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逃靠電子監控，因侵害個人的行動自由，除了必須法律明文外，也得遵行法官保留原則。（圖／視覺中國CFP）
引發全球一股「#MeToo」運動的始作俑者，即美國好萊塢知名製片Harvey Weinstein，他自行到紐約投案，並立即被控以一級強制性交及性騷擾等罪。不過，其得交付一百萬美元的保金及護照，也願意接受電子監控，以換取人身自由，只是此等嚴重犯行，若於台灣，交保的可能性幾乎微乎其微，就注定羈押一途。若果真如此，在未來，對於羈押替代手段或許就得更多元，甚至是採行電子監控。
目前，對於羈押手段的替代，雖有保釋、責付、限制住居，以及司法實務所自行創設的限制出境，其中，較有防逃效果者，當為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就限制住居來說，目前檢察官或法官往往要求被告每天於固定時間，至居住所在的警察機關報到，不報到，就成為羈押理由。只是此種報到制度，還是得依賴相對人的誠實性，一旦不報到，往往即已潛逃。也因此，才會有限制出境、出海的附帶處分。
而限制出境並沒有出現在《刑事訴訟法》中，是由最高法院以其屬於限制住居之一種為擴張，備受批評，司法院也準備修法。但就算將限制出境法制化，在警力有限下，仍會出現諸多的監控間隙，還是得藉助電子科技為配套。
以現今科技，乃是將GPS定位系統裝設於被告身上，使其可以在白天出外工作或讀書，但須於夜晚待在家中，並禁止進入某些區域；一旦違反，除了身上的監控器會響起警告訊號外，警察也可立即進行逮捕，多少能彌補目前的監控漏洞。
惟目前的GPS定位，屬於全天候的監視系統，致侵害個人的行動自由。所以，除了必須在法律明文之外，還得考慮是否僅能由法官來決定。這是因目前若不聲請羈押，仍可由檢方自行決定是否交保、限制住居或責付，也因此，若引入電子監控成為替代羈押的手段之一，檢察官似就可因此取得是否施以電子監控的決定權。而且，現行對於性侵害假釋或緩刑犯的電子監控，也是由檢察官來決定，若作為羈押的替代手段，似也應比照辦理才是。
只是限制住居、保釋、責付等，比起電子監控對基本權的侵害，實遠不能及，更涉及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限制必須由司法機關決定的束縛，不應由檢察官來決定。至於對性侵害假釋與緩刑犯的電子監控，因涉及的是刑罰執行，在檢察官具有指揮權限下，讓其具有決定權，仍勉強有正當性。但於偵查階段，施以電子監控的人權侵害已接近羈押的程度，就該遵守法官保留原則。至於一旦將電子監控法制化，對於監控費用的負擔、該遵守的誡命等等，也應一併於法律為原則性規定，再授權由司法院、法務部，針對實際執行的細節，為具體的命令頒布。
當然，電子監控的引入而成為羈押替代的手段，不代表防逃機制因此完備，只能說，藉由科技的置入，能夠重新檢視與省思目前羈押及其替代制度的缺失，並從中改良現行漏洞百出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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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台灣永社理事、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著有：《法官應該我來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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