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城中城大樓發生火災，造成重大傷亡，而涉案者雖已羈押、保釋，但在其可能無資產下，受害者除向國家申請犯罪被害補償外，能否請求國家賠償，就是未來必須面對的課題。
雖此次大火死傷者眾，但涉嫌者違反注意義務的行為僅一個，依《刑法》第55條的想像競合，僅能從一重的傷害致死罪處。而此罪上限只為5年有期徒刑，故在每次重大公安意外時，要否增加重大過失以來提高刑罰，就不斷被提起，卻也常因時間經過，不了了之。更值得關注者，即是讓被害者能受到照顧與賠償。惟在行為人無資力下，就須將求償對象轉向國家。
依《國賠法》第2條第2項後段，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權利受損，國家應負賠償責任。故城中城大火，除了行為人的疏失外，地方主管機關未能確實為消防與建築安檢，亦是造成傷亡的原因之一，受害人就可因此請求國賠。
惟公務員的作為義務，多屬公益性質，能否將人民權利受損歸咎於此，勢必有爭執。再加以公務行為繁多，若有涉公安、甚至治安事件，國家就須賠償，財政實無力負荷。故在很長一段時間，司法實務傾向於否定此類事件的國賠，就使此等責任形同具文。
直至1997年，大法官做出釋字第469號解釋，認為除非公務員有裁量權限，否則就不應否定國賠，才算有所突破。請求國賠的障礙，還來自因果關係的證明上，因就算認定公務員未能落實安檢，但畢竟火災是由第三人所引起，若嚴格認定，國家的疏失就會被排除於因果之外。故於此類案件的因果認定上，就須採取較為寬鬆的蓋然性理論。
而請求國賠的困難，除法條的障礙外，還有接近訴訟的困難。因城中城的受害者多屬社會弱勢，根本無能力負擔龐大的訴訟與律師費用，僅能求助法扶基金會，以設立專案來解決。只是訴訟何時終了，卻又是個未知數。
故在考量訴訟請求的困難下，則《國賠法》規定的協議先行程序，就不能只是過水。尤其現行各機關所成立的國賠處理委員會，雖有外部人參與，卻仍是由首長所聘任，就難免於瓜田李下的質疑。國賠處理委員會的組成，實應由市民中隨機選出，既具有公正性，也是民主化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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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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