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意外》中母親與當地警察對話。（圖／翻攝自imdb）
文／虎嗅網
1991年，美國德克薩斯州維多市，34歲的離異女子Kathy Page(佩奇)被人發現死在自己車裡。據推斷，她在死前遭受了毆打、勒頸和強姦。
經歷了絕望的兩年後，鑒於警方的低效之舉，死者的父親James Fulton(富爾頓)開始在各類街邊看板上投放自己的憤怒。
「員警搞砸了案子、正義的審判遲遲未至、你沒准也會碰上這種事！」
「這裡是維多城奧蘭治縣，在這裡你即便殘忍地殺害一名女性，也沒人管」
「Steve Page（受害者前夫）殺了他妻子，然而員警卻不願解決這個案子。我堅信這些員警肯定受賄了，司法部長應該來這裡調查」
除了在看板上對當地警方展開抗議外，每逢女兒生日時，富爾頓還會在當地報紙上刊登廣告，祝自己女兒生日快樂，以提醒公眾不要忘記此案。然而遺憾的是，此案至今未破。
距今近二十年前，一位名為馬丁•麥克唐納的英國作家，在坐巴士經過得州時，看到了這些看板。
如今，馬丁•麥克唐納導演的《意外》斬獲了包括奧斯卡影后在內的多項大獎。
▲失去女兒的單親媽媽，投奔私力救濟。（圖／friDay影音提供）
司法不彰，則私法必昌
多年前的一個記者發佈會上，某發言人曾留下傳世名句「法律不是擋箭牌」，以警告那些在中國自討苦吃的外國媒體。
這話的確切中要害，即便是人類社會的最大公約條款，法律的最終價值還是要依賴有效性得以彰顯。如果法律無法保護那些列在紙面上的權利，則其不過是一句空話罷了。
於是，當司法不彰時，則私法必昌，當公力救濟失效時，人們就會投奔私力救濟——不通過國家機關和法定程式，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實現權利，解決糾紛。
這自然是絕佳的戲劇衝突題材，古今中外有太多文藝作品構架於私力救濟模式之上：比如「為救李郎離家園，誰料皇榜中狀元」的《女駙馬》、比如「此案如不究明實情，浙江將無一人讀書上進」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比如「我要求你主持正義」的經典黑幫電影《教父》、比如「自由之樹必須時常用愛國者和暴君的鮮血來澆灌」的美國戰爭大片《勇闖奪命島》……以及最近迎來熱烈討論的《意外》。
其實，拋去《意外》中那些角色之間的私人恩怨，整個故事主線及核心，就是一位喪失女兒的單親媽媽，因為不滿警方遲遲無法破案，而通過在看板上發出質疑來進行私力救濟的經歷。也正因此，很多國人將其類比為美國版的《秋菊打官司》或《我不是潘金蓮》。這三位女性的共同之處，就在於永不後退，因為她們身後無人支持。
從審美角度而言，這種身負冤仇，手逆乾坤的故事，無疑是非常吸引人的。然而在現實中，私力救濟的行為卻不一定都能得到欣賞。
▲《意外》的女主角，自從打廣告質疑員警後，開始被員警盯上 。（圖／福斯提供）
舍法求法的代價
原《焦點訪談》主持人敬一丹曾出過本書，叫《聲音》，其主要內容架構，由數以萬計「看也不忍，不看也不忍」的觀眾來信組成。在書中，敬一丹寫到——「有不少農民與律師一起找到了電視臺，傾訴不平，尋求公道。我問過了農民又問律師：為什麼不走法律程式而找電視臺呢？律師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覺得輿論比法律有力量。」
然而，不通過常規路徑尋求正義，即「舍法求法」，看似捷徑，其成本天然卻要增加許多。且不說花費時間精力金錢去求人托人雇人，光是苦主在這一經年累月過程中所展示出的痛苦、絕望、偏執、瘋狂，就讓很多常人惟恐避之不及。
比如《意外》的女主角，自從打廣告質疑員警後，先是自己被員警教訓，隨後當地神父過來勸勉「所有人都不站在你這邊」，再之後被人身體威脅、遭受電視臺批評、同事被員警拘留、送孩子上學被扔垃圾……而在真實事件中，佩奇的兩個女兒也由於外公的看板，在學校受到了欺淩。
再比如村婦秋菊從市里告狀回家後，家裡人說「你別告了，你都不知道村裡的人怎麼說我們家，說我們是刺頭兒，以後人家都怕我們了。」
正應了那句話：「我們國家是這樣的，如果你一輩子不攤上什麼大事兒，那幸福指數是真的很高。但一切的前提是，你別攤上什麼大事兒。大家平時都是BAT工程師，江浙滬小老闆，外企資深HR，光鮮亮麗，文明禮貌，看美劇聽巴赫，談投資聊上市，一旦出了事，橫幅拉起來，微博發起來，膝蓋跪下來，和進城討薪，在包工頭面前磕頭的農民工其實沒啥區別。」
