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長照人力長期依靠移工和長照制度，但新冠疫情後讓原先脆弱的結構崩塌，讓兩項制度的銜接問題浮上檯面，許多失能重症者家庭被制度「漏接」，四處求助無門。《東森新媒體ETtoday》推出「台灣長照家庭圖鑑：脫節的政策—為何我的家人找不到人照顧？」專題，從5個重症家庭故事出發，深入採訪多位照顧者、被照顧者、移工、學者、倡議團體與官員，發現衛福部主管的長照制度，與勞動部主管的移工制度長期脫節，導致不論哪一項制度都無法解決重症家庭面臨的困境，是造成問題的主因。究竟台灣未來的長照要走去哪？要怎麼走？
今年40多歲的劉小姐，小時候被診斷出罹患罕見疾病，導致先天脊椎骨萎縮而全身癱瘓，生活上所有大小事都得靠別人幫忙。接受我們電話採訪的那天，她得先請移工把她抱上輪椅就定位、架好麥克風，用有限的氣力和我們對談。
劉小姐說，從小到大都是媽媽負責照顧她，後來家中有請長照制度的照服員來幫忙洗澡，每週來5天，一次來2小時。但照顧者會老、會生病，這時就會對需要照顧的家庭產生挑戰。10年前，劉小姐的媽媽罹患乳癌，媽媽除了要顧自己身體，還要幫忙移位、洗澡、餵食，體力逐漸不堪負荷；全家人討論後，決定請移工幫忙。
這是台灣典型家有重症照顧者會選擇的路：一開始因不喜歡家中有外人，決定先請長照派照服員來，和媽媽等家中主要照顧者一起幫忙照顧。等到媽媽也扛不住了、身體出狀況了，發現長照不好用了，就會開始想「要不要請移工？」
我國長期照顧制度目前為「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服務」，該服務主要共分為四個項目（又稱四包錢），分別為：
1. 照顧及專業服務：請照服員來家中餵食、幫忙洗澡，或請職能治療師、營養師來家中指導等。
2. 交通接送服務：失能者到治療場所的交通
3. 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購買輔具等
4. 喘息服務，可請照服員來家中分攤照顧，或送至日間照顧中心、夜間臨托等。
各補助比例依被照顧者失能等級而定。若家中有經醫師評估，失能、失智或身心障礙狀況持續已達或預期達6個月以上者，民眾可撥打長照專線1966，預約專員到府評估欲使用的服務和需求，專員會依被照顧者的失能等級、城鄉距離等評估補助金額。但自費聘請外籍看護的家庭，無法使用照顧服務，專業服務也僅原計劃的補助30%。
2019年起政府在長照2.0計劃之外，另推出「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助方案」，對於一定所得以下、入住老人福利機構、身障機構等，實際入住累計達90天以上者，每年補助6萬元。
▲劉小姐第一位移工「阿真」（左），跟她情同姐妹。（圖／劉小姐提供）
第一位來家裡幫忙的移工叫「阿真」。劉小姐說，阿真「非常好，跟我就像姐妹一樣！」兩人就像閨蜜一樣，可以一起出去逛街、買東西；有些阿真不能對老公說的話，也會偷偷跟劉小姐說，照顧品質也不輸有證照的照服員。
有一次劉小姐身體不舒服，阿真就在床邊禱告，劉小姐問：「你在做什麼？」阿真說：「我希望你趕快好起來！」讓劉小姐感動至今。只是好景不常，阿真在台灣待滿3年後，因家庭因素要返國了。
第一次請移工的經驗很好，讓劉小姐決定再找一位移工接手照顧，沒想到，這裡才是悲慘故事的開始。
劉小姐說，後來再接手的移工「很多都是先把這裡當跳板，先進來當看護，沒多久後就吵著要換工作。」之後新冠疫情爆發，移工入境人數大減，仲介私下違法額外收取的「買工費」也開始暴漲，劉小姐說：「這兩年光買工費，我就花了快30萬元！」
這些年間劉小姐陸續換了3、4名移工，為了減少雙方認知差異，她還摸索出一套SOP（標準作業程序），不但會事先和移工視訊，確認照顧需求，還會提前報上體重。劉小姐說，「我那時體重大概不到30公斤，我還想故意講高一點，說我35公斤，移工也都說OK啊！」沒想到移工來台後才是地獄的開始。劉小姐說，這位移工來不到一週，就對她大小聲，「還向勞工局投訴說我50多公斤，她抱不動，甚至向勞工局謊報說我們三餐都給她吃泡麵，事實上我們家從來沒有泡麵！」
▲劉小姐（右）的爸媽都已經70歲了，照顧她漸漸吃力；找不到適合的移工，長照又無法滿足需求，該怎麼辦？（圖／劉小姐提供）
因移工向勞工局投訴，勞工局要召開協調會，但住在透天厝二樓的劉小姐根本無法自行下樓，只得麻煩無障礙計程車司機幫忙。到勞工局那天，移工又提起她體重太重的事，她氣得說：「不然這樣好了，我現場量給你看！」
雖然是移工單方面違約，但對方也不願意再回來工作，中間這段等待廢止移工聘僱許可的空窗期，也不能使用長照。眼看爸媽都高齡70歲了，劉小姐的照顧責任就只好由妹妹一肩承擔。
劉小姐和妹妹相差一歲，從小感情就很好。小時候劉小姐以「在校自習生」的方式入學，能去學校的妹妹就得揹姊姊和她自己的作業回家，但她從來沒有一句怨言。劉小姐說，妹妹有什麼心事都會第一個跟她說，「連大地震、爸媽都已經往外跑的時候，只有妹妹第一時間衝到房間來抱我」。劉小姐說，今年5月她確診，妹妹不顧染疫風險來照顧她，甚至因此染疫，「她的善良是會讓人心疼的，因為她是用生命在維護每一個人。」
等待移工銜接的空窗期，當時妹妹每天早上6時就要起床，要先準備全家人的早餐，再把姊姊抱上輪椅定位後，才放心出門上班。每天，妹妹還會跟老闆申請提早一小時下班，回家照料家務。
