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上東區當貴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連受孕日期都要精算。（圖／達志／示意圖）
文／溫絲黛．馬汀博士（Wednesday Martin, PhD.）
譯者／許恬寧
摘自／時報出版《我是一個媽媽，我需要柏金包！》
上東區的媽媽可以求助避孕技術，而且資源豐富，愛生幾個孩子就生幾個，跟鳥媽媽完全是兩回事。上東區的媽媽有能力扶養自己的每一個孩子，而且還能大量提供所有孩子食物、關愛，以及Bonpoint生產的頂級法國童裝。不過那並不代表上東區的媽媽沒有自己的育兒策略，她們就連受孕日都打過算盤。
在溫暖、懶洋洋的夏天生孩子，應該不錯吧？暑假是父親比較好請產假的時候，而且每年孩子過生日的時候，都可以在戶外辦派對，舉行野餐，吃蛋糕，聽起來很棒對吧？這位姐妹，妳錯了！生日在夏天一點都不好，尤其如果是男孩更糟。
人們的邏輯是這樣的，小男生比較活潑好動，比較不聽話，而且發展動作技能的時間比女孩晚，因此最好「大一點」再入學。美國南方人喜歡讓男孩晚讀，這樣孩子入學的時候體型就會勝過別人，比較容易被選進運動校隊。紐約人喜歡讓孩子晚讀的原因，則是為了讓孩子重要的大腦和認知發展勝過同學。
理論上學校每個年級招生時，只收八月以前出生的男孩，我兒子是七月生的，差一點就要隔年才能入學，但還在期限之內；不過嫂嫂說，學校的官方期限是八月，但其實是五月，而且他們比較喜歡收十月出生的孩子。也就是說，在一月、二月、三月受孕的母親，通過了母猩猩菲洛的競賽，她們的孩子可以進人人想進的學校。
其他在六月、七月、八月生孩子的母親，在曼哈頓私立學校的體系下，她們的孩子則一輩子都背負著汙點。我一個上東區的朋友開玩笑，她說做試管嬰兒的診所應該在九月、十月、十一月警告大家：這段時期別做人工受孕。也就是說，我不只太晚才開始申請托兒所，還在錯誤的月分生下性別錯誤的孩子。
我向一個剛認識的媽咪請教托兒所的事，她驚呼：「天啊，妳不但還沒申請，而且兒子還生在糟糕的月分？」另一位媽咪在兒童遊樂場當著兒子的面，也說了同樣的話，兒子大哭：「媽咪，我的生日為什麼很糟糕？」我安慰他：「親愛的，沒這回事。」但那是句謊話。我這個做媽的人，讓我們母子倆身處於出生的月分的確分成「糟糕」和「不糟糕」的世界，但這下子也顧不得了。依據所有媽媽的說法，我得現在、立刻、馬上打電話給托兒所，所以我打了。
電話那頭的女人，讓電話發出很大的「鏘」一聲後，再度接起電話，「抱歉讓妳久等。」她聽起來一點都不抱歉，「不能申請了。」她連再見都沒說就掛斷電話，我甚至還沒來得及謝她，可能她有什麼急事要辦吧。
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緒，用最鎮定的方式放下電話，心想乾脆不要念好了，幹嘛搞得緊張兮兮，弄得自己像神經病？誰在乎小孩上哪間托兒所，兒子上不上有什麼關係？全世界的小孩就算沒上托兒所，還不是照樣長大。我自己就沒上過，也沒怎樣。可是上東區不是西非，不是亞馬遜盆地，也不是密西根的大急流城。不行，兒子的未來可能受影響，不能就這樣放棄。我如果就這樣算了，算哪門子的媽？
我就此誤入歧途。在恐懼的脅迫下，從原本的旁觀者變成體制的擁護者。我跟上東區的媽媽一樣，跟全世界的媽媽一樣，每天都在焦慮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夠好，不夠多，深怕對孩子的未來造成影響。
靈長類動物由於童年期很長，相當不同於其他動物。以人類標準而言，其他的哺乳動物從出生、斷奶到性成熟，時間快到驚人，人類以及DNA與人類最相似的物種則慢慢來。聖路易大學人類學副教授凱薩琳．麥金儂（Katherine C. MacKinnon）專門研究靈長類動物，她表示：「大部分的靈長類動物，一生25％至35％的時間屬於青春期。」以猩猩為例，5歲以前都稱為「嬰幼兒期」，青春期則大約達10至12年。「以整體壽命與體型來看，所有的猿類和大多數的猴子，都擁有相當長的青春期。」