事實上，私力救濟，尤其是為雪深仇大冤的私力救濟，對於普通人來說，無異於一次艱苦的創業歷程。不同於創業者可以接受失敗、止損或其它退出機制，私力救濟往往是無法接受失敗、不達目的不甘休的。而在這個過程中，調動人力、資源所需要的能力，須具備的勇氣、毅力與決斷力，都和一個項目創始人沒什麼不同，這些素質也是絕大多數人並不齊備的。
更何況，在司法機器都無法給出答案的前提下，憑藉個人能量又有多大幾率能夠伸張正義？無論《意外》還是秋菊、李雪蓮，這三位女主最終都沒能達成自己起初的願望，反而陷入更深的漩渦中。
但，看板就是最後的擋箭牌
人類社會至今都有相當高比例的苦主，並不會把希望寄託在司法機構那裡。英國的一項實證研究表明，個人面對較重大的侵權事項時，只有20%的可能性會訴諸法律程式。在美國，如1000美元以上的民事案件中，只有1/10的美國人會與律師聯繫，律師只就其中約1/2的案件起訴，起訴後能夠走到法院審理這一步的，連10%都不到。
可以說，現代社會絕大部分糾紛是通過非司法方式解決的，其中私力救濟的作用不可忽視。
即使私力救濟既不體面效率亦不高，法學界對其評價更是足夠負面——「私力救濟與生產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類早期社會密切聯繫」。但私力救濟的存在無論是對受害者，還是對社會其他成員而言，都有著巨大的正面意義。
作為一個伸張正義的新管道，其對於受害者的價值自不必說。而《意外》的女主和「秋菊」們，對於社會公眾最大的價值，就在於她們自掏腰包，自負精力，自擔支出，以向社會重申權利的價值，和侵犯權利的代價。
法學泰斗貝卡利亞曾經說過：法律的震懾力，源於承擔犯罪後果的必然性，而非承擔犯罪後果的嚴重性。即便司法機構無法懲罰犯罪者，可還有私力救濟者接手，他們沒有結案時限，沒有調查終點。無論多麼高明的犯罪者，都知道世界上此時此刻還有人在尋找自己。這就已經構成對犯罪行為的有效威懾了。
於是，當法律不再是擋箭牌的時候，看板還可能成為最後一道擋箭牌。
基於某些原因，我們不太可能在國內看到類似的看板，普通人在當前治理體系下也少有私力救濟的空間，唯一曙光恐怕就是社交媒體上的轉發。
但這一途徑眼下看來尤其噁心。
鑒於受害者或審冤者往往「不合群、不得體」的表現，再加之人們心中「一個巴掌拍不響、蒼蠅不叮沒縫的蛋、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等辯證法思維，受害者有罪論在公眾輿論場中逐漸成為了一種共識。
豆瓣網友「小波福娃」曾總結過，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做一個完美受害者至少要遵守以下幾條——
1.公佈的事件必須有足夠的、多方面來源的證據支撐，措辭嚴謹，邏輯清晰，除了事件本身之外，不講太多廢話，十分節制，既能戳中痛點，又不過於煽情（有寫公號十萬加的能力）；
2.面對各種非難和指責，保持冷靜和克制，沒有一句廢話，只點出該反對觀點的要害，一切見血（有一定公關能力和技巧）；
3.絕不多說話，也沒有重大措辭和策略失誤，對自己做得不夠好的地方有充分的理由解釋和事實支撐；
4.沒有可以被人肉出來的前科和不能見人的黑歷史；
5.有足夠的社會和家庭支持，不至於心理崩潰而失態罵人；
6.事件解決完/滿足訴求後，立刻停用帳號。
而任何受害者敢違背以上任何一條，人們就會迅速收回同情，開始拿「實錘」進行理智地質疑，將受害者重新設定為欺騙了自己的信任和感情的騙子，進而破口大駡，並期待反轉。具體可參考江歌母親、杭州林先生、夏俊峰之妻、馬泮豔等人的遭遇。這些受害者，基本都難逃更多的「二次傷害」。
不用猜也知道，就《意外》電影中的女主，或這個故事的原型，那位老父親的那些表現，如果發生在國內早被微博上的口水淹沒了。
當有人付出如此大成本，實踐對社會有正外部性的事情，也難逃人們的娛樂化消費與誅心指責時，不止法律不是擋箭牌，權利、正義和道德這些更虛無縹緲的玩意，就更無法成為誰的擋箭牌了。或許，大家都自信此生，永遠不會攤上什麼事兒吧。
即便攤上事了，也請不要聲張，恐怕你的身後，早已空無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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