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尺門的辯護人》去年播出時，雷嘉汭飾演的莉娜擔任臨時「司法通譯」，讓大眾對於移工在司法上的困境有了些微認識。（圖／八大提供）
記者林育綾／綜合報導
去年Netflix播出《八尺門的辯護人》讓許多人看見移工在司法上的困境，也對「司法通譯」這個職業有了些微認識。出生越南的羅漪文擔任「司法通譯」期間，經常讓讓涉案移工覺得「不再沒人聽懂我說的話」，進而卸下恐懼。透過她的紀錄看見，許多移工逃跑、失聯後，被貼上「非法外勞」標籤，其實他們僅僅是為了多賺點錢，卻十分卑微。
根據勞動部統計，截至2023年10月在台移工多達75萬多人，失聯移工卻超過8.3萬人，而且逐年攀升。新聞標題常以「非法外勞」來形容，讓人誤以為移工犯了殺人、放火、搶劫等重罪；實際上，他們大多數只是想要換一個更合適的工作、想多加班、多存點錢寄回老家而已。可是礙於法規限制，移工要換工作、換雇主、打工增加收入等都很困難。
作家羅漪文出身於越南西貢，13歲隨父母定居台北，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目前在大學教授現代中文基礎寫作，並從事中越文筆譯、司法通譯等。身為華裔，她的家族經歷戰爭、逃難、偷渡、黑戶口、打零工，因此當她成為司法通譯後，也比別人更能理解這些台灣移工。
她寫下《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一書，根據書中描述，合法移工的薪資大多分布在2.5萬至3萬之間，但要是逃跑在外，則有可能找到3萬至4萬的工作。只有很特殊的情況，例如疫情第一年的口罩工廠，密集爆肝輪班趕工，薪資可高達5-6萬，或是疫情第2年台灣鋼鐵業接到國際訂單，在賣力加班之後，終於可以向同胞炫耀自己高達9萬的薪資單。
然而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幸運找到高薪工作，想要賺到4-5萬的薪資，通常得辛苦熬夜，如夜間磨豆漿、早餐店凌晨備料、食品廠漏夜分裝蔬果之類，這些工作台灣人不願意做，就由年輕的外籍勞工補上。
▲《八尺門的辯護人》去年播出時，讓大眾看見移工在面對司法上的困境，也對「司法通譯」這職業有了些微認識。（圖／八大提供）
羅漪文在書中提到，某個夏天的夜晚，一名年輕男孩被查獲，他也僅是想為了多賺點錢還債。他緊張結結巴巴地說，自己在老家還欠幾千萬越南盾。「那是多少呢？就取每位外勞須付給仲介的平均金額1億2千萬越盾的一半好了，那就是6千萬，折合台幣7萬元。」
年輕人被帶進收容所之前，突然伸手拉住她的手，哭著要求她幫忙說情，嚇得一旁專勤人員大聲斥責，「幹嘛？你怎麼可以拉通譯老師的手？」羅漪文說，她的手上殘留著年輕人冰涼的汗漬，愛莫能助的挫折感，影響她一整夜。
她也發現，在很多次筆錄的場合中，當事人在向執法人員供述的同時，會對她拋擲他們的零星哀嘆。由於陷入陌生語言、嚴肅法律情境裡的涉案移工，很容易感到孤絕，一旦發現有人聽懂他們說話，大多數都忍不住絮絮叨叨一番。
羅漪文說，「我不至於過度自戀地以為自己很重要，是『師父』等級可以聞聲救苦、普渡眾生。我只慶幸地發現，恰恰是我的移民家庭背景和多年的文學薰陶，讓我可以絲毫不困難地同理那些想賺錢、想翻身的欲望與脆弱，但同時因為司法通譯要求專業、中立，讓我不能也無須表態，無形中移除了必須回應他人的緊張感。」
她發揮默默且專注聆聽的本能，而這種聆聽的品質，恰恰是倒楣的人們所需要的。「甚至，他們會趁著執法人員不在場的短暫空檔，對著我匆匆訴說，應該不僅僅是隨機偶然。」
每一次的司法通譯，常常是某一位在台灣的異鄉人正在受苦。而通譯的每一字、每一句翻譯，都攸關涉案移工的權益，卻長期被漠視；因此哪怕費用極其微薄，羅漪文仍全力以赴，並將擔任司法通譯的所見所聞，寫下《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不僅獲得第24屆台北文學獎年金類首獎，如今也由寶瓶文化在1月4日出版發行。
▲羅漪文《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由寶瓶文化出版。（圖／寶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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