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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改人權

《公司法》修正針對「有限公司」相關規定有了七大修正,例如「揭穿公司面紗原則」,原本僅適於「股份有限公司」,後考量與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同屬負「有限責任」的有限公司股東,也有可能規避其應負責任,應一併納入規範。

美國知名科技大廠IBM近來藉著「轉型創新」的名義開除超過2萬名「年紀超過40歲」的員工,涉嫌年齡歧視。IBM想開除這些老員工,必須基於「他們真的不懂雲端與大數據」,如果被開除的老員工其實懂雲端、大數據,那麼IBM的開除就違法。

促轉會東廠爭議引發社會議論紛紛。推動轉型正義的機構必須有紀律,更應避免政治利益介入,以法治精神來制衡轉型正義,堅守行政中立不容有瑕疵,更重要的是,轉型正義絕非個別政黨的工具。

孫鵬夫婦花上億元聘請美國王牌律師擔任辯護人,後來孫安佐在法庭上認罪,不少人認為律師費白花了。身為刑事辯護人,律師替被告留意程序是否合法,並保障權益。此外,有時直接認罪,請求檢察官、法官給予緩起訴或緩刑,也是刑事訴訟上常見的一種手段。

發生車禍時不要以為自己沒過失或者當下對方看起來沒事,沒留在現場等警方處理,若事後對方因傷提告,離開的那一方就是肇逃,涉及刑法肇事逃逸罪,可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7月,因國內唯一純粹收容司法少年的安置機構疏失,為此,監委彈劾縣政府官員及少年保護官。對於非行少年來說,安置機構就像是他們替代式的家庭,但經費與人力不足,以及人員的高流動率,正壓垮著安置機構,如何為其解決困境,政府責無旁貸。

沒「膽」也就沒機會「識」!對小律師而言,已經通過律師考試,完全用「自己」的努力,實現一個夢想了,為何不繼續放膽築夢或去改變社會?如果當小律師的這幾年,如果只證明你的肝不錯,很可惜。

近期,甫上任的法務部長就批准死刑犯李宏基的死刑執行,就司法的正當性而言,真正為人詬病的不是死刑制度的存廢,而是在具體個案上,司法是否能確實公正地依嚴謹的正當法律程序去審判一個人。

根據國際科學家的研究證實,愛滋感染者只要穩定服藥就不需要特別隔離,但監所法令對於HIV感染者一律隔離。面對受到的限制,HIV受刑人期盼政府帶頭釐清跟HIV感染者生活不會有問題,讓他們跟一般受刑人有相同的處遇對待。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將受刑人分成四級,希望為了及早得到更好的獄中生活與假釋,自動自發悔改向上。但實際卻非如此。在加分上,累進處遇制度是嚴苛的,但違規後的扣分是扣影響提報假釋進程的分數,所以管理員只要帶枝筆就能令受刑人服從管教。

為避免司法資源浪費,司法院提倡對於私權糾紛可多利用法院訴訟以外之調解、調處或仲裁來解決,這就是所謂的「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透過司法院網站之訴訟外紛爭解決機構查詢平台,找尋適合解決之機構及方式,不用進法院,紛爭就能和平落幕。

新莊一棟施工中高樓發生嚴重火警,所幸無人傷亡。災後大樓應請結構、土木及建築師等專業公會,或大學相關系所進行「火災後建築物結構安全鑑定」後,擬具補強計畫送建築主管機關及學術或專業之第三方公正單位審核後再據以執行。

《公司法》修正11月上路,公司治理的效能能否發揮,董事會極其重要。董事除善盡管理人的注意義務外,也應落實忠實義務,以及忠實義務延伸的揭露義務,「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時,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

沒了姓名只剩代號,對於羈押被告而言,看守所的囚禁生活中,除了空氣不流通的悶熱,以及紛雜難散逸的噁臭在難容迴旋的狹窄空間裡飄散,而滴水不露的全面監看,猶如活在楚門的世界裡,人性與尊嚴被徹底的剝奪。

只因目擊者的指認,讓林金貴遭誤判為槍殺案兇手。但目擊者的證詞,除了有記憶的不可靠性外,也存有種種的不確定性。偵查機關不能再過度依賴供述證據,而對於指認程序也勢必得加以法制化。

羈押是藉由暫時拘束被告人身自由確保將來刑事訴訟程序能夠順利進行,人身自由以外的權利當然不得為任何的限制。但現行羈押被告進入看守所後,卻過著與受刑人相同的生活,為早日脫離這樣的生活,自然就配合做出一定的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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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發生醫療糾紛,因涉及醫療專業及鑑定而需纏訟經年,最後演變成醫病雙輸。醫療爭議發生之初,先由醫療機構提供協助及關懷服務,以彌平爭議,若仍無法解決,則轉介各地區醫師公會或衛生局進入調處,不見得有糾紛就要上法院。

日本近日遭受颱風及地震侵襲,造成關西地區及北海道嚴重災情,計畫赴日者,如果跟旅行社訂的是跟團的旅遊契約,可請求返還預繳的團費;如果旅行社只是代訂機票及飯店的委任契約,可請旅行社協助退訂。

憲法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受刑人因人身自由的限制,難以完全行使工作權,但獄方也應在不違反監獄紀律及執行自由刑目的內,適當提供相當的工作給受刑人,增益其未來出獄的工作能力,幫助其再社會化,並提升自我信心與謀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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