每種生物情況各有不同，不過在所有靈長類動物之中，人類的孩子出生時最無法自立，依賴期也最長。我們來到世上的時候，基本上是尚未發育完全的胎兒，神經還沒完成連結，極度仰賴成人照顧。人類和其他靈長類動物不同，出生時連抓握都有問題，得由成人抱著。
而且人類不只是出生時很脆弱，在接下來的嗷嗷待哺期，我們的「幼態持續」（幼年特徵維持很長一段時間的現象）以眾多深遠的方式，同時影響著父母與孩子，而且一影響就是非常多年。人類學家梅瑞迪．思摩（Meredith Small）表示：「人類的童年期造成人類有較長、較複雜的父母期。」我們在身心兩方面都與子女密不可分。這種關係是雙向的，而且時間通常長達一生。
我們讓孩子衣食無缺，還付錢讓他們受教育，一路要照顧到成年。接著我們還可能幫子女買房子，而且提供愛、資源給他們的下一代。我們人類為了後代付出龐大代價，而且一付出就是一輩子，這一切要如何解釋？
在悠悠的歷史長河之中，人類從前並非如此。我們的老祖宗不太可能像我們現在這樣，一直停留在嬰幼兒期，接著又要一直靠別人養，而是得立刻進入性成熟期。
科普作家奇普．沃特（Chip Walter）表示：「大約在100萬年前，演化的力量讓人類的嬰幼兒期與前青春期之間，又多出6年——多一段童年期。」為什麼會這樣？數十年來，專家都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改變，是因為早期的年幼人亞科（Homininae）需要一段額外的時間，以學習語言與使用工具等技能。從這種觀點來看，人類的童年期不斷拉長是為了傳授必要知識。人很特別，需要特別的童年期。
不過這種理論有漏洞。天擇不太可能選擇多出一段會加重父母負擔，還讓父母、子女與整個族群都陷入危險的時期，只為了讓某些孩子可以學習生火與流暢的表達能力。若要弄清楚為什麼人類會出現童年期，便不能繼續假設古代的童年期一直都像今日這樣。
或許最初的童年期，不是為了玩耍，也不是為了學習；或許童年期的出現，不是為了孩子，而是為了成人，對成人有好處。
貝瑞．波金（Barry Bogin）、克利斯坦．霍克斯（Kristen Hawkes）、安．澤勒（Anne Zeller）等人類學家認為，唯一說得通的理論，就是兒童期是為了減輕成人的負擔，好讓成人可以生下一胎。這派的學者認為，孩子是小幫手和保姆，可以讓母親休息與恢復體力，母親才有辦法養大他們，接著生出更多孩子。一起幫忙養孩子的人不是男性伴侶，而是孩子。其他的人屬動物消失在地球上時，現代人類卻活了下來。兒童期是拿來工作、不是拿來玩的時期。
只要看看現代的人類，就能了解學者的理論。在多數文化中，孩子到了7歲就開始幫家裡做事。他們照顧雞鴨、整理廚房、揀柴火、煮飯、洗衣服、在市場上叫賣。不過大多數時候，他們是年幼弟妹的保姆，甚至照顧堂弟表妹。事實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教授湯瑪斯．懷納（Thomas Weisner）發現，在多數地方，照顧與陪伴年幼孩子的人，主要不是母親，而是年紀較大的孩子。研究兒童的學者表示，孩子天生喜歡幫忙，可以融洽處於一群年紀不同的同伴之中，彼此有個照應。他們會觀察大人，和大人一起工作，也會把自己學到的東西教給其他孩子。
