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鏡週刊
去年新聞爆出南港貨櫃屋事件，在南港地標菁華區、國際級豪宅建案旁，有20位住民群租在滲水的鐵皮貨櫃屋裡，每人居住空間僅1.7坪，月租3,300元，媒體形容為「人間煉獄」，違建貨櫃屋經市政府火速拆除，住民被輔導遷居。
為何有人自願住在人間煉獄呢？我們採訪3位貨櫃屋住民後發現：簡陋的住宅法規、租屋市場地下化、節節高漲的租金與歧視，和難以持續的福利政策，讓經濟弱勢難以安居。
去年潮溼的11月初，我們來到台北市民大道上、剛被拆遷的南港貨櫃屋。十多個20呎貨櫃堆放，櫃門深鎖，鋼條與廢棄雜物散亂一地，一間僅容單人站立的破陋廁所，帶著層層黃垢，飄來一陣霉味與尿騷味，難以想像5個月前，這裡曾是容納20人的小聚落。多位附近居民表示，每天上下班經過，只見經年堆放的貨櫃，從來不知道裡面竟有住人。
蝸居貨櫃 環境如煉獄
這裡是柯市府「東區門戶計畫」的核心地帶，位處購物中心CITYLINK正對面，距離三鐵共構的南港車站200公尺、北區流行音樂中心400公尺，更緊鄰「南港輪胎」開發的超大型豪宅建案「世界明珠」，該建案一坪170萬元，建商廣告寫著：「Discovery頻道全程拍攝記錄興建過程。」卻沒人想記錄寄生在旁的貨櫃屋蝸居小民。
「南港貨櫃屋」宛如寄生在珍珠旁的砂礫。占地1,122平方公尺，約一個標準泳池大小，大多屬產權複雜的私有土地，68歲的張姓房東侵占1/4捷運剩餘的國有畸零地，把約20個貨櫃堆疊成2層空間，1樓有鐵皮屋搭建的「福利社」，幾個貨櫃囤放雜物並住人，2樓有5個40呎貨櫃，每個貨櫃以木板隔成五間房，每房約1.7坪，和2間共用的流動廁所兼淋浴間，在黃金地段月租3,300元，含水電。
據了解，誘人的價格至少吸引18位單身漢和一對夫婦居住，年齡分布在50至75歲，他們不是靠打零工維生的人，就是無法工作的身障者。曾在議會針對國有土地被侵占做質詢的台北市議員王浩說：「有8個住民具福利身分，包括5個低收入戶、2個中低收，1個外縣市中低收，他們經濟條件差，用野營的炊具煮飯，若翻覆不是燙傷就是火災，那邊出事是時間問題而已。」
去年10月底，南港貨櫃屋新聞曝光，媒體形容這裡是「人間煉獄」。南港社福中心主任林靜莉說：「那裡房間狹小，空氣不流通，基本配備是一張床，衣服全用一條線掛在床鋪上方。」南港區長王先黎描述：「旁邊自助洗車場的髒水會往低窪處流，有住民被泡到腳發炎。一樓有洗衣機和幾個瓦斯桶，看起來很髒亂，去年5月勘查時，房門打開熱氣就衝出來，住民們穿短褲、打赤膊，卻還在流汗。老鼠跑來跑去，就怕把瓦斯管咬壞。」住民阿坤（化名）記得：「房間都是蟑螂、老鼠，冬天門關著也會冷，雨大一點就漏水，跑給雨追。」
早有紀錄 拖7年才拆
曾住過貨櫃屋的工地主任兼作家林立青解釋：「貨櫃屋如果要給人住，會做3件事：裝冷氣降溫、搭棚子避免直曬，用鋼梁或空心磚架高，否則泥巴溼氣集中，很容易生病。」王浩補充：「貨櫃依狀況分3級，A級是完好、無滲漏，B級是有撞凹和鏽蝕，C級是撞凹、鏽蝕和穿孔，C級以下都不堪用，這裡的貨櫃屋都是C級，1個5萬元以內，房東買10個弄一弄才50萬元，租出去很快就賺回來了。」