結果這段期間，高齡70多歲的爸爸也罹癌住院，變成妹妹得常常要家裡、公司、醫院三頭跑，有次妹妹因壓力過大，忍不住對全家人吼說：「我真的恨不得馬上死掉！」
▲劉小姐（右）從小和妹妹感情很好。但就是因為這樣，劉小姐更不忍心讓妹妹負擔照顧責任。（當事人經變色處理，圖／劉小姐提供）
看著妹妹照顧壓力大，劉小姐也覺得自責，「我不希望妹妹因為我而耽誤她的人生，我不是手足的責任啊！」身為長姊，她也意識到必須分攤家裡的照顧責任，也曾努力想過辦法，但始終找不到好解方。
劉小姐說，她也曾自費請本國看護，「但一天開價就是3000到3800，我真的負擔不起！」回頭請長照照服員雖然便宜很多，但同樣會遇上被嫌棄的問題。劉小姐說，曾遇過來上班3天就和督導反應「路程太遠」，甚至還有來做半小時就說「我不要接」。更重要的是，長照未提供過夜服務，「妹妹白天要上班，每天回家忙家裡瑣事，忙完都已經12點了，但我半夜要翻身，有時候一個晚上還要叫她好幾次...」
中間劉小姐也曾嘗試過讓自己去住機構，但妹妹親眼看到機構有許多長輩疏於照料，「才去住3天，妹妹就拜託我回家！」那換一種方式，她們商量著送老父親去長照機構，「但爸爸哭著求我們：『可不可以不要？』聽了很心酸。」劉小姐說，根本不是「要」或「不要」，而是真的照顧不來，「妹妹一個人要顧三個人，要怎麼顧？」
劉小姐說，妹妹有穩定交往的對象，但因一大家子都需要密集照顧，遲遲未完成終身大事，甚至連健康檢查報告出現紅字也不敢回診，就因這個家，已經承接不了再一個脆弱。
「其實我是很想住在家裡的！」，但看到家中困境，劉小姐言談間透露出對家的依戀與對現實的無奈。轉頭她又說：「我最近在想說，是不是要再去住機構？」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陳景寧直言，這是現在台灣家中有重症被照顧者的困境，這困境是從源頭就開始累積，「後面要處理就很困難。」
依衛福部統計，去年全國38萬8000多名接受過長照需要評估者中，評估等級越高、越重症的照顧者，使用長照照顧服務卻比率越低。
陳景寧說，長照無法滿足重症家屬需求，就剩下送往機構一途。但國內機構不足，品質落差大，加上傳統孝道觀念影響，家庭不願把照顧者送往機構，在家照顧又變成唯一選項；但在家中要請移工幫忙照顧，國內又缺乏資源引薦與培訓支持，導致請移工跟買樂透一樣，好壞差異大。
國內長照制度目前由衛福部管轄，但移工是由勞動部管理。陳景寧說，兩部會對彼此業務不熟悉，目標也不同，導致制度無法整合，中間就會出現被漏接的民眾。再加上政府規劃的長照「頭重腳輕」，把許多資源投注在輕度和中度家庭，但對重度資源挹注不足，導致國內有很大比率的重症者的照顧，落在移工身上。
其實，若撇開部會之間的本位主義，這個困境並不難解決。陳景寧舉例，移工入境後不但不會說中文，遇到照顧困難也求助無門，導致不論遇到洗腎或失智病人，都得自己摸索照顧方式，不論是工作上或心理上都缺乏支持。但國內長照制度明明就有96小時的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為什麼不能拿來把關移工的照顧品質呢？
我國欲申請外籍家庭看護工者，分兩類資格。第一類為需密集照顧者，家屬需向各大區域級以上醫院申請失能診斷評估，醫師會依「巴氏量表」評估特定病症、病情、病況及健康功能，並給予分數，症狀越嚴重，得分越低。不同年齡的分數門檻不同，低於該門檻後，才可申請外籍看護工。
另一類是符合特定身心障礙重度以上等級，如失智、自閉、智能障礙等，不需經過失能診斷評估，就能申請外籍看護工。
目前聘請外籍看護工除了月薪不得低於2萬元外，每月還要繳交2000元就業安定費，作為促進國民就業用途，但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等弱勢可免繳納。外籍看護工僅可從事被照顧者相關的工作。
長照與移工制度銜接失靈，當家庭有照顧需求、老人照顧老人又力不從心時，結果可能會讓年輕人被迫離開職場。
今年30多歲的May，家中是幸福的三代同堂，和爸爸、媽媽、阿嬤住在一起。但快90歲的阿嬤兩年前被診斷出失智，照顧的重量一下子加大不少。
一開始他們先申請長照服務，照服員每週來6天、每天來2小時，和媽媽一起幫阿嬤洗澡。後來發現阿嬤半夜會起床上廁所，家人怕阿嬤跌倒，半夜得有人照料，但白天家人也要上班，才決定請移工。
May說，來家裡報到的移工是「阿雅」，一開始工作狀況都還算穩定，但後來她發現老公疑似認識新的異性友人後，就常常心神不寧，開始會忘記餵藥或搞錯藥。
剛開始家人都覺得「好好溝通磨合就好」，不料狀況變本加厲，阿雅開始成日掛著藍芽耳機，躲在房間裡講電話，或突然說要出門，好幾個小時不見人影。有一天，阿嬤半夜想上廁所，卻叫不醒講電話到講睡著的阿雅，最後只好尿在客廳。
狀況還不只這樁，簽約時談好的「周休一日24小時不外宿」、月薪1萬7000元，現在阿雅都要改；講好由阿雅負擔的照顧工作，現在反而又回到爸媽頭上，還要May去房間請阿雅出來幫忙。某次，阿雅又在徹夜講電話，May提醒她「講電話不要講太晚」，阿雅就倒在地上大哭大鬧說不做了，最後雙方終止契約。
移工走了之後，家裡又沒有人可幫忙，May家只好又回頭使用長照。但May說，當每次照服員來家裡幫忙洗澡前，媽媽也得先把所有東西準備好，最後再收拾；不但又回到「老人照顧老人」，而且忙了一圈後，爸媽年紀又更大了，照顧也越來越吃力。眼看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家人便商量：是不是可以讓阿嬤去機構住看看？
