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報/張博涵曼谷駐村 以藝術做外交

文/黃千千

張博涵就讀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2014年底受邀至曼谷藝術文化中心(Bangkok Art and Culture Centre)從事藝術創作,因為喜歡面對真實的人、真實的社會,她持續將日常生活經驗與藝術連結。

曼谷藝術文化中心位在暹邏區(SIAM),鄰近朱拉隆功大學。9層樓的建築,內部仿造紐約古根漢美術館螺旋式設計,營造出特別的展示空間,並聚集許多創意小店與餐廳,吸引許多年輕族群與觀光客到訪。

曼谷藝術文化中心於2014年推出一項新的展覽計畫--《[-]1: ‘The Great Artist Of Tomorrow Will Go Underground’ — Marcel Duchamp》,根據空間、觀眾、藝術家和作品分成數個子計劃,其中張博涵所參與的《Autopilot》係將創作場域移至展場內,以實驗性的手法,挑戰展覽與空間的關係,觀眾在不同的時間點參觀可以看見作品不同階段的呈現,由於藝術家的行為也是展示的一部分,觀眾隨時可以與藝術家互動。

計畫將來自不同國家的藝術家們放進同一空間內,希望藝術家們互相能有交流與合作,並反映在作品的呈現上,因此不同於一般策展時作品會事先定位,曼谷藝術文化中心提供了一個開放性的展間,由藝術家自行選擇喜好的區域進行創作。

▲展覽以實驗藝術先驅-馬塞爾杜象(Marcel Duchamp)的預言命名。(圖/張博涵提供)

張博涵在二歲前曾與雙親同住泰國,因此原先申請計畫時,她提出了:「假使二歲後仍然居住在泰國,會有何種成長經驗?」的構想,期望藉此構築出平行世界的另一個自己,探索可能的生活樣貌。

但到了當地發現實際情形與當初預想的完全不同,館方告訴她沒有足夠的時間、經費與人力協助她去找尋自己的過去,連後來創作的過程也相當克難。「我原本以為美術館有工廠,可以自己買木料來做門,但沒有。」當她好不容易借到一把鋸子,卻發現是一把生鏽的鋸子時,彷彿註定踏上一場充滿各種插曲的旅程。

當張博涵到達曼谷藝術文化中心時,許多區域已被當地藝術家選走,只剩下展間的中央位置,「那是一片沒有牆的空地,頓時有一種孤立無援的感覺。」但同時,她也開始思考可以如何運用這塊空間。

後來她決定做一扇可以繞一圈的門,藉由門的開與關,構成空間的轉置,抽象地連結其他藝術家的作品,也運用影像設計出一系列的裝置作品,將到曼谷後觀察到的現象融入其中。

▲在曼谷期間張博涵結交了許多泰國朋友,泰國人的熱情與善良讓她難忘。(圖/張博涵提供)

在設備、物資與預算都缺乏的情況下,張博涵只能尋求外界的幫助,卻也因此體驗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好比說尋找門的過程,彷彿歷經一場奇遇記。

「我每天都和計畫助理哭訴說我都沒有錢做門,我都沒有門,門怎麼辦?」她露出哀怨的表情重現當時的情景。她形容當時不堪其擾的計畫助理只好加入幫她找門的行列,碰巧助理的室友Mina家裡經營木頭工廠,一行人便開著車,前往二、三個鐘頭車程外的曼谷郊區。

▲計畫助理、Mina爸爸和張博涵開心地與門合照。(圖/張博涵提供)

聽到這裡,不得不感嘆這情節充滿奇幻色彩,張博涵認同的說:「而且那天是聖誕節耶!就有一種呼~一個荒野冒險的感覺,一直開一直開。」

而與Mina父親的相遇也充滿驚喜。「我去過台灣……」曾經在桃園當過二年移工的Mina父親一見到張博涵,努力地用僅剩的中文詞彙拼出對台灣的記憶,不僅讓她覺得這一切湊巧的難以置信,也讓在場的其他人嚇了一跳。

「爸爸人非常好,他似乎什麼都想給我,廁所門啦!實木門啦!讓人感覺盛情難卻。」不僅如此,Mina父親還堅持買啤酒請她們喝,一邊喝啤酒,一邊吃香腸,讓原先還在苦惱找不到門的她開心的說:「我覺得Mina爸爸就是聖誕老人。」

至於剩下的材料,則是某天她走在路上,發覺有一堆準備丟棄的木材,她思考了一下,決定鼓起勇氣詢問泰國工人。「我用google翻譯,一個詞一個詞表達,我是藝術家,對就是藝術家,不要的,木頭,可以給我嗎?」

於是捐贈的廁所門和廢棄木材,成了她的創作素材,儘管歷經不少波折,但最後仍舊完成了預期的創作。無論在她返台後的今天是否仍舊展示,抑或是隨著展覽的結束而被扔棄,那扇門早已超脫國界與存有,持續連結著她與那裡的一切。

▲玻璃園廟專門接收、整理民眾不要的物品,再以非常低的價格轉賣給有需要的人。(圖/張博涵提供)

你想去哪裡?

