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內政部警政署統計，15年來我國65歲以上高齡犯罪人口率逐年攀升。2001年每10萬名高齡人口中，有137人涉及刑事犯罪；但到了2023年已經達到每10萬名高齡人口有507人犯罪，15年增加近3倍。不僅如此，高齡犯罪人口率早在2008年就悄悄超過了17歲以下青少年，差距還越來越大。

長期研究高齡犯罪問題的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戴伸峰指出，台灣目前並沒有明確界定高齡犯罪的法律，一般以65歲作為區分標準。根據戴的研究，高齡犯罪者可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生涯累犯」，這類人從年輕時就不斷進出監獄，小錯不斷，現在年紀大了還在犯罪。戴伸峰說，這類人進出監獄如同回家，社會連結極度薄弱。

第二種是「長期刑犯」，係指年輕時犯下重罪而被判重刑，不得不在監獄中老去。戴伸峰說，這類高齡受刑人原本就在監獄中服刑，隨著年齡增長自然成為統計中的高齡受刑人。

第三種是「高齡初犯」，這類人一生守法，直到高齡才首次犯罪。戴伸峰說，與前兩類不同，這類犯罪往往反映的是整個高齡社會安全網的脆弱與裂縫，這才是真正令人擔憂的趨勢。

老張到了70多歲才犯下他人生第一次犯罪。那天中午他到朋友家吃薑母鴨，喝了半碗含有米酒的湯，結果下午照樣騎車回家，途中因不勝酒力自摔。路人發現後趕忙送醫，檢查後發現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31毫克。法院考量他酒精濃度不高，年事已高，加上並未造成他人受傷，最後判有期徒刑兩個月，緩刑兩年。

今年70歲的阿卿，則是因為貧困而疾病造成的高齡犯罪案例。她患有思覺失調症和失智症，獨居，平時靠一些簡單的手工工作維生。3年前，她在一個多月內，兩度到不同超商偷取便當、麵包、飯糰和洋芋片等食物，被超商店長發現報警。阿卿向檢察官說，她當天是因為沒吃藥，已經忘記當天發生什麼事；法院雖有考量她的精神狀況和處境，但仍認為她先已有多次竊盜前科，判處拘役30日。

另一種高齡犯罪的原因是法律認知不足。接受採訪那天，60多歲的阿中才剛被關進監獄5個月。這位從事土地開發二、三十年的商人，因違反《銀行法》被判刑5年10個月，是他生平第一次入獄。阿中說，當時對外募集資金有一些契約規定，「我們有問過律師，律師說沒有問題！」但後來因阿中與合夥人向投資人提供與本金不相當的固定收益，被認定違反《銀行法》遭判刑。

阿中說，後來有親朋好友知道他可能犯罪這件事，開始有人慢慢疏遠，人際關係和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響。家中有兩個正在大學就讀的孩子，阿中怕孩子誤解，還費盡心思解釋「爸爸不是做了什麼殺人販毒的壞事！」。

阿中的案例展現了「高齡初犯」的一個典型特徵：法律認知不足導致的無意犯罪。阿中的案子纏訟近八年才定讞。他回憶，漫長的訴訟過程對他和家人來說是一場心理煎熬，「每天都要提心吊膽的等待法院通知，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抓進去關」，家人也要和他一起承受壓力。

律師廖芳萱說，有些高齡者的法律觀念確實要加強，但實務上發現有些高齡者自認為社會歷練較多、德高望重，只願意聽自己相信的話，根本不覺得自己違法，更別提要他去上課。她建議，要培養高齡者守法觀念可從其信任的管道著手，例如醫院回診時宣導，或是透過同儕觀念逐步影響等才有效果。

在士林靈糧堂從事老人服務的社工督導魏雅玲，分享她在第一線觀察到的現象。她曾遇過一位男性長者個案，會不斷偷洗衣店的衣物，而且還是女性衣物，照服員也因此頻繁陪這位長輩進出警局。