阿嬤住進機構時，正好遇到新冠疫情，家屬探望的時間受限，但孝順的爸爸放心不下，依然常常利用有限的開放時間探視。有一次，May的爸爸送日用品去機構時，在樓下撇見在樓上窗台旁的阿嬤，發現她整個人癱坐在輪椅上，爸爸嚇得趕忙叫護士送醫，才發現因沒有人主動提醒阿嬤喝水，阿嬤早已脫水，不但鉀離子不足，泌尿道也感染。結果在機構住了13天，導致阿嬤住院住了9天；負責在醫院照顧的媽媽也因體力不堪負荷，差點掛急診。
看到年逾70歲的爸媽，一路為阿嬤的照顧問題奔波，讓May也開始擔心：「如果爸媽也倒下了，是不是我就得辭職照顧？如果台灣年輕人以後都要面對這樣的問題，是不是每個人都要辭職？」May自己狀況也不太理想，工作才受疫情波及遭減薪3成，「我要吃飯，還有一些生活費用，就算沒減薪，請外勞也很吃力！」
和May有一樣想法的上班族不是少數，勞動部每年進行一次的「工作場所就業平等概況調查」，發現近三年都有超過6成勞工，表達「有考慮過要為了照顧家人而辭職」的念頭。
而依主計總處統計，真的已經付諸行動、為了照顧家人的離職的「照顧離職」，已經是連續兩年增加，在2020年已經突破2萬人；在15到64歲的勞動人口中，近5年平均也有17萬人因為照顧滿65歲長輩或失能家屬，而不願意就業。
談到面臨的困境，May語氣是無奈又憤怒。她說，就算請了外勞，她們說不做就不做，送到機構費用一個月又要3萬多元，「我當然希望我爸爸媽媽健健康康，但誰能保證？我在看到新聞上寫說，有個照顧者把被照顧者殺死，然後自己去自殺，難道我們以後要走到這一步嗎？」
▲家庭、工作兩頭燒，如果家中有人需要長期照顧，勞工恐會選擇離開職場，勞動力將面臨不足。（示意圖／記者梁建裕攝）
近年民間團體不斷呼籲要增設有薪家庭照顧假，才能降低勞動力流失。今年3月，有22個民間團體以及35個企業工會發出聯合聲明，呼籲政府將現行7天家庭照顧假增加到14天，並改為給薪。
參與聲明的婦女新知基金會說，勞工同時也是照顧者，但政府的公共照顧不足，又不給勞工有薪照顧假的保障，這樣誰要生小孩？誰來照顧老人？況且現行公務員的7天有薪家庭照顧假是來自稅收，但有繳稅的勞工卻只有7天無薪照顧假，已違反憲法平等權。
但勞動部官員說，曾邀勞雇團體、專家學者及直轄市政府開會研商，依主計總處資料推估，增加1天有薪照顧假，雇主將增加103億元的薪資負擔；如果新增14天有薪家庭照顧假，雇主將增加1442億元負擔。除了財源仍待克服外，因我國97%的企業是30人以下規模，也可能會影響企業人力調配，仍需凝聚社會共識。
研究德國長照制度多年的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林谷燕說，德國有緊急照顧假、6個月照顧假、生命末期陪伴照顧假以及家庭照顧假等多樣設計，若近親有照顧需求，家人可請緊急照顧假，用來處理申請照顧評估、尋找照顧人力等，最長10天，期間由長照保險提供津貼；「6個月照顧假」則是讓勞工可以留職停薪照顧家庭，最長6個月。「家庭照顧假」讓勞工可以縮減工時方式回家照顧，最長兩年。勞工可以把這兩大類照顧假混合使用，例如先使用6個月照顧假，再使用家庭照顧假。
林谷燕說，德國勞工若選擇「6個月照顧假」，雇主不給薪，但勞工可向政府無息貸款。這些多元照顧假的制度設計，可讓勞工兼顧工作與家庭照顧，是一種社會投資，對我國有參考價值。
國內長照制度與移工制度銜接出現斷層，不只是社會底層的弱勢民眾受害，連看似更有資源的政府官員，同樣面臨難解的長照問題。身為監察委員，國家發給王幼玲每月近18萬元的薪水，賦予她糾正、彈劾行政部門缺失的權力，但面臨照顧人手問題，她同樣身處困境。
▲王幼玲（中）和丈夫（左）有個高高壯壯的兒子（右）。兒子因情緒問題，偶爾會出現推人行為。（圖／王幼玲提供）
王幼玲有一個高高壯壯的兒子，但因罹患自閉症，不時會出現推人等情緒行為。因她忙於公務，丈夫自己也須洗腎，因此家中有請外籍看護，白天跟著兒子到日照中心照料。但兒子不時會出現推人行為，還會和移工大打出手，有時甚至兩老也會遭殃。
會和兒子上演全武行的外籍看護合意解約了，兒子在去年10月開始住進八里療養院。王幼玲說：「我和先生年紀都大了，沒辦法一輩子照顧他，也想趁機會幫兒子找個安身立命之處」，索性讓兒子去住精神科病房，讓他慢慢適應機構化的生活。
▲王幼玲的兒子（右）住進精神病房，院方要求她一定要請看護才行。（圖／王幼玲提供）
王幼玲說，雖然兒子可以自己刷牙洗臉，但因如廁時無法處理乾淨，醫院要求家屬必須找看護工才讓兒子住院。王說，「當時我以為一天花2200元找看護應該差不多吧！沒想到仲介說『這價格你可能找不到人』」，她最後開出一天2500元的價碼才找到外籍看護，而且10天就要結帳一次。
因為要到精神病房照顧，等於外籍看護也會一起被關進去，加上兒子的情緒行為，接手的移工一個一個辭職，王幼玲又一個一個的找。到了今年5月，因健保給付期滿，兒子轉到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繼續治療，院方同樣要求家屬要請看護。但王說，這時候看護工的行情價已經漲到1天3200元，等於一個月要花上近10萬元！
如此高額的花費，王幼玲說：「雖然我還是可以負擔，但看到存款一天一天下降，也是很無奈！」現在兒子準備出院回家了，她還是得要回頭申請外籍看護。目前政府規定的外籍看護最低起薪是2萬元，仲介問她，打算給多少薪水？王幼玲很阿莎力地說：3萬！
