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自由撰稿人
補貼就是羞辱，農民要有覺悟
諾貝爾獎經濟獎得主艾斯特.杜若芙（Esther Duflo），提出了一個與主流經濟學理論迥然不同的理論，她質疑只從利益取向解釋經濟，並不符實際狀況，所謂的金錢激勵（financial incentive）這個傳統被視為人類行為主要驅動力的經濟學前提，大有商榷餘地。
杜若芙與其夫得到諾貝爾獎的主要原因，在於其對緩解全球貧困的研究上有突出貢獻。他們深入貧困圈做鄉野調查，長期實驗扶貧對策，並取得豐厚的相關數據與親身經歷，為的只是追問一個問題：為什麼窮人愈努力愈無法走出貧窮怪圈？該怎麼辦？
本文側重於杜若芙的部分見解，即政府對社會弱勢推出的補貼政策，到底有沒有抓到重點？
台灣每到選舉，針對農（漁）民的補貼政策就一浪接一浪拍打農民圈沙灘，而每一次也都有專家學者針對這種補貼表示不苟同，抨擊補貼政策治標不治本，選舉買票意圖明顯。那麼，農民真正重視的到底是什麼呢？
其一：農業人口的短缺與老化。其二：產銷失衡。其三：外銷市場不足或不夠多元。其四：本土農業是否經得起國際競爭，加入自由貿易體系會不會被犧牲？
藍營提出的農業政策，聚焦於「科技扶農」，以科技的力量提高生產效率，減少對農工的依賴，並有效控制產量，減少天災所造成的衝擊。再者，以企業化經營解決傳統產銷結構裡盤商對生產者不透明的價格剝削。
簡言之，農民需要的是整個產業的翻新與「體質調整」，不如此，補貼再多，農業經濟佔GDP比重仍是不斷下滑，只有選舉時才會受到當局短暫的凝視。關於此，張善政說到重點：農業不能一直靠補貼，農民會沒有自尊心，農業要當成企業經營。
杜若芙也提到同樣的觀點，各種形式的社會福利補貼，無法解決窮人高工時與低薪問題，也無法讓窮人為生計而遠走他鄉討生活，人們真正在乎的是「地位」，「尊嚴」與「社會關係」。
這在中美貿易戰中也得到了印證，美國農民對川普政府的補貼政策並不十分領情，他們要的是辛苦生產出來的產品能銷到它們該到的地方，而農民主要所得，應來自於自己的努力，而非政府施捨。
確實，這是一個尊嚴問題，也是傳統經濟學理論較為忽視的變因。
每個人都需要成就感，工作不僅是獲取金錢的管道，而也是取得心靈富足的重要途徑，不會有一個社會族群滿足於自身始終處於弱勢，並遭社會其餘成員冷眼以待。君不見，即便是喜憨兒也希望自給自足，靠自己的努力生存？
真正的苦民所苦，不只是照顧人民的物質生活，也要在意人民的心靈，問題不在於社會福利制度，而在於政府有沒有心要拉拔某個產業從業者的物質條件與社會地位。簡言之，就是要讓人民感覺到希望，感覺到自己的努力有所回報，感覺到自己的成長與成就。
扶植本土農業需要科技研發，但研發經費僅佔農委會總預算3%，根本比不上日韓從研發資金投入，到農，企結合政策所下的重本。
▲雲林縣長張麗善11月在議會稱花生價格下跌原因是中央要進口五千多公噸的花生，但遭到綠營批評是散播假消息，引發後續的「花生之亂」。（圖／記者蔡佩旻攝）
農民並不是笨蛋，也早已不是過往的封閉社群，他們最知道「紮根」工作的重要性，而之所以總是擔憂加入自由貿易體系自己會被犧牲，說到底，就是對自身實力沒有建立自信。建立農民自信，產生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需要改變傳統商業模式與創新思維，需要年輕世代新血加入，需要重新播種耕耘。
相較於紮根功夫，當今政府為了挽回「九合一」離散而去農民選票，提出農地農用每公頃可年領萬元政策 ; 提出農漁民比照軍公教可領月退政策 ; 提出開放小農可自設加工廠政策 ; 提出農家子弟就學獎金政策 ; 提出補助農業機具補助政策 ; 提出農民貸款五年免利息政策 ; 凡此種種，皆有以公帑圖利特定族群之嫌，對於整個農業的提升，卻毫無幫助。
不是不能補貼，而是不能「只有補貼」，補貼是一種救急的概念，而選前撒錢與其說救農民之急，不如說是救執政黨連任之急。從長遠眼光來看，農民要的是固本，要的是成就，要的是尊嚴。
因此，選舉補貼就是羞辱，不但羞辱農民為瓜分社會福利大餅的弱勢，也羞辱廣大納稅人。
杜若芙認為，貧困是一個陷阱，只靠窮人自身努力很難跳出陷阱，重要原因在於，窮人光是為了討生活就佔去了幾乎所有清醒的時間，無時間學習，無時間找尋機會，而社會卻普遍認為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自己不夠努力。
沒有時間，沒有尊嚴，窮人僅剩的生活娛樂就是煙、酒、性、賭，然後惡性循環。
農民自己要清醒，哪種政府給的是釣竿，哪種給的是魚，只想要政府施捨魚，而不要求政府生出釣竿，農民處境不會獲得真正的改善，也不會有希望與尊嚴。
在少子化與生態環境的惡化下，農漁業急需「庶民科技」輔助，以因應缺工及老天爺陰晴不定的臉色，補助預算真正應該投入的是這些救命的釣竿，讓農民得到「想吃魚大可自己釣」的尊嚴。
別再以補貼羞辱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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