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愛德華‧格雷瑟（Edward Glaeser）
譯／黃煜文
道路越多，交通越不順暢？
傳染病將城市連結人群的巨大優勢轉變成死亡的原因。交通堵塞同樣也削弱了這項優勢，因為人們變得難以在城市裡四處遊走。過多的垃圾使城市街道成為健康的危險因子；過多的駕駛人使城市街道成了停車場。
提供乾淨飲水需要工程的解決方式，但提供不壅塞的交通需要的不只是科技層面。我們的街道只有在用路人不過度使用道路時才能發揮效用，對此我們必須用上經濟學家的工具。
開車創造了負面的外部性，因為一般而言每個駕駛人都只會考慮自己的成本與效益。駕駛人通常不會考慮他們開車上路會讓其他用路人的速度減慢。因此，修正外部性的最佳方法就是讓使用道路的人付費。
將飲水引入城內、將汙水排出城外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這挑戰了工程技術的極限。但交通堵塞不僅是一項工程挑戰，同時也是一項心理挑戰，這是因為每一項改善都可以改變駕駛人的行為，然而駕駛人的行為改變之後，實際上卻抵銷了改善的成果。
▲駕駛人通常不會考慮他們開車上路會讓其他用路人的速度減慢。（示意圖／記者季相儒攝）
數十年來，為了解決車輛太多道路太少的問題，我們不斷鋪設更多的道路，但每開通一條新路或一座新橋，就會吸引更多車輛前來。
經濟學家吉爾斯‧杜蘭頓（Gilles Duranton）與馬修‧特納（Matthew Turner）發現，汽車行駛增加的里程數實際上與新開通的道路里程數是一比一的關係，他們稱這種現象為道路堵塞的基本法則。
從交通問題中可以明顯看出，要滿足人們對免費事物的需求是不可能的。道路的建造成本昂貴且使用的效益很高，但美國的用路人似乎認為免費開車上路是人權法案承諾的基本權利。
蘇聯過去曾以人為的方式讓消費商品維持低價，結果造成商品架上空空如也，店門外則是大排長龍。基本上，當民眾可以免費開車行駛於城市街道時，就會產生相同的情形。
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加拿大經濟學家威廉‧維克利（William Vickrey）想出改善交通堵塞的最佳方式。維克利首次思索大眾運輸的難題，是在一九五一年他參與市長的委員會，負責改善紐約財政的時候。
維克利的任務是為地鐵釐定票價，他發現，「私家車與計程車的使用者，或許也包括公車的使用者，大體來說，這些人負擔的成本並不包括他們使用交通工具所增添的成本」。
當我們開車時，我們認為自己應負擔的成本有時間、汽油與車輛的折舊，但我們通常沒有考慮到自己也將某些成本（如失去的時間）加諸在別人身上。我們不認為自己造成交通堵塞，因此，我們經常過度使用公路。
經濟學家面對這種問題，理所當然地認為應對駕駛人課以完整的通勤成本──這意謂著加徵一筆費用，使駕駛人負擔他們的車輛對道路其他部分加諸的成本。
▲2003年開始倫敦開徵堵車稅，從此交通堵塞的問題也獲得改善。（示意圖／取自免費圖庫Pixabay）
維克利在一九五○年代末期針對華府的公車系統提出他的核心見解，在報告中，他首次主張應針對駕駛人造成的交通堵塞向駕駛人收費。維克利受自己身處的城市所啟發，他的想法再次證明城市的創新具有自我保護的功能。
在推行電子收費系統（E-ZPass）之前的數十年，維克利已經想到以電子系統來課徵堵車稅（congestion charges），而且他建議交通尖峰時間的堵塞情形尤其嚴重，此時應提高收費。
數十年來的經驗證明維克利是對的。鋪設更多道路，也無法解決交通耽擱的問題，但堵車稅卻可以。一九七五年，新加坡推行簡單的堵車稅，凡是開進市中心的車輛均課以較高的費用。
現在這套系統已經電子化而且更加複雜，城市因此不再出現堵塞的現象。二○○三年，倫敦開徵堵車稅，交通堵塞也獲得大幅改善。
那麼，為什麼堵車稅在美國如此罕見？這是因為政治的考量凌駕於經濟之上。對數千名駕駛人課徵新費用顯然不受歡迎，結果造成眾多駕駛人在路上動彈不得，白白損失數百萬小時的珍貴時間。維克利死於心臟病，他在深夜開車，被人發現俯靠在方向盤上已無氣息。我一直懷疑他在深夜開車是為了避開交通堵塞。
在美國，因交通堵塞而損失的時間，價值高達數十億美元，但在開發中世界，交通堵塞造成的損失更大。開發中世界的堵塞更極端，而且缺乏其他可替代的交通工具，例如地鐵。建築物低矮，因此市區更往外蔓延，加上可怕的人行道，使步行成為不切實際的選項。
在孟買，交通堵塞可以讓城市生活陷入停頓。因此對孟買而言，解決交通堵塞已不只是便利問題，也是為了確保城市能滿足最基本的功能，也就是讓民眾結合在一起。
＊本文摘錄自《城市的勝利：都市如何推動國家經濟，讓生活更富足、快樂、環保？（最爭議的21世紀都市規畫經典）》
作者：愛德華‧格雷瑟
譯者：黃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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