近年因疫情限制移工入境，缺工影響，導致市場外籍看護薪資上漲；加上印尼政府要求，我國勞動部8月底才將外籍看護薪資樓地板從1萬7000元調高到2萬元。王幼玲說，對重度照顧者的家庭來說，照顧責任不可能全丟給移工，通常還要搭配另外一位照顧者，通常都是媽媽；也就是說只有爸爸一人在賺錢。如果移工薪資再漲下去，請不起的重症家庭可能會越來越多，「我擔心照顧悲劇會不會增加？」
王幼玲說，大家都同意，在家裡負擔照顧責任的移工，應該要有足夠的休假與薪資，但對付不起的家庭怎麼辦？「以我這樣的薪資，我賺的錢就差不多剛好給移工了，收入更低的家庭怎麼辦？最後結果就是家裡收入最低的人來辭職。」
對於長照困境惡化，王幼玲也嚴詞批評：「衛福部規劃的長照沒有看到實際家庭的需求，衛福部不能再坐視不管了，應該要負起責任！」王說，目前長照制度中的喘息服務，失能情況越嚴重、越需要照顧的人，反而使用比率越低；失能較嚴重的人自費請外籍看護來幫忙，結果長照中的照顧服務不但不能申請，專業服務（可請營養師、職能治療師等到府教導照顧，政府補助部分費用）額度還要被縮減，這並不公平。
王幼玲還問了一個發人省思的問題：「一個雙薪家庭來說好了，在父母都失能的情況下，以目前長照照顧服務員的量能，可以讓兩個人安心在外面工作，把父母放家裡，讓照顧服務員來照顧嗎？」目前制度如何讓年輕人安心在外工作？有沒有可能讓照服員跟外勞搭配來分工，由機構派遣到家戶，分攤白天和夜間的照顧？王說，不然如果現在這樣將照顧工作放在一個人身上，家屬會累死，移工也一樣，「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變成只有相當收入的才能應付，政府不能沒看到這個問題，再不處理，可能再一年就爆炸了！」
老人福利聯盟秘書長張淑卿說，從使用者觀點來看，除了少數收入較高者外，民眾都一樣繳稅給國家，但自費聘請外籍看護的人，獲得的長照補助反而比較少。外籍看護負擔實質的照顧任務，但國家對移工定位不明，都推說是雇主與移工之間的私人契約關係，給移工的支持和訓練就不足，移工離職情況就會增加。台北護理大學長期照護系教授陳正芬也說，這種做法就好像家長花錢讓小孩去參加補習班，但卻因此政府就不讓你接受義務教育了，並不合理。
長期研究長照制度的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林谷燕說，德國長照制度是採實物給付（請照服員來照顧）、現金給付（發現金讓被照顧者找適當的人來照顧，多為家人、鄰居、朋友等），以及兩者混合的「混合給付」3種方式。其中「混合給付」可讓家庭照顧者情況調整實物跟現金給付的比重，如體力變差、不堪負擔照顧責任時，可提高實物給付，讓長照照服員幫忙的比重提高。她建議，我國可參考德國長照制度，未來可增加現金給付、混合給付模式，提供照顧者更多選擇機會。
「這是她們的專業，為什麼她們可以拒絕提供照護？」吳小姐的爸爸已經中風20多年了。這20年來，吳小姐換過20多個照服員、10個台籍看護、8個外籍家庭看護工，但幾乎沒有人能達到她的照顧需求。
吳爸爸中風時除視力全盲外，還被診斷出失智。一開始醫生評估「很有可能變成植物人」，但吳小姐仍不放棄任何希望，立刻申請留職停薪要來照顧，因為「我是兄弟姐妹中，唯一沒有結婚的」。爸爸每天要固定時間吃藥、固定時間復健，因中風後右半身較沒有力氣，起居需要人攙扶，吳小姐便請了一位外籍看護一起幫忙。
吳小姐說，一開始移工還能幫上忙，她看移工逐漸熟悉工作後也恢復上班，但沒想到後來移工平均每個月都會打電話給她「求救」，像是「在醫院迷路」、「下雨天推輪椅時腳扭傷」等；每次一來電，吳小姐就得和公司請假處理，「後來我乾脆直接跟公司申請縮減工時，真的沒辦法！」
20年來吳小姐換過8位移工，其中有5位是來台後嚷著腰痠背痛、抱不動爸爸，帶去醫院檢查才發現曾出過車禍、有斷過腿骨等重大傷病；還有一位同樣吵著不要抱，檢查後才發現她肚子裡有8公分大的巧克力囊腫。吳小姐說，「這些他們來台灣前都沒有講！」她還一度氣到對其中一位移工提告詐欺。剩下兩位移工，一個是在家裡逃跑，還有一個是一到桃園機場就跑了。
談起那位在家中逃跑的移工，吳小姐氣憤的說，移工是在領完薪水的那天下午，趁媽媽午睡時逃跑。媽媽起床後，才發現爸爸因無人照料，整個人早已泡在尿和大便中；接下來半年，爸爸就變得很容易尖叫，晚上睡覺時得牽著他的手才行。後來醫生診斷，認為爸爸有了「創傷後症候群」。
中間吳小姐也曾自費請過台籍看護，但大家都受不了爸爸會尖叫的情況而離職；送去機構的話，多數機構不願收失智症患者，少數願意收的要求裝上鼻胃管，但吳小姐認為「有咀嚼才能刺激腦部、延緩失智」而拒絕。
▲吳小姐（左）照顧爸爸20多年，這些年來也換了很多看護，但幾乎沒有人能夠達到她的要求。（圖／吳小姐提供）
20多年來換過30多個看護，難道不累嗎？吳小姐說，一開始照顧發生磨合，她都很寬容，沒有馬上換人；她甚至自己也去報名照服員的課程學習．但她發現，不論是照服員還是移工，幾乎沒有人願意照醫生建議的方式照顧。例如醫生建議爸爸尿尿完後，要把包皮翻出清理積尿，否則會感染；她也準備了拋棄手套供看護使用，但20多年來只有一位移工願意，其他通通都不願意，導致爸爸常因發炎而發癢，最後抓破皮。
覺得不好用，吳小姐就向長照中心要求換照服員，但久了她發現長照中心很長一段時間都推說「沒人」，疑似被列入黑名單，「後來我也乾脆不用了，風險太高了！用了之後我還要花更多時間帶爸爸去看皮膚科、護理傷口，我反而要花更多時間！」
吳小姐批評，政府對長照照服員和外籍看護工沒有把關照顧品質與評鑑，「為什麼看護可以拒絕照顧？」應該要有相關法律規範；機構的收費又過高，等於是要大家提前拿養老金出來支應，「政府現在的做法，是不是要我們放棄重症的人？」
