拿走，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行動，社會已有足夠支持，但只要銅像不拆、名稱不改，場域的詮釋未被轉化，威權幽靈就還籠罩台灣上空，也反映轉型正義在台灣推行的困難。
▲建築文資工作者凌宗魁。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陳俐甫。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陳俐甫表示，「中正紀念堂」是轉型正義的核心問題，連結的是台灣歷史與良心正義，不只是空間問題。三十六年來，經歷許多二二八的平反與進步，但中正紀念堂卻還在那邊。對於受難者而言，繼續彰顯加害者就是民主化以後對他們及家屬的二次傷害。用時間淡化或是刻意忽視這個件事情，不止無法交代日益凋零的受害者，會增加台灣人功利現實的傾向，顯得台灣人的無知甚至無恥。促轉會已認定中正紀念堂是威權遺址，只是沒有處理。家屬對於紀念堂的要求只有移除銅像，用紀念堂已公園化來護航是轉移焦點。獨裁者就是不能被歌頌，留下中正紀念堂，就是對二二八受害家屬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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