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幼玲有一個高高壯壯的兒子，但因罹患自閉症，不時會出現推人等情緒行為。因她忙於公務，丈夫自己也須洗腎，因此家中有請外籍看護，白天跟著兒子到日照中心照料。但兒子不時會出現推人行為，還會和移工大打出手，有時甚至兩老也會遭殃。

會和兒子上演全武行的外籍看護合意解約了，兒子在去年10月開始住進八里療養院。王幼玲說：「我和先生年紀都大了，沒辦法一輩子照顧他，也想趁機會幫兒子找個安身立命之處」，索性讓兒子去住精神科病房，讓他慢慢適應機構化的生活。

對於長照困境惡化，王幼玲也嚴詞批評：「衛福部規劃的長照沒有看到實際家庭的需求，衛福部不能再坐視不管了，應該要負起責任！」王說，目前長照制度中的喘息服務，失能情況越嚴重、越需要照顧的人，反而使用比率越低；失能較嚴重的人自費請外籍看護來幫忙，結果長照中的照顧服務不但不能申請，專業服務（可請營養師、職能治療師等到府教導照顧，政府補助部分費用）額度還要被縮減，這並不公平。

王幼玲還問了一個發人省思的問題：「一個雙薪家庭來說好了，在父母都失能的情況下，以目前長照照顧服務員的量能，可以讓兩個人安心在外面工作，把父母放家裡，讓照顧服務員來照顧嗎？」目前制度如何讓年輕人安心在外工作？有沒有可能讓照服員跟外勞搭配來分工，由機構派遣到家戶，分攤白天和夜間的照顧？王說，不然如果現在這樣將照顧工作放在一個人身上，家屬會累死，移工也一樣，「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變成只有相當收入的才能應付，政府不能沒看到這個問題，再不處理，可能再一年就爆炸了！」 

老人福利聯盟秘書長張淑卿說，從使用者觀點來看，除了少數收入較高者外，民眾都一樣繳稅給國家，但自費聘請外籍看護的人，獲得的長照補助反而比較少。外籍看護負擔實質的照顧任務，但國家對移工定位不明，都推說是雇主與移工之間的私人契約關係，給移工的支持和訓練就不足，移工離職情況就會增加。台北護理大學長期照護系教授陳正芬也說，這種做法就好像家長花錢讓小孩去參加補習班，但卻因此政府就不讓你接受義務教育了，並不合理。

長期研究長照制度的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林谷燕說，德國長照制度是採實物給付（請照服員來照顧）、現金給付（發現金讓被照顧者找適當的人來照顧，多為家人、鄰居、朋友等），以及兩者混合的「混合給付」3種方式。其中「混合給付」可讓家庭照顧者情況調整實物跟現金給付的比重，如體力變差、不堪負擔照顧責任時，可提高實物給付，讓長照照服員幫忙的比重提高。她建議，我國可參考德國長照制度，未來可增加現金給付、混合給付模式，提供照顧者更多選擇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