吳小姐的例子在台灣長照家庭圖鑑裡並非少數，但看在專家眼裡，其實是我國對移工的訓練與支持機制不足，讓離鄉背井來到陌生環境、照顧陌生人的移工，無論遇到洗腎的、失智的、糖尿病的，都只能用一招來照顧，一但遇到狀況，因語言不通，也不知道該怎麼說「請支援照顧」。
對於我國現在遇到的移工照顧人力與品質困境，長期研究日本長照制度的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副教授林倖如說，問題的核心是「我們認為對人的照顧，是不是一種專業？」過去政府對這個問題曖昧不明，認為「照顧」只有吃喝拉撒睡，但當移工碰到照顧者身體有變化，她可以如何尋求支援？
林倖如說，像過去日本長照不仰賴外國人力，主因是日本認為照顧須有一定專業性，必須細膩到能呼應照顧者的反應並調整服務內容。因此近年日本因缺工開放外籍看護時，第一要求就是日語能力，必須要能和被照顧者溝通；二是照顧技巧等專業。兩者要在2年培訓時間內都拿到檢定資格通過，才能留在日本的長照機構工作。
▲來台灣3年的Rika（右1），就已經換過3位被照顧者，遇到不熟悉的照顧情況，她只能自己摸索。（圖／Rika提供）
從印尼來台灣3年的Rika就曾遇到這類問題。Rika至今已經換過3位雇主，有罹患骨癌的阿公，也有失智症和糖尿病的阿嬤，還曾到養老院當看護。Rika說，來台灣後遇到的情況很多種，每個阿公、阿嬤差異很大，像是要幫骨癌的阿公通尿管，要幫糖尿病的阿嬤打胰島素，要幫養老院的老人抱上洗澡床等，都需要不同技巧。
雖然來台灣前曾在印尼受訓2、3個月，也有學抽痰等技巧，但Rika說，來台灣後實際情況完全不一樣。像抽痰雖然有學過，但器具不一樣，有時候不知道怎麼做，也沒有同事可以問；在養老院時曾因為不知道該怎麼抱老人坐上輪椅，還因此挨了罵。
Rika說，來台灣遇到這些問題時，又完全不會說中文，完全找不到人問，只能靠自己摸索；最後她只好向雇主爭取每週要放假一天，才有時間學中文。Rika說：「我們來台灣也是想要把事情做好，但語言不通，也怕做不好會影響到老人家，希望台灣政府可以幫幫我們。」
台北護理大學長期照護系教授陳正芬說，移工雇主對移工照顧技巧不滿，有時候並不是移工技巧不好，而是照顧家屬堅持只用自己認為對的方法；而對移工來說，也需要雇主在情感上的肯定與支持。陳建議，雙方一但陷入這種緊張關係，移工家庭可以透過長照制度中政府補助的專業服務，請職能治療師等專家到府演練，由專家教導移工，也示範正確的方式給家屬看。
長照和移工制度銜接困難，只要移工一逃跑或辭職，重症家庭馬上天下大亂。在這「亂世」之中，也有人找出解法。陳先生聘用移工20多年來，沒有一位移工逃跑，甚至他還反過來照顧移工，靠的就是同理心與建立「交接」制度。
陳先生是脊椎損傷患者，40年前在金門當兵時，因暗夜中攙扶喝醉的連長回營，不慎踩空跌入壕溝，造成脊椎第一到第四節骨折。當時因醫療不發達，隔天才有直升機將他送到台北治療，雖然撿回一命，但人已全身癱瘓，身體也沒有知覺。
陳先生因傷退伍後，靠軍方撫恤金、軍中兄弟和父母照顧，直到1998年才開始請移工接手。20多年來中間陸續換了6、7位移工，目前這位移工已經照顧他超過12年，前一位移工也工作達6年。
問起陳先生為何能讓移工做這麼久？他說就是「將心比心」。陳說，以一般看護最常抱怨的「移位」問題來說，其實需要專業訓練才有辦法做到，而且看護和被照顧者的體位要相稱才有辦法，因他個子較高，很早就自己動手做移位機來搞定自己，不用麻煩移工移位。
▲即便自己全身癱瘓，陳先生（左）對移工仍相當好。（圖／陳先生提供）
被勞動部官員私下稱為「只有媽媽才能做到」的每天半夜起床幫被照顧者翻身，陳先生也很少叫移工做。他說：「她們白天還要工作，如果沒特別的事，我一定盡量給移工完整的8小時睡眠，我自己就睡翻身氣墊床。」
陳先生說，移工離鄉背井工作就是為了賺錢，如果經濟能力許可，他都會主動幫移工加薪；曾有移工說因「家裡想蓋房子」要每個月跟他借3000元，他反而阿莎力地回：「借了你也還不起，就當作我幫你吧！」直接幫移工加薪。
陳先生對看護工的好還不僅如此。先前有位照顧他快6年的移工，一直有高血壓的問題，陳先生也一直提醒她要注意。這位移工即將期滿返國時，放假出門和朋友喝酒、吃大餐慶祝，結果隔天早上竟然「爬不起來」。陳先生見狀，趕快呼叫爸爸幫忙送醫，檢查發現竟然是中風。
這下子負責照顧人的移工，自己也需要人家照顧，該怎辦？陳先生二話不說，不但薪水照給，還通知移工的兒子到台灣醫院照顧他媽媽，自己再請另一位移工來照顧，等於同時負擔兩名移工的薪水。
照顧非常重視人和人之間的細微互動，照顧員不固定或常常更換，也會影響照顧者本身健康。陳先生說，像這位移工中風來得突然，新移工一接手因不熟悉照顧方式，當時我的身體就走下坡，「所以雇主一定要想清楚，一定要考慮對方的感覺，有什麼事情大家一起幫忙」。
聘僱外籍看護時，陳先生也有使用長照的喘息服務，由本國籍居家照顧服務員來代班幾天，讓移工可以放假休息。但陳先生直言：「長照真的是做得很爛！」雖然照服員得先經過96小時的訓練，「但這個時間根本不夠，等於就是認識病人而已，來代班的時候也是什麼都不會！」
最後陳先生花3個禮拜、每個禮拜1天使用長照服務，但這天也讓移工來交接、手把手地教，讓這位照服員可以漸漸上手掌握照顧他的技巧，「而且還要剛好每一次派來的都是同一位照服員，不然每次又要重新教。」依衛福部統計，目前20多萬聘僱外籍看護的家庭中，僅有1萬多人有使用長照喘息服務。