結束曼谷藝術文化中心的計畫後,張博涵並沒有馬上回台灣,而是搬到素有曼谷小日本之稱的鵬蓬輕軌站附近,一個名叫Tentacles的空間進行駐村,在那,她做了另一件影像作品《where do you want to go》。「我覺得在那裡比較好玩,但也比較傷心。」

由於這項計畫偏好研究型創作,讓藝術家得以從事自身感興趣的題材,張博涵花了許多時間到處走動觀察,從城市角落挖掘素材。

碰巧Tentacles附近有一個摩托計程車的駐點,每當她去超市採購時,總會經過那,不時與司機們有所互動。便利的摩托計程車是曼谷繁忙交通下的一種解套,隨時可見各式各樣穿著橘色背心的司機們穿梭在大街小巷,摩托車對於這位台灣籍藝術家而言不僅有著強烈的情感連結,也是在地庶民文化的一種展現。

▲摩托計程車司機雖為個體戶,但彼此間以團隊合作的方式,讓每位司機都有出勤的機會。(圖/張博涵提供)

張博涵表示,橘色背心不僅是司機的職業象徵,也在穿上的那一剎那,將人的主體性給掩蓋,物化為一種交通工具。然而,當司機脫下背心,儀式性地卸下工作身分後,他們自己會想要去哪呢?於是從一件背心,延伸出整個拍攝計畫。

「我一開始並沒有先預設立場說我要訪談誰,也沒有要求他們一定要分享溫馨的故事或什麼。」在不打擾司機們工作的前提下,幾經嘗試拍攝與反覆思考後,一名留著微卷短髮的中年女性-Mayuree Muenthong成為她的影片主角。

影片的一開始,Mayuree坐在家中述說著自己從事這份工作的緣由。塗鴉、熊玩偶、衣物和各式家用品,張博涵以一種緩和的敘事角度,讓觀者從「家」這個私密場域出發,編織出對主人翁生活的想像。「我一開始到她家蠻吃驚的,五坪大的套房住了六個人,最小的女兒還在上國中卻已經在超商打工,全家都得工作才能維持經濟平衡。」

對Mayuree而言,摩托計程車司機是一份低門檻、時間彈性、僅須耗費勞力的職業,是迫於生活與經濟壓力的無奈。因為不能選擇顧客,除了遇到外國籍顧客會有語言困擾;身為穆斯林,面對教義規定不得與陌生異性有肢體上的接觸,Mayuree也必須承受內心的掙扎。

當Mayuree在拍攝期間載著張博涵往返車站與家時,漫長的行駛過程不僅僅是種記錄,更讓觀者藉此成為Mayuree,或被她所乘載的任何一個人,一同去她想去的地方。

▲雖然語言不通,但張博涵用心地請朋友協助翻譯,並親手寫下一張張手卡與司機們溝通。(圖/張博涵提供)

正如Mayuree在那之後不斷地重複訴說著對於清邁的美好期望:「我之前曾經去過清邁,那裡是多麼的美麗,但我的小孩從來沒去過,我希望能夠和他們一起去。」透過張博涵的視角,觀者所看見的不再只是某位司機的狀態好壞,而是在一幕幕的轉換中,感受到這輛機車上所承載著的,是一個母親對於家的責任與愛。

儘管藉由攝影的紀實手法,展現出某種現象的實際存在,但張博涵認真的強調,她並不是特別想要藉由影像呈現出人物的悲慘狀態,而是碰巧拍攝了Mayuree,而Mayuree過著較為艱辛的生活,假使今天換作是另一位司機,或許是快樂的故事也說不定,一個人的好與不好,不能推論到整個群體上,所以她並不希望觀者被此給限制住。

張博涵補充,那個摩托計程車駐點大約有15位司機,但並非每位司機每天都會上班,也有大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打工,因此相同的一份工作除了從中獲得收入以外,對於每個人有不同的意義與價值。

我問她,從司機們身上她看見了什麼?張博涵說,是一群認真生活的人。如果未來允許的話,她希望能夠繼續完成未完成的記錄,收集每一位司機的故事,並將整個創作計畫發展得更完善,呈現更豐富的生活樣貌。

後記

在曼谷生活的期間,張博涵觀察到族群間的貧富差距,每天經過的路上持續興建商辦大樓,裡頭工作的全是泰國人,蓋著自己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能力住進去的房子。而另外一頭則是一排高檔日式餐廳,與工人常去的小吃路邊攤形成強烈的對比,從「吃」這件事情上就足以將族群一分為二,但卻同時發生在同一個時空。

儘管外貌容易被誤認為是日本人或韓國人,也能說得一口流利的日文,但面對外界對她應屬於哪一方的劃分,她卻選擇讓自己在那時成為一名努力嘗試訴說泰語的台灣人。

「好想回泰國噢!泰國人都對我好好噢!」張博涵懷念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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