魏雅玲說，外人的眼光可能會覺得這位長輩就是個色狼，但後來醫生檢查才發現，原來他罹患了腦部疾病，會一直把別人的東西誤認為自己的東西。

老人福利聯盟秘書長張淑卿說，高齡犯罪除了法律認知不足外，因疾病導致的無意違法行為也越來越常見。依衛福部最新公布的台灣社區失智症流行病學調查，全國65歲以上失智症盛行率為7.99%，亦即每100位65歲以上長者中約有8位可能罹患失智症，85歲以上盛行率更達20%。

魏雅玲說，還有個案例是曾因毒品案件多次入獄的高齡者，即使這位長輩出獄後表示想要重新做人，但常常會用「交通不方便」、「不會搭車」等理由拒絕應徵工作。她推測，可能是長期監禁後，高齡者面對陌生社會環境的適應障礙，年齡不是絕對因素，但會加劇適應社會的難度。

在法務部統計中，高齡犯罪類型有三類在近年排名不斷上升，就是酒駕導致的「公共危險罪」、「竊盜罪」和「殺人罪」。戴伸峰解釋，高齡者酒駕多半是法律認知不足，例如他們可能認為吃燒酒雞後騎車不算酒駕；竊盜則反映高齡者的經濟弱勢問題。戴還特別提及，「殺人罪」這項在未滿60歲者並不是主要犯罪現象，但反而在年長者進入前10名，背後原因正是不堪長期照顧壓力而出現的「照護殺人」。

戴伸峰說，不論哪種犯罪，社會孤立都是高齡犯罪的重要因素。老人退休後，工作關係斷裂；子女遠離，老伴過世，高齡者面臨實質上和心理上的雙重孤立；而經濟貧困的老人，也更容易增加犯罪風險。另外入獄後的高齡者，出獄後很常發生與原生家庭斷裂，導致他們更難適應社會生活，增加再犯風險。

高齡犯罪日益嚴重，監獄內的銀髮族自然也增加。法務部矯正署數據顯示，65歲以上高齡受刑人人數，從2014年的948人，增加到2024年的2546人，同期間高齡受刑人佔全體受刑人比例也從1.6%攀升至4.8%，成長近三倍。當需要照顧的高齡者進入監獄後，照顧問題該怎麼辦？

法務部矯正署副署長林憲銘說，針對老弱、行動不便的受刑人，監所會安排經過訓練的照顧服務員來協助，但這些照顧服務員並非監獄外聘人力，而是其他受刑人。矯正署每年都會開辦照顧訓練班，讓有意願的受刑人來受訓，近年每年都有近200名受刑人參加。取得照顧服務員證照後，就可以在服刑期間「順便」照顧其他老弱受刑人。依矯正署統計，近三年共有446名男性和103名女性受刑人接受長照員培訓，最後總共有343人報名考照，通過率100%。

阿輝就是這種照護模式的受惠者。因坐輪椅得換尿布，監獄安排了三名有照服員資格的受刑人，每天三班輪流照顧他。阿輝說，這些人可能在外面都沒有過幫長輩換尿布的經驗，在監獄裡卻要這樣看護他，讓他相當感動。

正在台中監獄參加照服員培訓的小陳說，他報名培訓班的動機是「爸媽老了，想在獄中學一些技能，未來出獄後可以照顧他們。」培訓班的上課內容包括心肺復甦術、異物梗塞處理、備餐餵食、上下輪椅操作等。他坦言，受訓時確實有心理障礙，像是替陌生人換尿布等親密照護工作，但他嘗試把被照顧者當成家人，努力克服。

為了讓高齡受刑人照顧更完善，林憲銘還提到監獄嘗試「青銀共居」的模式，讓年輕受刑人與高齡受刑人住在一起，互相照顧；針對身體不方便的受刑人，監獄會安排到「老弱工廠」，從事一些非常簡單的勞動工作，如摺紙等。另外熱水改由全天供應，食物質地也會調整得更軟爛。

因高齡受刑人需要較大的醫療與復健空間，近年監獄空間與設備安排也要調整。林憲銘說，像監獄陸續設置包括座式馬桶、防滑措施、扶手等無障礙設施，桃園監獄也正規劃增建高齡復健醫療區。