因疫情影響，這兩年外籍看護缺工嚴重，薪資行情水漲船高，陳先生也曾遇過移工吵著要加薪的情況。 雖然他能體諒「大家都是出來賺錢的」，「仍盡量滿足就滿足」，但有時仍不堪負荷，只好換人。陳先生無奈的說，「勞動力發展署真的不知民間疾苦，搞得大家雇用看護工的成本都很高、很痛苦！」不過即便移工要解約離職，他也要求移工要做好「交接」再離職，縮短更換看護的磨合陣痛期。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陳景寧說，移工其實就是「跨國人才」，進入照顧家庭中和一般職場相同，需要時間熟悉「職場」文化，也希望在職場找到支持。而移工雇主其實就是「跨國企業的老闆」，需學習老闆該有的管理人員能力、和「員工」相處的能力等。
陳景寧觀察，如果移工在「職場」上獲得更多支持，如家人能體諒、重視移工的付出，並獲得尊重，工作就會更穩定。陳透露，實務上有個觀察移工有沒有可能逃跑的線索，就是「移工有沒有和雇主一起同桌吃飯？」移工平時照顧已經很辛苦，如果在職場中的付出又被低估，遇到不會的照顧技巧又沒人可以問，就很有可能逃跑。如果雇主能尊重移工，並適當引入長照資源，例如讓職能治療師等到家中指導移工照顧技巧，將被照顧者、主要照顧者、長照照服員、外籍看護等形成「新家人關係」，長照的照顧環境才會更穩定。
國內重症家庭照顧長期依賴移工，導致長照資源集中在輕、中症家庭，政府調查也顯示民眾憂心機構品質，入住住宿型機構意願低落，學者與民間團體批評長照制度對重症家庭入住機構補助太低。衛福部回應，正研擬調高入住機構補助金額，朝失能等級越高、補助金額的方向研擬，但因國人孝道觀念影響，對入住機構補助仍會低於對社區與居家服務補助，避免出現由照顧者主導讓長輩入住機構的誘因。
目前政府對於對於失能長輩、身障者入住住宿型機構補助是以所得區分，所得稅率未達20%者都可獲得補助，最高可獲得每年6萬元，相當於一個月5000元補助。而依衛福部推估，目前國內有長期照顧需求人數約有85萬5000多人，但統計顯示，僅約11%、約9萬5000多人入住住宿型機構，和目前有近20萬名家庭聘用外籍看護有不小落差。
《東森新媒體ETtoday》這次走訪了住宿型機構，機構內雖有臥床的老人，但也有積極復健，想要早日回家的阿嬤。96歲的蔡奶奶（化名），在我們到訪的那一天下午，在復健區雙手扶著欄杆，一步一步的復健。復健師用數片巧拼疊成「門檻」，讓奶奶做跨步練習，奶奶每跨出一步，嘴上還一邊複述「跨過去！」、「再一次」、「跨過去！」，認真的樣子令人相當感動。一問之下，原來是家中的「爺爺在等她」，奶奶想要趕快回去跟爺爺一起生活。
太陽長照林口住宿長照住宿機構主任張詠淇說，蔡奶奶1年前出過車禍，來機構的時候人只能躺在床上。因家中是老華廈，上電梯前仍有樓梯要爬，兒子心疼媽媽爬不動，乾脆讓媽媽來這「集中訓練」，練好了爬樓梯再回家。所以在這裡與其說像養老院，不如說像「訓練營」。
▲96歲的蔡奶奶為了能早日回家陪老伴，每天積極復健。（圖／記者沈君帆攝）
張詠淇說，當有家屬聯繫想要讓長輩入住機構時，工作人員都會和家屬溝通，看看對方是否有使用到長照資源，「說不定不用入住？」入住後也會和家屬溝通，若目標是想要讓長輩以回家為目標，機構就會幫長輩安排復健課程，每天吃飽了、休息夠了，就來這裡「練功夫」。
長輩的訓練營，會有「來不及回家」的時候嗎？張詠淇分享了一個不為外人道的事。另一位張奶奶（化名），入住後也很積極復健，因為她知道只有讓自己可以不用靠別人攙扶行走，才能趕快回家。所以她每次吃完飯就急著要上廁所，上完廁所就可以開始復健了。
有一天，奶奶吃完飯後就急著拄著助行器要去上廁所，但照顧員手邊正在忙其他事而抽不開身，結果奶奶就不慎在廁所跌倒，沒多久就因腦溢血過世。奶奶為什麼這麼急？就是想要趕在兩天後出院，能回家和家人過年。
張詠淇說，家屬事後並沒有責怪機構，因為家屬說，他們看過太多把老人綁在床上的療養院，很感謝這裡願意給老人自由跟尊嚴，張轉述家屬想法：「如果提告了，是不是反而讓這樣的機構害怕讓老人危險？」
張詠淇說，目前台灣住宿型機構的量能、品質、人力素質和從業人數都遠遠不足。以從業人數來說，因照服員人數與床數有比例規定，只要有照服員請假，立刻就會影響機構的經營。在太陽長照，就曾發生照服員因家中也有家人需長期照顧而被迫請長假，使得機構可入住床位數無法提高的情況。就算在人力銀行刊登招募照服員廣告，大半年就只有兩個人來應徵。張說，政府一定要解決照顧人力問題，否則移工、長照、機構都無法滿足家庭需求，就會讓台灣勞動力辭職回家照顧，勞動力會不斷流失。
▲目前國內住宿型機構收費很高，政府一個月又僅補助5000元，重症家庭很可能為了負擔機構費用而陷入照顧貧窮。（圖／記者梁建裕攝）
長期研究長照制度的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林谷燕指出目前政府政策矛盾之處。林說，重症家庭因需要全日照顧或密集照顧，自費聘用移工照顧或使用住宿型機構照顧，但聘請移工時，可使用的長照補助變少，若再遇到移工缺工，就得考慮改用機構式照顧，但目前國內住宿型機構收費很高，政府補助最高一個月僅5000元，導致重症家庭很可能為了負擔機構費用而陷入照顧貧窮。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陳景寧也說，相較於政府對入住機構的補助，若民眾選擇在家照顧，長照的專業服務、交通、購買輔具等補助加起來一個月可達3萬6000元，顯然政府挹注給重度家庭幫助太少，應考慮提高入住機構的補助。
