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罰不是只有應報，還有使犯罪者再社會化的目的，這絕非靠AI即可解決。（圖／CFP）
為了配合國民法官的實施，司法院啟用AI量刑資系統，使量刑更加迅速、透明。而這套系統雖以AI冠名，卻非由AI自主來量刑，頂多是輔助。如此的系統是否有助於量刑的客觀化與刑事政策的目的，卻又是個疑問。
就犯罪事實的判斷，乃是以行為人的行為為對象，毋庸考慮行為人的人格與過往。但就量刑來說，卻是以行為人為對象，必須考量的層面與範圍，就較為多元與複雜。而在《刑法》第57條雖列有10款科刑應審酌事項，且《刑事訴訟法》也明文科刑辯論之程序，但因內容多屬抽象，如行為人生活狀況、品行、犯後態度等等，就是宣示意義重於實質，量刑多寡，實屬法官內在的絕對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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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國將兩人權公約轉成國內法後，最高法院即要求下級法院須徹底落實科刑辯論程序，並且要求法官必須將《刑法》第57條的10款事由逐一檢視與調查，才符合正當程序的標準。只是如此的要求，必然增加法官的負擔，也無解於相類案件卻量刑天差地別的問題，還會牽扯出，這10款事由到底是屬檢察官必須舉證，抑或屬法官職權調查事項之爭議。凡此問題，正凸顯量刑的複雜性。
為了解決此問題，司法院即建立所謂量刑，甚至AI系統，以解決量刑歧異的大黑洞。惟此量刑系統，若要有參考性，必得先對過往的眾多個案進行分類後，再分析影響判決輕重的因素，並篩選出哪些判決可為標準、哪些判決過於恣意而必須排除等，才足以理出一套客觀化的標準，甚至是量刑公式。
若僅是將過往個案囫圇吞棗的湊在一起，其所能提供的參考價值，自有相當的侷限性。而如此的量刑系統，也僅能提供犯罪手段與犯罪結果是否嚴重的基準，惟量刑所必須審酌的因素，不是只有對不法行為的應報，還包括犯罪者的品行、智識、動機，甚至是犯行後的態度等，這些無法類型化的因素，恐無法從此量刑系統得到答案。刑罰不是只有應報，還有使犯罪者再社會化的目的，這絕非靠AI即可解決。
再者，過於強調量刑系統，可能會使法官基於一種方便性，而直接以之為標準，致忽略了個案的差異性；亦可能在未為有罪、無罪的判斷前，即先行查詢此量刑系統，不僅紊亂了罪與刑之判斷須為分離的原則，更可能產生預斷，而有違無罪推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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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系統的上述問題，並不會因有國民法官參與而有所改變。尤其是國民法官對於量刑尚且手足無措之時，過度強調AI系統的標準與客觀化，除可能簡化量刑所必須考量的諸多因素外，也必然忽略個別化的目的，就只強調懲罰之一面，完全不符合現代刑事政策之思維。因此，如何在輔助國民法官量刑，卻又得兼顧刑罰的目的性，就是未來必須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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