台中監獄培德醫院高齡醫學科主任林志學說，高齡受刑人最常見的疾病和外界老人常見疾病相同，多半是高血壓、糖尿病、慢性腎臟病等。一般老人在外日常生活可能會忘記吃藥，但監獄內有專人負責管理藥物，老人更能乖乖按時吃藥。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胸腔內科醫師蘇一峰提醒，高齡受刑人通常免疫力較差、慢性病較多，加上監獄多半照顧人力不足，只能自己照顧自己。但若有一些受刑人有插尿管、鼻胃管、引流管等，通常兩週到一個月就要更換一次，而且更換時還要預防傷口感染，這可能就不是照服員可以處理的事，仍需要專業醫療團隊介入。

除了身體疾病外，高齡受刑人的心理健康同樣需要關注。林志學說，高齡受刑人在獄中比外面更容易面對孤獨、憂鬱，所以監獄會針對高齡者增加輔導，醫院也會安排諮商心理師定期進行憂鬱症篩檢。

台灣邁入超高齡社會，也面臨高齡犯罪問題；但這問題並非台灣獨有，鄰近的日本、南韓兩國也面臨同樣問題。但這兩國碰到的是高齡犯罪率持續攀升，但整體犯罪率卻下降的奇特反差。

依我國內政部警政署資料，2023年我國刑案嫌疑犯人數為29.6萬人，較2001年的18萬人增加64%；同期間65歲以上的高齡罪犯由2001年2656人，增加到2023年的2.1萬人，增幅達7倍，呈現總體犯罪人數與高齡犯罪人數都增加的情況。

以2023年來看，台灣高齡犯罪以竊盜佔18.8%最多，包含酒駕超標在內的公共危險罪有16.6%居次，另外包括駕駛過失也有11.9%排第三。但若將與駕駛安全相關的後兩者相加，合計高達28.5%。近年猖獗的詐騙問題，也有8.6％的高齡者是加害人。

在整體犯罪率下降的趨勢中，日本高齡犯罪佔比卻不斷上升。依日本法務省資料，2019年日本刑事案件嫌疑人創戰後新低，約19.3萬人，但其中65歲以上高齡罪犯有4.2萬人，佔比近22%，創歷史新高。到2022年，日本刑事案件嫌疑人下降到16.9萬人，其中高齡者也減少到3.9萬人，但佔比卻上升到23.1％。

特別的是，若比較日本男、女性不同年齡犯罪情況，日本男性犯罪人口比以20到64歲為大宗，但70歲以上的女性近年卻一度超過20到64歲年齡層，成為女性最容易犯罪的年紀。在日本高齡犯罪類型以竊盜最常見，2023年統計約有將近一半（49.2%）是商店竊盜，其他依序為搶劫（19%）、傷害/攻擊（15.3%）和貪污（4.8%）。值得注意的是，老年女性犯罪類型中，商店偷竊比例高達71.4%。

高齡犯罪率高，再犯率也偏高。依日本法務省統計，全體受刑人出獄兩年後再犯率約13%，但高齡犯罪者卻達20%。

日本有不少學者分析，高齡犯罪主要有四個原因，包括高齡者因退休、喪偶或子女離家獨立生活，因失去社會聯繫而導致的孤立感；年金不足或無穩定收入的經濟困境；因認知能力下降、疾病或心理健康問題導致觸法；社會家庭改變導致無法適應現代社會價值觀的挫折感等。
 

南韓高齡犯罪問題同樣嚴峻。依韓國國家警察廳資料，全體犯罪人數從2011年的181.5萬人，降至2023年的125萬人，減幅31%；但同期間65歲以上的犯罪者，從2011年的6.8萬人，增加到2023年的13.5萬人，12年內增加近一倍。

但與日本高齡犯罪類型不同，南韓高齡暴力犯罪比例顯著上升。根據統計資料，從2011年到2023年間，南韓65歲以上高齡者涉及的暴力犯罪人數從1.3萬人增加到2.8萬人，增幅超過100%。而重罪部分，高齡者涉及的殺人、搶劫、強姦等重罪案件也從759人增加到2273人，增幅約199%，顯示南韓高齡犯罪問題日益嚴重。