我們截稿前仍無法聯繫到張姓房東，僅能憑東明里長曾漢祺和住民的口述回憶，推測貨櫃屋存在超過10年。調閱建管處資料後發現，早在2013年10月28日就有住人違建的查報紀錄，卻遲至7年後才拆除。建管處主祕洪德豪解釋，當時列入排拆，但以「危害公共安全」的違建優先處理，且依定義未含「貨櫃屋」。換言之，南港貨櫃屋聚落已久，卻因遊走《建築法》灰色地帶，無人理會。
民政局去年底清查統計，台北市列管的蝸居數量達45處，卻不包含像南港貨櫃屋這樣，連房屋都不算的違建聚落，這次曝光全和60歲的阿坤有關。
2019年1月4日，清潔工阿坤在福利社和幾位住民聊天，那是他們平時活動的「客廳」，「我站著，突然整個人倒下，人昏去都不知影，右手右腳不能動，不知誰送我去醫院，出院才知道右腳中風、左腳尿酸過高（痛風）。」他無親無故，經濟能力差，被社工通報成為輔導個案，1個多月後出院，被安排住進老人養護機構；但沒多久，他又逃回貨櫃屋住。
2020年4月26日錢櫃大火造成死傷，林靜莉擔憂阿坤租處安危，前往探視，發現居住環境惡劣，便報告區長王先黎。王先黎請警方清查住民人數與身分，並會同10個局處單位會勘，迅速擬定遷移住民和拆除貨櫃的計畫。6月社會局協助住民遷離，有17人另尋租屋處，3人依親。7月房東自行拆除貨櫃時，高溫鐵水滴落引發火警。直到10月，才由建管處依違建強制拆除2樓住人的貨櫃屋。
安置受限 出走追自由
南港貨櫃屋迅速結案，南港區長的明快處置也獲柯市府在社安網會議上表揚。然而我們不禁好奇，為何有這麼多住民，甘願蝸居在都市菁華區裡的「人間煉獄」呢？
瘦小的阿坤來自台中，他拄著撿來的拐杖、用台語說：「我是孤子，囝仔愛迌，字一半不識，少年就出來工作，以前住家裡，後來爸媽把房子賣掉，我媽叫我上台北工作。」30多年前他到台北做清潔工，1週工作6天，可賺2萬多元，大多住在鐵皮屋或工寮，狀況好時住過月租6,000多元的公寓雅房，但後來繳不出房租，就被朋友介紹到南港貨櫃屋居住。
他認為繳不出房租，是因為物價飆漲，乾麵從30年前一碗20元，漲到一碗4、50元，還是小碗的。薪水不變、物價翻倍，他安慰自己：「還好我胃口不大。」2年前中風，為何不接受機構安置？「我想出來走走，就出來走走，多自由啊，這就差很多耶！」我們約在公園訪談，儘管阿坤不良於行，仍舊來去如風，我轉頭和其他住民說話，他馬上就不見蹤影。
有自由的地方，才是「家」。同樣從機構跑出來、住進貨櫃屋的，還有住民中最年輕的阿文（化名）。50歲的阿文國中畢業，卻是住民最信賴的對外溝通窗口。他出生於台北內湖，父母是送貨工，家境小康，年輕時和女友生下一女，女友就跑掉。當時阿文的媽媽要洗腎，女兒要人照顧，父母逼他花2、30萬元娶大陸配偶，「我不想跟大陸妹結婚，他們的心態像請外勞，所以我跑掉，自己生活，小二的女兒給爸媽養。」
他原本是打磨大理石地板的技術人員，月薪45,000元，沒想到10年前，老闆騎車載他趕工地，酒駕自摔，害他頸椎斷裂，「我頸椎假的，打鋼釘，左半身不能動，都萎縮了，只能靠右腳走路。」他說話吃力，聲音含糊，許多詞語我必須反覆確認。
他無法工作，生活也無法自理，唯一的妹妹嫁人，父親把他送進護理之家，他形容那3年半像是「被關在裡面」，於是「我偷跑出來，前老闆分期賠我115萬元，口袋有點錢，就去基隆租屋。」有次，他領2萬元放口袋，但手不方便，沒放好就掉了，「我忽然生不出錢，把押金住完，就回台北跟朋友借幾千塊錢，睡公園。有人通報社工，把我送到流浪之家，又幫我申請身障補助。」