林谷燕說，若要提高或是普及這類補助，又涉及長照財源是否足夠。長照2.0計畫將在2026年到期，下一步要怎麼走？要繼續用稅收方式嗎？或是要改用長照保險的方式？
長照制度的財務來源是長期照顧發展基金。3年前長照基金估算報告曾預估基金將在2027年破產，但依基金財報，這兩年長照基金實際收入較預估大幅增加75%、約540億元，原因就是受惠於房地合一稅大幅增加影響，對照內政部長徐國勇日前一席「房地產是經濟火車頭」惹議，其實房地產是長照的火車頭。
衛福部長期照顧司司長祝健芳說，長照基金是「以支出決定收入」，決定當年支出，再扣除菸稅、房地合一稅、遺贈稅後，不足部分再由公務預算支應，因此不會有破產問題。若開辦保險，還涉及增加雇主負擔與世代正義問題，且保險基金不足，最後也還是由政府負責。
祝健芳說，《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已明定設立機構時財產至少要1000萬元、跨縣市機構要3000萬元，就是為了確保機構品質：另外機構收費標準也要報地方政府核定。
至於提高入住機構補助，祝健芳說正在研議中，未來希望能將補助金額與入住者失能等級結合，失能等級越高，補助越高。但她說，因目前國人觀念仍認為「讓長輩入住機構就是不孝」，因此對入住機構的補助仍會低於社區及居家的長照服務補助，避免變成「由照顧者決定長輩是否住進機構」的誘因。
台灣重症家庭照顧長期依賴移工，但疫情讓移工輸入減少，長照制度又無法滿足需求，導致有許多重症家庭被制度「漏接」。問題出在哪？《東森新媒體ETtoday》採訪主管移工的勞動部和主管長照制度的衛福部，發現兩部會對台灣長照未來的想法南轅北轍，是造成目前長照家庭困境的原因。勞動部希望將移工納入長照人力，讓移工可以和長照互相搭配使用；但衛福部認為移工納入後拉低薪資、降低本國人力就業意願，國家稅賦不足，只能盡力減輕照顧者負擔。
▲勞動力發展署署長蔡孟良說，照顧是需要人與人密切和細膩的接觸，無法像製造業一樣可以用機械替代，未來移工不再是替代人力，應該納入長照制度整合。（圖／記者梁建裕攝）
▲衛福部長期照顧司司長祝健芳認為，現行長照制度分為居家、社區和住宿型機構，因應不同需求提供服務，而移工不是長照，未來移工人力也遲早要減少。（圖／記者梁建裕攝）
依衛福部推估，目前我國有長照需求人口，包括65歲以上老人、64歲以下的失能者、50歲以上的失智者等約有80多萬人，預估到2026年會突破100萬人大關。眼看照顧缺口問題越來越大，台灣的長照該怎麼走？是要依賴移工？還是要走向機構？《東森新媒體ETtoday》這次分別邀訪勞動部長許銘春、衛福部長薛瑞元，但最後兩人都交由事務官受訪。
過去政策認為長照制度以本國人力為主，移工只是填補國內缺工產業，是補充性人力，和長照是雙軌制。但主管移工政策的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署長蔡孟良直言，「現在這個命題已經不存在了，兩者應該要整合，移工已經不是補充性了！」
蔡孟良解釋，早期大家認為移工只是短期、應急，時間到了就回國，也不鼓勵移工和本國人力銜接，但台灣人口結構改變是很明顯的，少子化、高齡化加上失能人口增加，照顧產業又需要透過人和人密切接觸的照顧，很難像製造業一樣可以透過自動化減少人力，「如果沒有適當人力補充，是無法滿足需求的。」
但衛福部看法不同。衛福部長期照顧司司長祝健芳說，現行長照評估是依長照需求等級評估（簡稱CMS），依被照顧者需求與照顧人力安排狀況提供長照服務；而聘僱移工是由醫生開立巴氏量表，用以評估患者的身體狀況，「我不認為聘請移工進來所提供的服務都是長照服務，有部分，但不是完全一樣」，兩者概念完全不同。
祝健芳說，目前長照制度建構的模式是居家、社區和住宿型機構，因應不同需求，透過補助引導，讓照顧者盡量留在家中與社區，真的需要高密度照顧的類型，才會到住宿型機構。
但許多重症照顧者家庭覺得長照不好用，原因之一是照服員未提供過夜服務。但祝健芳說，要有專責人力負責失能者的安全照顧，其實是出於親人不放心的想法；少子化社會下，也無法因應這麼大量的人力需求。祝解釋，即使是聘僱移工的家庭，夜間時移工睡著了，老人有動靜，移工真的就能起床協助嗎？也不見得，何況現在有些監測工具可以使用，「如果移工以後逐步退出，誰能做到這種要求？」並不樂見現行移工一對一的照顧模式持續下去。
那台灣長照未來制度該怎麼做？蔡孟良說，移工和長照制度可以互補，如長照評估機制和移工聘用資格，未來有機會可以做某種程度整合，「這做法比較貼近現在社會發展與家庭照顧需求」；但祝健芳直言，民間團體希望國家政策能替代家人照顧，但國家稅賦不足，只能做到「協助減輕家人照顧」，而不是替代家人照顧。
▲外籍看護輸入人力減少，照顧品質也參差不齊。（圖／記者梁建裕攝）
外籍看護輸入人力減少，雇主選擇變少，連帶照顧品質參差不齊問題也越演越烈。民間倡議團體將問題指向移工在職訓練不足，也缺乏照顧品質把關機制。目前發展署對移工開設的補充訓練課程，分為「集中」與「到宅」訓練兩種，無法參加實體訓練者還有數位課程教學影片可看，但成效相當差。依發展署資料，近年集中訓練全年僅約800人次參加，到宅訓練更只有100多人次。線上課程今年每門課也只有5000多人次看完。
蔡孟良說，補充訓練確實雇主使用率偏低，造成照顧品質落差越來越大。雖然現在有要求在來源國當地要進行96小時的訓練，但關鍵是有沒有落實、我方能否評鑑或查核等，這部分未來希望能跟衛福部一起合作。
