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圖／路透社）
文／牛淚
自習近平上任五年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很多領域都在解構重構，原來一些司空見慣的東西，可能突然被關上閘門，一些原本成為歷史的東西在強勢回歸，一些在政治、經濟或外交等領域曾經具有風向標意義的事物和觀測方式突然「失靈」，這是人們五年來對中國社會的普遍感受，很多人對此都備感困惑。
事實上，困惑還不止於此。因為各方面的變化在同時發生，很多人還掉進了某個單獨事件或特定領域的陷阱。而抽離事外者，又困惑於這些變化背後的內在驅動，極難全面透視其變化的內在規律，而無法對這些龐雜的現象進行系統性歸納整理，也就無法得出一個既可以為大家普遍認同的、又服膺於客觀事實的準確結論。
就以最近發生的與中國有關的熱點新聞來說：為什麼孫政才是以突然「消失」方式離開了中國的公共輿論？同樣是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為什麼五年前薄熙來被免職時舉世皆驚，很多人都將之視為一個影響深遠而嚴重的政治事件，而現在，孫政才被免職並立案審查，大家認為根本就算不上什麼事情？
為什麼，從栗戰書到劉雲山，從官媒喉舌到各封疆大吏在不斷地為習近平思想理論體系宣傳造勢，「最高領袖」、「最高統帥」等稱呼在從官媒喉舌上消失多年後又重回中共官方話語體系；而與此同時，對於海外輿論場關於「習近平思想」的賣命鼓吹，中共卻始終嚴防死守不讓進入國內，大陸某些官方理論刊物推出的「習近平思想」文章也被要求刪除。
為什麼虛擬專用網路（VPN）突然被嚴厲查禁，很多互聯網平台接連被勒令關停整頓？
為什麼會發生劉曉波事件、郭文貴事件？為什麼一個明顯在信口開河的郭文貴，居然引發了如此巨大的輿論效應？為什麼從「明天系」的肖建華到安邦保險的吳小暉，再到大連萬達的王健林，這些曾經呼風喚雨的商界大老，突然一個接一個倒楣，而且在同一時間紛紛進行產業或投資結構的方向性調整？
為什麼這些事情會同時發生？這些是一個個孤立的事件，還是說有什麼內在本質聯繫？它們反映出中國政治社會，當然也包括互聯網、經濟、軍事、外交等等所能想像到的其他所有領域—就像共產黨領導人所強調的那樣，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在中共黨的領導下正發生著什麼事情？
弔詭的是，當你試圖用原有的分析框架為這些問題尋找答案的時候，就已經掉進了一個四壁掛滿獎章的陷阱。你曾經用熟悉的分析框架得出過很多令人信服的結論，這些結論令你自負；但在今天，如果囿於原有分析框架，就會發現自己得出的結論，要麼是碎片式，要麼毫無說服力，要麼和現實差距萬里。
所以，與其一開始就將視野集中在這些具體領域，還不如先從這些現象抽離，更為宏觀地從歷史維度瞭解中國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著什麼事情。由於中國是個一黨執政的國家，民主集中制的議事設計使得黨的最高領導人具有決定幾乎一切重大事務的終極權力，因而，從習近平入手，似乎是瞭解這些變化的最快速路徑。
我記得還在2012年十八大習近平剛上任的時候，多維新聞就洞見到可能發生的歷史性變化，作出了中國即將進入「習近平時代」的形勢研判，並提出了按照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等三代劃分的觀點。我在當時亦從習近平「前後兩個三十年」的論斷推演，提出過類似的概念，並指出習近平對中國的影響不止於未來三十年時間。從網上回溯歷史也可以發現，其實早在2016年10 月下旬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推出「習近平核心」之前，多維新聞就已在2015年3月1日的社論《習近平核心地位的時代必然》中提出了「習近平核心」的概念。
這些概念的提出，曾經讓多維飽受批評。有不少受制於過往歷史經驗的批評者認為嚴重高估了習近平的影響力，當時有很多人認為習近平不過就是另一個江澤民或胡錦濤，甚至可能連江胡的權威都不如；一些自由派批評人士更是將多維的分析研判稱為「阿諛奉承」。但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不過是短視和洞見的差別罷了。這些變化，以及當初的這些爭論，或許就是很多人在今天仍然看不懂的原因。那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現象的本質，沒有看到現象背後的終極驅動因素。
2017年6月21日，來自中美兩國的頂級智庫專家學者，由前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擔任主任的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和美國傳統基金會在華盛頓進行了一場有關「中國崛起的世界影響以及十九大之後中國外交政策走向」的對話，期間與會專家對中國問題的激烈討論，也驗證了外部世界對中國正發生的各種劇烈變化的不解，以及絕大多數觀察者還沒有清晰地認識到應該以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方式來測量當下正在發生的各種變化。
為這場對話致閉幕詞的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首席顧問、同時也是多維新聞總策劃的于品海先生，在對話即將結束時對現場參會中美專家的一段「訓誡」，或許具有觀察當今中國社會重大問題的方法論意義。
于品海先生在過去十幾年一直參與中美雙邊對話，並且密切關注著中國發生的各種變化以及外界對這些變化的各種討論。他表示說，過去十幾年的中美對話改變顯著，因為原來雙方有很多誤解，或者是對於中國如何表現或是政治決策如何運作缺乏瞭解。但是在最近幾年，他認為這情況又在死灰復燃。
為什麼會這樣？他認為是過去30多年，外界通常是透過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來瞭解中國，這是因為鄧小平30 多年前開始推動的政策，人們都開始習慣這件事，已經習慣於用對鄧的觀察分析來分析中國發生的事情。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時期，這種觀察是有效的。因為從廣義上說，江澤民和胡錦濤都可以歸入到鄧小平時代，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以及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都是對鄧小平理論適應與後來事實變化的調整或補充，也就是說中國政治社會的發展，以及中共理論體系的主體構成，在江、胡執政時期，都是鄧小平路線的延續，所以在當時，用對鄧的觀察分析來研判，基本上就算不是太準，也不會犯太大的錯誤。
但在近幾年，習近平建構起相當不同的結構，中國如何演進的軌跡在發生改變，中國已經進入了習近平時代，但是人們還沒有習慣，還沒有看到這種時代變化已內在成為本質，依舊用鄧時代的方法論測量中國。在美國智庫及學界，依舊有不少人用「鄧時代」或「後鄧時代」來研判，這就必然會判斷錯誤，甚至陷入迷茫。
再進一步說，這種變化不僅發生在中國國內，還發生在國際社會，整個國際社會都在因為中國崛起所帶來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而發生改變，而習近平正是這場範式轉移的領導者與推動者，所以對於中國相關的國際問題的觀察，也不能忽視了這個因素。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大部分人因為身處在這個時代，「身在此山中」的視野限制，或是一些意識形態因素，讓他們無法感知變化發生，或是已經感知了也不願承認。所以，如果說觀察今天的中國需要有一個方法論，那麼這個方法論，就必須要以一個正確的認識論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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