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式軟糖
1944年，兩個蓬頭垢面的男子從德軍駐義大利的集中營裡逃出來，分別為美國黑人男子Reed Peggram、丹麥白人男子Gerdh Hauftman，他們訴說了在集中營這段期間的慘烈經歷。
當時美國媒體曾以「兩名學者從德軍集中營逃了出來」之類的標題，描述美國黑人高材生，和丹麥校友一起被納粹抓進集中營的故事，受到大眾強烈關注，成為大家口中英雄般的人物。
（圖，Reed Peggram／wikipedia）
當時沒有人知道，這不只是逃離集中營的故事，還是跨種族、跨性別的禁忌愛戀。事隔多年之後，戰地記者Max Johnson才從蛛絲馬跡當中拼湊出兩人的關係。
Peggram出生於1914年的波士頓，在父親鼓勵與教導之下，Peggram通過了初級法語、初級德語和高級拉丁語等考試，並贏得波士頓拉丁學校獎學金第一名。1931年，Peggram在哈佛大學申請表上寫下自己的夢想——成為成功的語言學家。然而令Peggram沮喪的是，雖然他如願以償進了哈佛大學，但還是與全球競爭最激烈的羅德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s）失之交臂，原因只因為他是一個黑人。
（圖，Reed Peggram／wikipedia）
除了膚色問題，Peggram還面臨另一個困擾。Peggram很清楚，自己從學生時期開始就只喜歡男性。但即使在環境相對開放的哈佛大學，他依然不敢透漏自己的性向。某天，Peggram在校園遇見那個讓自己傾心的男人，對方似乎對他也有意思，他們曾肩並肩坐在昏暗的工作室聽著貝多芬的音樂，Peggram感到快樂卻痛苦，他說自己害怕打破這個美麗的咒語，所以即使在黑暗中也不敢觸碰對方。
一黑一白的種族和同性話題還是在校園傳開了，無論Peggram怎麼寄出書信，通通石沉大海，對方退縮了。Peggram壓抑傷痛與思念，在讀完博士之後，便申請到巴黎索邦大學就讀，離開傷心地。
（圖，巴黎索邦大學／wikipedia）
1938年，在巴黎索邦大學的藝術展上，Peggram遇到了影響他一生的人——Gerdh Hauftman。Peggram永遠不會忘記，這個風度翩翩的男子站在身後微笑的樣子，「我注意到你喜歡這幅畫，我倍感榮幸。」原來Hauftman就是此畫的作者，同樣也是巴黎索邦大學的外籍生。Peggram和Hauftman一見如故，藝術、文化、語言天南地北聊開了。
某一天，Peggram和Hauftman互吐心事，才發現他們早已愛上對方。然而，這份愛戀卻無法留在自由的巴黎索邦大學裡。
二戰爆發，Peggram收到多封家書催他回家，但他不願意離開Hauftman，回信表示在歐洲有研究項目還未完成。1940年，戰爭還是燒到Hauftman的祖國丹麥了，兩人離開哥本哈根時，準備從義大利回法國拿行李。當時義大利和德國同屬軸心國，Peggram和Hauftman隨時冒著被捕的風險，過程驚險，省吃省喝、東躲西藏，但兩人沒想過離開對方。
Peggram接著又有兩次回家的機會，一次是美國駐歐洲慈善機構寄來返回紐約的船票；另一次是哈佛校友將遺產留給他，約為現在的16萬美元（約台幣5百萬），但必須返國才能領到。然而Peggram全部拒絕了。
（示意圖，與本文無關／免費圖庫 pixabay）
然而，一黑一白走在路上還是太顯眼了，他們終究被納粹抓住，軍官質問，「北日耳曼人（丹麥人）怎麼可以和黑人交朋友呢？」這時美國還未參戰，Peggram可以離開德佔區，但丹麥已是被納粹征服的國家，Hauftman必須加入德軍。Peggram毅然放棄了最後回國的機會，表示願意和Hauftman一起加入德軍，這是Peggram最後一次返家的機會。
最後納粹感到不耐，把他們通通送進了集中營。Peggram回憶，雖然集中營的日子苦不堪言、每天只能靠湯充飢、度日如年沒有盡頭，還好有Hauftman陪他，讓他有了活下去的勇氣。
然而，誰都知道納粹最恨的就是同性戀，兩人好幾次軍官被抓去審問，甚至突襲檢查，但他們早有防備，口徑一致表示只是學術上的合作對象，並維持適當的距離，始終沒被抓著把柄。
（集中營示意圖，與本文無關／flickr＠Dale Cruse）
一批又一批俘虜被屠殺，Peggram和Hauftman將每天都當成最後一天。一直到1944年冬天，美軍第92步兵師出現，將他們拯救出來。「那是最好的聖誕禮物」，監獄大門打開那一刻，Peggram和Hauftman以為，在經歷了這麼多磨難與考驗之後，他們終將有個幸福的結局。Peggram甚至表示，「我不關心能不能回到美國，我只想去一個可以保證和Hauftman在一起，一起安居樂業的地方。」
然而，Peggram和Hauftman在獲救之後，在媒體與大眾的監視下，他們的愛情始終無法公開，甚至被強制回國分開審查。1954年8月，Peggram被送上輪船，那是他最後一次見到Hauftman。Peggram回到波士頓後，在醫院治療戰爭創傷後遺症，一待就是四年。Peggram好幾次想提筆聯絡Hauftman，但卻沒有任何勇氣。1982年，Peggram離世了。
（示意圖，與本文無關／免費圖庫 pixabay）
而Hauftman呢？他同樣對Peggram有著無盡的思念，據說他在回國後曾寄了多封信給Peggram，但不知為何全部石沈大海。20年後，Hauftman出版了一本詩集，許多學者都認為那是為悼念Peggram而寫的——我們並不知道，我們都曾懷疑過樹上的蘋果會不會成熟，也許今年，也許明年，也許永遠。
（We did not know then, although perhaps we did suspect it, that the apples would not ripen on the trees that year, or the next, or ever.）
VIA narrative、herein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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