至於移工落地之後的集中補充訓練，蔡孟良認為，關鍵在於家事移工不適用《勞基法》，而是透過定型化契約約定七休一，但雇主不希望移工休假，擔心沒有替代的照顧人力，因此多會傾向支付加班費，這樣不但造成移工休息不足，移工也沒有時間出來訓練。未來希望能加強移工與長照系統互相支援，明年發展署也將用自身主管的就業安定基金支應，讓聘僱移工家庭使用長照喘息服務的時數，可由現行21天提高到52天，移工才有時間休息與進修。
但集中訓練要找到場地，加上移工各自語言不同，也無法混合開班。蔡孟良說，到宅訓練可近性是比較高的，但要走進家戶難度較高。過去北市推動移工家庭共照支持服務，由社工、通譯和專業人員到聘僱移工家庭家訪，了解雇主與移工雙方是否有溝通落差，也可趁機強化移工照顧技巧，這種模式未來有機會也想和衛福部一起合作。
但祝健芳說，《長服法》已有規定，照服員訓練是由勞動部主責，衛福部已有提供相關訓練教材給勞動部；近期衛福部也委託民間團體設計照顧指導課程，未來家庭主要照顧者、移工都可以一起參加。
▲一般民眾都偏好由移工提供一對一的照顧。（圖／記者梁建裕攝）
兩部會都認同，由移工提供一對一的照顧模式不應該再存在，但到底該怎樣達到這樣的目標，兩部會同樣存在歧見。
2013年時兩部會曾試辦外展看護服務試辦計畫，由包括弘道基金會在內的4家單位聘僱外籍外展看護工並搭配本國照顧服務員，共同或採輪班方式進入失能者家庭提供照顧服務，試圖打破由家庭一對一聘僱模式，但當時限定只有符合申請移工資格的家庭才能參加，且和自行聘用移工比起來，參加者可能每月要再多花1萬多元，最後紛紛退出，該計畫也因案源不足而中止。
祝健芳說，當時試驗失敗，是因聘僱移工的單位無法做到讓移工不逃跑，加上使用該服務的家庭，希望一對一、24小時的照顧，不希望每次派來的照服員都是不同人，最後參與的家庭越來越少。
若把移工納入長照體系，因從業人員變多，家庭是不是就有機會一直使用到同一位照服員？但祝健芳說，現階段長照並不考慮納入移工人力，原因是經過這些年的努力，照服員已經從5000多人增加到現在7萬多人，以一位照服員平均服務4個個案來說，勤勞一點「一個月收入4、5萬是跑不掉」；因待遇提高，也能吸引國人投入；而且這些照服員提供的照顧量「現階段沒問題啊！」如果開放移工加入，每位照服員收入會減少，就會減低國人進入照顧產業的誘因，「所以現在缺工的不是居家照服員」，而是有開放聘僱移工的住宿機構。
但蔡孟良說，外展看護計畫失敗的原因是「限制太多」，一對一聘僱、24小時照顧的服務模式不應該再存在，但未來可以朝12小時輪班的模式，由本國人力與移工互相配合，只要能確保品質齊一的話，雇主沒有理由反對。
蔡孟良說，移工是不可或缺的，「我們要很誠實面對這個問題」，除非台灣有一天人口正成長，或是科技可以取代很多細膩的東西，否則不應該再把移工視為短期性替代人力，「他們就是我們的必要人力，而且必須要整合到現有的勞動力架構來思考」，未來和衛福部在外籍看護訓練一定要一起合作，外展模式應該要想盡各種辦法推動，「對我來講，這兩個是當務之急，也是能夠解決問題的作法」，透過整合方式將長照建立在專業人力上，才能支撐台灣長照的需求。
▲學者提出衛福部與勞動部應該一起整合移工資源，降低民眾照護的負擔。梁建裕攝
照顧人力已經成了世界各國都在爭取的人才，日本2019年開始開放機構外籍看護，且薪資與日本本國人相同。長期研究日本長照制度的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副教授林倖如說，雖然日本確實有吸引一部分台灣和東南亞照顧人力，但若我國外籍看護薪資拉到和法定基本工資（現行為2萬5250元）一樣，再考量日本稅負和物價都較高，到台灣工作和日本相比「不見得比較差」；況且和日本相比，目前我國已經有現成的21萬名社福移工人力，基礎點已經比日本高，如何利用這個制高點留住照顧人才，是政府要好好思考的問題。
研究德國長照制度的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林谷燕說，全世界都有長照人力短缺的問題，奧地利長照人力預估到2030年還要增加7萬5000人，德國預估到2030年還要增加50萬人。為了因應人力缺口，德國從2013年起展開「三贏計畫」，協助德國境內長照雇主向歐盟以外第三國尋找長照人力，但這些和德國簽約的第三國必須沒有長照人力短缺問題。
林谷燕解釋，德國這項計畫將欲進到德國的長照人力分為兩類，一類是已經在母國接受完至少3年的長照專業培訓，稱為專業人力；另一類是在母國接受完至少1年醫學相關教育訓練，到德國繼續接受長照專業培訓，稱為接受培訓者。兩者到德國前就必須具備一定程度以上的德語水平。
除這項「三贏計畫」外，德國也修法整合長照專業人力的養成，凡是參加德國境內的長照培訓課程人員，不論本國人或外國人，只要3年課程受訓期滿且通過國家考試，就會變成「長照師」，在全歐盟都會採認這項資格。
衛福部認為長照人力要逐步降低對移工依賴，林谷燕也認同，但她說，這不代表就要斷絕所有外國人力來台灣工作的路，甚至如果把台灣照顧環境弄好，就能吸引更多外國人來台灣工作。
對於兩部會發展方向不同，台北護理大學長期照護系教授陳正芬說，長照人力安排不應該因為使用的人力不同，就由不同的單位來負責，「不要再分勞動部和衛福部了」，應該整體由長照體系來評估民眾的需求，提供包括移工在內的資源。這樣移工若休假或生病，也可由長照照服員分工接替，否則會一直走不出目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