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韋聿
自 1949 年 5 月 20 日開始施行的〈戒嚴令〉，賦予戒嚴地區軍事統治的法律基礎，一旦被起訴，就連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有可能面臨審檢合一、速審速決的軍事審判。
此外，在《戒嚴法》、《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等相關法律的交錯搭配，以及為了加速案件偵辦而動用私刑的情況下，不僅憲法賦予人民的自由遭到剝奪，也造成許多冤案。土地銀行搶案就是一個經典的案例。
1982 年 4 月 14 日下午接近 3 點半的時候，一名頭戴鴨舌帽、臉上戴著口罩的男子持槍進入土地銀行古亭分行，大喊「錢是國家的，命是你們自己的！」男子在以手槍擊傷銀行職員且得手新臺幣 531 萬元後逃逸。
這起臺灣歷史上首次持槍搶劫銀行的案件，大大震動了當時的社會，警治單位亦上緊發條、分頭偵辦，以各種手段蒐捕可疑嫌犯。在 1980 年代，警方只能夠仰賴當時土地銀行內的閉路監視器、目擊證人們的指證來拼湊搶匪特徵。除了警方懸賞巨額檢舉獎金外，土地銀行總行也提供破案獎金 250 萬元，向社會大眾徵求線索。
〈祕密証人、秉公義出面舉証 警騎掩至、李師科束手就縛 贓款及作案上衣 當場搜出 難以狡賴而認罪 早有預謀先奪槍．夜半殺害李勝源〉，《中央日報》，1982.05.08，3版
嫌犯落網
在案情膠著了近一個多月後，警方終於將嫌犯李師科逮捕歸案，並從調查得知，以開計程車為生的李師科原本是位退伍軍人。他在兩年前，先用土製手槍槍殺了教廷大使館警衛，並奪得警槍，而後數次前往古亭分行觀察地形及銀行作業流程。至於犯案的動機，李師科宣稱是「對現實不滿，對社會不滿」。
在李師科遭到逮捕之後，臺灣警備總部軍法處很快地完成了審判程序，李師科被依殺人及盜匪罪嫌提起公訴，審判過程罕見地開放全臺各報社、新聞記者到庭採訪，並公開完整的審理過程。
最終，李師科以連續搶劫而故意殺人遭判處死刑，經由國防部的覆判，5 月 26 日清晨便遭到槍決。從逮捕、軍事法庭判刑到執行槍決也不過短短的 20 餘日。
〈土銀搶案及李勝源命案 軍事法庭審結 嫌犯李師科已坦供犯行 軍法處決定一週內宣判〉，《中央日報》，1982.05.19，3版
案外案
但就在警方偵辦土地銀行搶案的同時，還爆發了一起案外案。
有線民通報，一名計程車司機具有高度嫌疑。在警方的拘禁及刑求逼供下，這位名叫王迎先的計程車司機在「坦承」犯行後，帶領警方前往秀朗橋尋找犯案工具及贓款，尋找的過程中，王迎先趁著辦案人員不注意，跳入新店溪中溺斃身亡。
餘話
李師科事件還有後續。
李師科落網的消息公布後，李敖首先在媒體一片撻伐聲中，以同情口吻發表〈為老兵李師科喊話〉，寫出來臺老兵老後無依的悲情；1987 年解嚴放寬電檢後，有電影公司投入競拍改編此案，先是隔年 6 月上映午馬主演的《大盜李師科》，接著暑假上檔李祐寧導演、吳念真編劇、孫越主演的《老科的最後一個秋天》。
民間則流傳，李師科是因為對國家不滿、搶劫國家的錢來回敬，行搶以後也沒有獨佔鉅款，而打算提供給友人作為孩子的教育經費。部分的人視李師科為俠盜，位於新店的無天禪寺，甚至為李師科立了塑像。
李師科獲得了屬於他的判決，在社會留下了褒貶不一的評價；蒙受不白之冤的王迎先，犧牲生命換得刑事訴訟法第27條修正，俗稱「王迎先條款」，此後被告在偵查過程得隨時選任辯護人，以防止警方刑求逼供。
事件過後，銀行等金融單位開始參考歐美作法，漸漸不再要求行員挺身抵抗搶匪，畢竟，沒有任何財產比生命更寶貴。
※本文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原收錄於2018年1月發行《觀‧臺灣》第36期「戒嚴日常」，原文「兩位計程車司機的銀行搶案──李師科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