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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操

日本近日遭受颱風及地震侵襲,造成關西地區及北海道嚴重災情,計畫赴日者,如果跟旅行社訂的是跟團的旅遊契約,可請求返還預繳的團費;如果旅行社只是代訂機票及飯店的委任契約,可請旅行社協助退訂。

假釋准駁與否沒有一定的標準,經常受到社會輿論影響,像近期前味全董事長魏應充報請假釋被以「社會觀感不佳」為由駁回假釋報請。假釋制度的目的是鼓勵受刑人自新,卻增加所謂外界人士觀感的考量,和受刑人是否有反省自新有何關聯?

不是在醫院病死或自然死亡的死者,都要經過檢察官相驗確認沒有涉及刑事犯罪,才會開立相驗屍體證明書,再交由死者家屬辦理後事。但礙於協助相驗的檢驗員或法醫師人力不足,再加上沒有標準流程,使得類似相驗案件會因不同檢察官而有認定上的差異。

花蓮檢察官帶員警至幼兒園公審幼童事件引起社會一片譁然,該檢察官所為究竟是否真涉有起訴書中所載的犯行,就應該交給司法判決,但新聞鋪天蓋地式的起底、肉搜,甚至不中立的報導,恐引發社會大眾對事件產生未審先判的誤解。

7年前,王昊小弟弟受虐死亡的不幸事件,增訂了《兒少法》54-1,當兒童的照顧者有違反毒品防制條例的情形,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檢察官或法院應查訪兒童之生活與照顧狀況。社會安全網更需要你我的關心,一個通報可能就保護了一個國家幼苗的生命。

現行刑事訴訟法制度,人民不能提起非常上訴,連檢察官也不能提,只有檢察總長可以行使這個權利。檢察總長江惠民受訪時表示,關於現行的非常上訴制度,除了最高法院以決議把部分狀況限縮在只有提起非常上訴會「對被告有利」的情形才能提,並不合理。

德國足球隊在今年世足賽表現不佳,檢討聲浪中出現對移民的質疑,引發土裔明星球員厄齊爾直指德國種族歧視問題,並宣布退出國家隊。台灣的歷史和移民脫離不了關係,台灣價值則是對於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堅持。

修正前的《公司法》第9條規範不夠明確,讓SOGO案件因此纏訟多年,因此新修正的《公司法》第9條又被外界稱為「SOGO條款」,讓以後的相關案件能夠聚焦在實體法律要件上,並節省訴訟時間成本,但施行後可能再次掀起SOGO百貨經營權風波。

小燈泡案中,精神鑑定人認為被告在行為時並未處於精神障礙狀態,二審法官認為其罹患思覺失調症而使辨識能力顯著降低而逃死。這衍生值得討論的疑問:犯罪者有無可能「假裝」有精神障礙而逃脫刑罰?

台灣每到夏季總會受到颱風的侵襲,而上班族都期待放的颱風假,是政府在天災防治上,希望人們在天災發生時不要出門。至於究竟要不要放假的決定權在於各級機關、學校,依據標準去判斷,因此才會有些地方放假而有些地方沒放假。

台中高分院法官朱樑與女子進行性交易16次,其中8次還是上班時間,遭監察院彈劾,認為其身為法官,卻言行不檢,已經違反民眾對法官應保有高尚品格、行事謹慎之期待,同時也會影響民眾對其審理類似案件的公正性與信賴。

日本警方近日逮捕兩間電玩酒吧的老闆,因其未經授權便將遊戲機及遊戲借給消費者玩遊戲。店家提供遊戲及電視供消費者在店內遊玩,符合在一定場所內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的要件,屬於公開上映的行為,必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也就是遊戲公司的授權才行。

檢察官與警員調查超商遊戲光碟竊盜案,刻意忽略有利被告的證據,草率起訴,使被告深覺冤屈而自殺身亡。再簡單的案件,都會影響到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權,檢察官手握公權力,就必須同時負起維護人權與追求真實的義務。

世足賽開踢,人口數僅33萬的冰島首戰便逼和足球強國阿根廷。冰島的世足奇蹟靠的是從2000年起開展的足球革命,為克服惡劣天氣而興建許多室內足球場,培養選手與教練,增加人民接觸、瞭解足球的機會。對照台灣已舉辦兩次的司法改革來說,格外發人深省。

法官的每個案件都需要寫判決書,且須由法官親自完成,不能委由法官助理甚至法院替代役。若法官工作量真的多到無法負荷判決書書寫作業時,立法院、司法院也可以參考外國立法政策,在部分被告認罪或簡易判決案件等免除做成判決書。

長期推動安樂死合法化的知名體育主播傅達仁,將於台灣時間2018年6月7日下午於瑞士執行安樂死。安樂死在我國並不合法,但以想要安樂死的重病患者為例,究竟我們要以生存權為重而想盡辦法讓他痛苦得活著;還是要尊重他的人性尊嚴,讓他有尊嚴地死去。

為落實司改國是會議的討論,立院近日內修改《法院組織法》,要求地檢署在判決後公開起訴書,使民眾了解被起訴的具體原因,同時也能讓民眾監督檢察官,瞭解檢察官究竟為何起訴。

判決書艱澀難懂一直是全民詬病的司法問題,為此,司法院建立判決書白話文系統,繕打時,若出現艱澀難懂的文字,系統就會自動識別變成藍底白字,並顯示白話的替代語詞,讓法官用字遣詞更貼近社會。但判決書白話文後,就是改革的終點嗎?

在南監服刑的槍擊要犯張錫銘,透過友人投書,希望受刑人可用勞作金繳納國民年金。受刑人因勞作金微薄,可能無法繳交國民年金,建議未來修法固定提撥一定的勞作金做為國民年金的保費,減輕家人負擔,也有利日後更生。

美國的認罪協商制度在於減輕法院負擔、加速訴訟程序進行,但也有人譏諷此為「買賣正義」。若有個被告被冤枉或只是犯下輕罪,但因是社會矚目且已產生被告就是有罪的風向(例如媽媽嘴命案的店長),被法院判決有罪機會很高之下,律師或被告應該協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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