互利依存 收容弱勢者
他幾度在租屋、收容所和公園間徘徊。3年前，負責賠償的老闆罹患憂鬱症，付不出剩餘賠償金，他的存款也見底，他認為內湖家裡小，父母身體不好，回家只是造成負擔，於是經人介紹住進貨櫃屋，靠中低收入加身障補助，「1個月8,500元，扣掉房租3,300元，剩5,000多元，自己煮飯，生活還過得去。」
許多媒體將南港貨櫃屋的罪魁禍首，直指侵占國有地的「惡房東」；但王浩認為，房東固然投機又違法獲利，但「他也提供收容經濟弱勢的地方。」長期扶助弱勢租屋的崔媽媽基金會居扶部主任馮麗芳，直言這是供需關係，「蝸居環境差，至少房東願意租弱勢者，如果全都剷掉，他們要住哪？沒多少房東願意接受他們。」
阿坤後來才知道，當時中風送他上救護車的人就是房東。他認為房東人不錯，有多的飯菜、餅乾會不定時分給大家，平時在福利社賣保力達、香菸、飲料、啤酒、泡麵，價錢跟外面一樣，更重要的是能讓住民賒帳；「但我繳不出房租，也被趕過2、3次，我還是硬住，沒地方去，就晚一點交，不然要住哪？他會大小聲，但是沒有把我拖出去。」
房東的「仁慈」與房客的「無奈」，形成特有的依存關係。林靜莉認為最大問題是，「住民不相信有人會幫他們」，起初社工訪視不到住民，以為他們是外出做工，後來才發現有些住民是刻意躲避，「他們不相信住那麼久的地方，說拆就拆，對他們來說，這裡便宜又有朋友互相照顧，他們沒意願搬家。」直到去年5月底建管處張貼拆除通知，阿文才帶著阿坤和戴伯（化名），來南港社福中心求救，3個人蹣跚跛行卻相互扶持的身影，令她印象深刻。
租屋押金 成經濟重擔
社福中心的謝姓社工回憶：「戴伯剛來很害怕，講沒幾句就哭了，他手足不親，沒有子女，又是經濟弱勢，現在連住的地方也沒了。我帶他申請低收補助，他就跟我交代遺言，說死了要埋在老家，他不信自己能申請到補助，直到拿到低收補助公文才相信。」
外人看來毫無居住品質的煉獄，是戴伯唯一能遮風避雨的家。67歲的戴伯，激動地操著台灣國語說：「我做粗工，工資沒多少，做半死，一天1,100，排不到工就沒有。我在南港貨櫃屋來來去去住十幾年了，房租便宜，主要是沒押金。」馮麗芳說：「不收押金的房東，100個找不到1、2個。2017年通過《租賃管理條例》規定押金上限是2個月，但對弱勢者是沉重的負擔，對房東來說又覺得不夠。」
戴伯來自東部農村，只有國小畢業，當鐵工學徒，30多歲上台北工作，「公司做化糞池，我年輕時身體很壯，糞管幾百公斤，我一個人拖，住工寮不用錢，1個月賺5、6萬元。」50多歲媽媽過世後，兄弟主張賣掉老家房產和1,000多坪土地，「我沒結婚，不跟兄弟計較太多，他們有老婆、孩子，分比較多，我分不到1,000萬元。」
他在老家附近買房，自稱1年後被人設計，房屋、存款全都沒了，只好來南港做工，卻罹患嚴重白內障，「我以前焊鐵，眼睛痛都用冰塊凍著，做1、20年，沒檢查眼睛，也不知道怎樣，後來眼睛不好，不能焊鐵，身邊又沒錢，只能做粗工，時有時無。」沒房、沒存款的工人，沒有退休的權利，戴伯過著賺一天、花一天的日子，拮据時就住貨櫃屋，手頭寬裕就搬出去住。
社福難伸 住民相扶持
