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從台北畢業後，來自高雄的任永旭帶著對東部生活的浪漫想像，退伍後隻身前往花蓮租地種田。他笑說，因不喜歡都市裡面很多人，擁擠、吵雜、節奏快的生活，「到東部生活，比較接近自然。」

大學唸的是生物系的任永旭，為什麼選擇種稻？他的理由很務實：種稻的進入門檻比較低。他解釋，台灣稻米供應鏈分工很細，技術門檻不高，各種程序都找得到人或資源幫忙；但就像「開雞排店」，很好上手，要到很精通卻不容易。

和玩遊戲一樣，一開始進入的玩家通常會有新手運。任永旭到花蓮務農的第一年，自己找怪手整地、架設水管，用自己的想法去種稻，「以現在的角度來看，當時那樣做有一些不合適的地方」，但所幸產量和品質都不錯，家人朋友的支持讓米很快銷售一空。

但新手總有一天要打Boss戰的，第4年，任永旭就遇上了顆粒無收的慘痛經驗。任回憶，那年稻熱病、紋枯病等真菌疾病來襲，加上他沒有適時噴藥預防，稻子生病後無法飽滿充實，稻穀烘乾後變脆，碾米時全部碎掉了。那年失敗的米，後來任永旭一直留在身邊，警惕自己要避免再犯這種技術失誤。

但隨著氣候暖化，接下來任永旭的田裡一直有病蟲害，就算改品種，產量與品質也未見好轉。這時正好有朋友邀請他到宜蘭發展，他才決定離開經營了4年的花蓮。

到宜蘭後，更大的挑戰才剛開始。任永旭很快發現，原本嚮往獨處生活的他，必須走出田間，面對城市裡的消費者。每年他自己下田、割稻、委託碾米後，還要拜訪店家跑業務。而等待他的是一個更嚴峻的現實：台灣人越來越不吃飯了。

任永旭的個人困境，實際上反映了台灣稻米產業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根據農業部統計，國人食米量從1984年的每人每年84.4公斤，一路下滑至2023年的42.1公斤，40年間降幅超過50%；同期間國內稻米生產量也從224萬公噸下降到113萬公噸，消費與產量皆雙雙下滑，但國內稻米自給率仍一直都維持在100%上下，顯見長期處於生產過剩情形。

農糧署坦言，國人飲食西化，主食選擇更為多樣；外食人口增加，米食供應方便性及供餐時間彈性較為不足。加上少澱粉等飲食風潮興起影響，都是國人食米量持續下跌的因素

芳榮米廠執行長黃麗琴則直言，「台灣米最大的問題就是供過於求，生產太多、吃得太少」，所以才需要政府透過公糧收購調節。

為什麼在食米量大幅下滑的情況下，台灣仍然生產這麼多稻米？雲林縣斗南鎮農會糧食工廠前廠長、現任台灣美食技術交流協會秘書長蔡清德，用一句話點出了產業的核心矛盾：「不足中的過剩」。

蔡清德解釋，台灣稻米的過剩，指的是在公糧收購市場的過剩。每年政府都要收購過多的稻米來調節米價，但要供應給高端市場包括日料、義大利燉飯等優質稻米，卻非常缺乏。

蔡清德說，依照商業模式來說，應該是市場需要什麼，生產端就供應什麼。但在台灣，糧食作物一直是政府補助項目，甚至是國安考量，所以不是從市場需求思考。

我國的公糧收購政策自1974年開始實施，由政府扮演買家角色，以事先訂好的固定價格，向農民收購一定數量的稻穀，並將這些稻米存入國家委託業者經營的糧倉。一方面藉此穩定市場價格、避免農產品因供過於求而崩盤，同時也確保種稻農民的基本收益。累積的公糧儲備能在天災、歉收甚至是戰爭時期，釋出給市場調節供需，維持國內糧食安全。存入的公糧會定期更新，汰換的公糧會平價賣給糧商，再到市面上販售。