這種大自然的安排似乎適用於每一個人，特別是孩子不需要太多技術就能幫上忙的活。舉例來說，在墨西哥傳統的馬雅村莊，孩子會照顧家裡，還會在市場上擺攤。人類學家克拉瑪（Karen Kramer）發現，當地的孩子對自己很有信心，知道自己該做什麼，而且做得很順手，覺得自己是重要的小大人。他們的父母不像西方工業國的許多父母，不會覺得自己充滿壓力、沮喪又疲累。在西非國家，孩子3歲就要開始幫忙。人們常說：「有孩子的人不可能窮。」孩子是資產，被愛、被重視。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可以帶來真正的歡樂，因為他們能夠做出貢獻，「帶財」到這個世界。
然而，在工業化的西方，我們讓童年期變得很不一樣。我們認為孩子什麼都不該碰，長大再說。他們是被照顧、呵護的對象，不會處在擁有豐富的語言和技能、年齡各異的團體之中，身邊不會被哥哥姊姊、弟弟妹妹、堂兄弟姐妹圍繞，一起學習講話，幫家裡做事。
西方的孩子會上學，有時2歲就得上學。他們在學校的時候，和同齡的孩子，以及沒有血緣關係、不一定真心關心他們、被稱為「教師」的陌生成人，一起被隔絕於社會之外（由於現今出生率低，學校是聚集一群孩子最有效的方法）。我們的孩子沒有一群年長親戚教他們實用技能，也沒有人一整天在他們身邊說話，讓他們學習語言，而是靠不斷重複相似的聲音學說話（我們反覆念著：「噠噠噠噠」和「貓貓貓貓」）。
在我們的世界，孩子是大人的「工作」，大人的生活繞著他們的需求打轉，而不是孩子繞著大人轉。每次你幫孩子鋪床，或是幫他們煮完特製的兒童餐後得清理廚房時，你都會感受到他們的確是你的工作，又或者你付錢請別人替你做。
人類學家思摩指出，在我們目前身處的地質學年代「人類世」（Anthropocene），孩子是「無價之寶，但毫無用途」。西方人用自己的一套方式重視孩子，別的文化崇拜祖先，我們的家長卻是孝順孩子的「孝子」、「孝女」。不過我們也抱怨養孩子又貴又累人，的確如此——因為我們的孩子不太需要養活自己。
西方做了和演化結果相反的事，結果就是母親身處特殊的生態、經濟與社會環境。無憂無慮的童年是富裕的現代西方發明出來的東西，照顧與陪伴孩子主要是母親的責任這種觀點，也是現代的產物。人們認為母親除了要負責讓孩子活過嬰兒期，也要負責他們整個童年期的幸福安康，甚至為他們一生的成功負責。就算母親不是唯一要負責的人，人們也認為責任大多落在母親頭上。現代西方因為童年期不同，母親身上的責任也因而不同。我們西方人完全無法想像古代是什麼樣子，也無法想像世界其他角落的情形。
童年期與母職的變化在曼哈頓上東區最為明顯，讓人喘不過氣。在這個人人有資源愛生幾個就生幾個、高度競爭的小小世界，養出「成功的」孩子是地位的象徵——可以反映出你的身分地位。拉拔孩子、無怨無悔照顧他們是一種天職。
在上東區當母親，是一種不成功便成仁的高風險職業。當母親的人壓力很大，很焦慮，因為成功或失敗的責任，通通在我們身上。孩子要是成功，那是我們的功勞；孩子要是失敗，那是我們當媽的人失敗。這種想法太牢不可破，我發現自己逃脫不了這個重責大任。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我是一個媽媽，我需要柏金包！：耶魯人類學家的曼哈頓上東區臥底觀察（暢銷新裝版）》，溫絲黛．馬汀博士（Wednesday Martin, PhD.），於密西根大學修習人類學；後於耶魯大學取得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博士學位，側重於人類學、人類學史與精神分析史。長居紐約，於此地有逾20年的寫作與社會研究者經驗。該書出版至今已翻譯為十幾國語言，揭開紐約上東區的地方媽媽生活，是比小說更離奇的現實。當人類學家意外闖入上東區媽媽的世界，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眼界大開的文化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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