韓國學者分析，高齡犯罪過去多屬於低收入者為了生計的「生存型犯罪」，現已逐漸演變為包含報復性、衝動性的暴力犯行，反映出南韓社會的老年貧困與社會孤立問題。

依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資料，南韓65歲以上的老年貧困率達48.6%，是34個OECD國家中最高。同時，韓國高齡人口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幾乎每餐獨自用食，21%經歷過憂鬱症狀，顯示犯罪背後的心理健康危機。

日本於2016年制定《再犯防止推進法》，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推行防止再犯的相關對策；2017年通過綜合計劃，為出獄者（特別是高齡前科者）提供就業輔導和居所安排等支援。2021年，日本更設立了「孤獨大臣」，著手應對包括高齡者在內的孤獨問題，目標是透過社區互助、老年社交活動等減少高齡者的社會孤立。

南韓則從提高福利水平著手。政府近年逐步提高老年基礎養老金標準，2018年將每月基礎養老金提高到25萬韓圓（約台幣5700元），2021年進一步提升至30萬韓圓（約台幣6800元），優先照顧低收入的長者群體。在心理與社會支持方面，首爾市在2023年推出了「無孤獨城市」計劃，承諾五年內投入4513億韓圓（約台幣100億元）來對抗孤獨問題。

老人福利聯盟秘書長張淑卿說，台灣雖然還沒有像日本那樣，出現老人為了爭取關懷而故意犯罪入獄的情形，但老盟確實遇過，出獄後的台灣老人因覺得「被社會放棄」而足不出戶。

張淑卿認為，要降低高齡犯罪的影響，關鍵要重建長者與社會的連結，老盟過去在基隆、新北、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屏東等與8個社區合作推動「社區孤獨處方籤」計畫，訓練社區中較健康、正向的長者，與志工兩兩一組到獨居長輩中定期陪伴與關懷。經過長時間的相處後，像這樣的老人就能慢慢走出來參與社區活動。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社區發展協會執行長邱秀蘭說，有些高齡竊盜可能是失智前兆而不自覺。社區曾遇過退休教師到市場買菜忘記付錢，結果被攤販報警；後來這位長輩感到相當羞愧，甚至再也不敢出門。這件事讓社區意識到問題嚴重性，後來與老盟合作，與攤販建立通報機制，當遇到長輩忘記買菜付錢時，攤販可先通知社區發展協會；若金額不大，協會就先付掉，社區也因此能及早發現需要進一步關心的長者，再透過其他高齡志工定期到府陪伴與關懷。

邱秀蘭說，現在這些長輩都能開心到的走到社區據點來玩耍，社區這類糾紛也減少許多，也避免了長輩被污名化。

張淑卿建議，除了因為疾病、微罪的高齡犯罪應考慮減輕刑責外，政府也可以考慮增強社福團體能力，例如將緩起訴處分金撥給社福團體，讓他們有更多資源投入高齡者的生活輔導與心理諮商，只要這些高齡者可以社區互相接納，就能產生預防犯罪的效果。

高齡犯罪問題對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戴伸峰來說，根源於社會對高齡者連結，尤其是家庭連結的斷裂。戴認為，現階段高齡者的犯罪類型較輕，較容易被社會忽視，但實際上高齡者是每個家庭的情緒依附中心，有個身心健康的高齡者，對任何一個家庭都是正向功能。

戴伸峰建議，政府應參考《少年事件處理法》訂定高齡專法，著重於整體高齡福利體系的建立與銜接，提供「一貫式矯正服務」，從犯罪發生前、發生後、服刑到出獄後的社會支應，都能獲得社會完整支援。

戴伸峰舉例，例如在犯罪發生前，政府應關注更多高齡者的法治教育，例如透過高齡者常需要回診的醫院宣導禁止酒駕，或模仿日本鼓勵老人繳回駕照後，可兌換計程車乘車優惠券；如果老人搭計程車出去購物，政府還會再追加補助額度。若高齡者犯罪後入獄，除了在矯正體系確保他們出獄後能再適應社會外，出獄後也能夠與社福團體的扶助順利銜接，避免高齡者再度陷入孤立甚至重返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