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磊（碩士生）
「國家」之主權概念，其實是從1648年「西發利亞條約」的出現之後才有的觀念，此一概念到至今仍有不可動搖之能耐。追根究柢，在於國際關係長期是以「現實主義」（Realism）和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理論對「國家」的強調與重視才有的結果。
在1945年二戰結束後，世界即進入了冷戰時期（cold war period），國家的地位性與權威性達到最高峰。任何的國際關係研究主題，特別是「安全」概念，也與國家緊緊相扣，達致水乳交融的盛況，因此在「個人」的研究領域上，則被主流的國際關係的安全理論邊緣化或是個體化。「個人」的安全問題持續遭到忽略。
國際關係理論的可貴之處就在於，隨著時間變化而有主角與配角的更替情況，比方說冷戰時期是以現實主義（Realism）奉為圭臬，自90年代後則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當道，現實主義逐漸遭致批判、漠視；「個人」的安全研究也是如此，從原先的國家主體逐漸轉至以「人」為本、以「人」為貴的新情境。這種現象並非是說「國家」已不具重要性，而是一種時空與國際現勢的改變所導致的情況而已。
自90年代冷戰結束、21世紀至今為止，「個人」的安全概念逐漸受到重視，就純粹以國際關係而論，是整體的國際狀況、結構、體系的轉變所導致的，從人類文明而論，我們可以把此現象視為一種新的現象、新的狀況、新的轉變、可讓人類安全的概念可以「普世化」、「價值化」；此兩個觀點可以從一個以基督為主的信仰來論：
第一：就以普世化的個人安全為題立人的安全概念其實早已深植人心，就以基督的文明來看，在聖經上很明顯點出「個人」的價值性，包括人性本善、人的主體性不可動搖、上帝賦予每個人的使命等等；這個價值當然也包括人身安全，更可以與現今談的人類安全有所連結。
第二：就價值化而言，由於人的安全概念早已生根在人的內心深處，只是在受到「利益」的利誘和統治者的淫威下有所屈服。對於西方的宗教文明來論，其實人的本質、「個人的安全」、「個人的價值」早已存在人們心中，包括統治者。
綜觀21世紀，是一個世代交替之際，也是一個價值觀複雜的世代。人的安全定位當然還在搖擺中，未來的國際關係理論該如何去更清晰的界定「個人的安全」、用什麼樣的理論論述來做為「保護」人的安全，是一個既廣大、既複雜的一個世代問題，特別是在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還是用「國家」作為討論主軸的前提下，「個人」的安全問題可否把他升格？除有賴於新自由制度主義所談的「良好的國際制度」外，各國政府在面對各個國際複雜的問題時，可否把「個人」視作一個主體？那才是現今國際關係的安全理論中必須誠實討論的重點。
●作者宋磊，社團法人嘉義市新世界自力生活協會會員，畢業於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現為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生。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88論壇歡迎網友參與，投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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