但公糧收購政策也有缺點，因農民稻米只要達到一定品質要求，政府就會以公告的統一價格收購，容易誘發生產過剩，長期下來造成庫存量過高的問題。監察院曾在2021年糾正過農業部的前身農委會，指公糧儲備已達安全存量的3倍，為此政府每年要花費近3億元的倉管費用。當時農委會表示，公糧儲備量大增，主要是國內稻米每年超產20萬噸所致。多年過去，目前公糧儲備已下降至安全存量的2.5倍左右，但可見農民對這項制度的依賴。

農糧署說，公糧收購政策是為了穩定國內糧價及掌握國家糧食安全，農民可依自身條件與資源選擇，將稻穀繳交公糧、售予民營米廠或自營銷售。近年經輔導後，稻作面積已較往年減少約3萬公頃，已有效減少公糧收購數量及庫存壓力。

但蔡清德分析，大部分農民仍習慣性選擇交公糧，因為若農民冒險種更高單價的特殊米種，可能會面臨初期品質不穩定的風險，那不如繳交標準較寬鬆的公糧，就能確保收入。

在消費端的萎縮，更近一步加深了台灣稻米的困境。很多人以為是近年健康訴求的少澱粉飲食趨勢，讓米的銷量下滑，但長期扮演生產端與消費端橋樑的蔡清德另有觀察。他認為，餐飲會西化，是因為業者走西化比較容易賣高價，獲利才會高，「像義大利麵可以賣到四、五百元，但一碗排骨飯不可能賣到同樣價格。」

這種價格認知差異，讓餐飲業者對米食敬而遠之。蔡清德說，過去他向連鎖餐廳推銷米，對方第一個猶豫的點就是料理定價，「有飯的料理，除了豬排飯外，其他價格都很難拉高。」

面對困境，各產區發展出不同的行銷策略。蔡清德觀察，「在西部重視的是品種；在東部，因為產地優勢、觀光驅動，訴求產地。」東部米可以主打「花蓮富里」、「池上」等產地品牌，加持了價格；但西部就必須在品種上做文章，「走的就是訴求品種差異性，甚至得獎的差異性。」

但同樣的品種，大家都可以種，要怎樣做出差異？蔡清德的策略是「替代進口」。在他斗南鎮農會任職時期，說服農民種植越光米，因該米種生長期較短，大概90天就可以收成，可以閃掉台灣颱風季。

因為越光米源自日本，蔡清德就能去說服日系餐飲通路，改成台灣在地生產的「日本品種米」。蔡說，雖然台灣因為氣溫較高，台灣米的品質和口感仍無法超越日本，但可以用相對便宜的價格，做到相對接近的品質，「主打CP值！」

許多業者在內銷市場找出路，也有人想辦法開拓外銷，但台灣米也要面臨成本過高的先天劣勢。蔡清德說，因成本較高，台灣稻米外銷只有在國際價格因缺米而高漲時才有機會，例如前幾年的澳洲與近年的日本，但這只有短期效應，很難長期出口。

台灣米外銷難度高，還有氣候因素。黃麗琴解釋，像近年收割期都遇到高溫，稻穀在高溫的時候就很容易產生白粉質粒，會被視為品質較差。如果要把這些白粉質粒透過機械全部篩選掉、達到日本「一等米」的狀態，就必須淘汰很多，成本就會提高。

然而，日本今年的米荒還是為台灣米帶來了難得的機會。芳榮米廠的台南11號米，今年就和日本業者合作，出口500噸到日本四國，在超市上架販售。黃麗琴說，日本新米要等到每年9月上架，但台灣新米大約6月就能上市，希望透過這次合作建立未來長遠的合作關係。

稻米產業中不同的位置，都在想辦法尋找出路，在宜蘭田間的任永旭也是。今年是他務農的第12年，已經熟練掌握了種稻技術，產量品質都穩定，但銷售壓力與日俱增。任說，「大家不吃飯的情況越來越明顯，這個是社會結構上的問題，所以也沒有辦法，就各種嘗試不同的加工品，跑業務，開發不同的市場。」

任永旭在田埂邊看著即將收割的稻穗，這個台大畢業的青農正在思考下一步該怎麼走。他的故事，也是整個台灣稻米產業的縮影：在傳統與創新之間，在安全與冒險之間，尋找一條突圍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