貨櫃屋像黑洞，屢屢召喚、回收底層的工人。林立青解釋：「現在工人比較弱勢，因為大型工程都找外籍移工，比較好用。而且人力公司也挑工人，要他們找新居住地滿難的，不像艋舺公園或南機場有群聚的力量。」王浩也說：「南港早期是工業區，社福設施比較弱，這些人不易得到政府訊息，只能透過警方把他們找出來。」
然而弱勢群居也會發展出互助精神。謝姓社工回憶，住民常會互相幫忙，行動不便的阿文常識豐富，經常是其他住民諮詢的對象，「戴伯像阿文的腳，阿文像戴伯的腦，所以他們說要住一起，讓我很感動。」崔媽媽基金會的吳姓社工為戴伯、阿文、阿坤等4位住民，合租一層公寓，補貼租金和押金，她形容：「他們的房間比原本至少大5倍，沒有誇張。」戴伯說：「以前皮膚會長一粒一粒的，會癢、抓了就破，現在都好了。」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規範的「基本居住水準」，獨居者最小空間應達3.95坪，且須具備大便器、洗面盆及浴缸或淋浴等3項衛浴設備。都市改革組織祕書長彭揚凱直言：「我國法規很簡陋，只規定居住面積，通風、採光、安全都沒規範，問題是不符居住水準，也沒有對應政策處理。」
事實上，居住品質從來不是這群住民的優先考量，因為租屋市場上，節節高漲的租金和租屋歧視早將他們排擠在外。王浩認為：「台北隨便租套房至少1萬元，他們租不起；就算他們租得起，房東也不願租給底層的老殘病窮，萬一在裡面掛掉怎麼辦？」
吳姓社工坦言：「我幫他們找租屋1個多月，至少被拒絕十幾次。他們福利補助不多，只能找一人3、4千元的房子，這邊租金2萬元，補助7,200元，剩下的4人協調分攤。」租屋歧視是無形的壓力，吳姓社工堅持不讓我們探視住民的新居，深恐房東發現租給弱勢，就不願再出租。
黑市猖獗 政策有瑕疵
這反映出台灣租屋黑市的問題。彭揚凱說：「當租屋市場8成地下化，政府就不知道誰在租房子？房子在哪？所以什麼都不能做，只能等個案曝光再補救，永遠見樹不見林。像我們那麼多違建，為何不拆？因為拆了，政府也沒能力安置居民。」
目前政府扶助弱勢租屋有3大政策：租金補貼、社會住宅和包租代管。但租屋黑市下，房東為規避租屋重稅，往往不准房客申報租金補貼；而社宅僅提供3成比例給弱勢者，供不應求，且財務需自給自足，導致租金過高。包租代管則是藉減稅優惠，鼓勵房東將房屋交給業者招租，再以折扣價格轉租符合資格的民眾，並代為管理。馮麗芳指出：「包租代管有為我們開拓屋源，但半數業者拒絕社工看屋，他們覺得弱勢有風險，很麻煩。」政府友善弱勢的居住政策，卻排擠真正的弱勢。
彭揚凱總結，南港貨櫃屋案的根源是人的需求，底層需要租得起的房子，於是出現低廉又低品質的非法住所，才能省去成本，他建議國家應積極介入處理，「首先讓租屋市場正常化、合法化，無法掌握租屋狀況，就難推出有效的對應措施。再來，補貼資源要優先照顧弱勢，例如無自有住宅的低收戶，為什麼有高比例沒去申請租金補貼？第一是他們不知道有這個政策；第二是他們拿補貼，就要住在合法租屋，租金從3,000元變6,000元，那不如選3,000元，這是補貼額度不足；第三是房東不租給他，這是最底層、最尖銳的問題，政府目前沒有要積極處理。」
阿文現在的租金加水電，每月約是3,500元，仍有不錯的居住環境。他身材高瘦，走路一跛一跛，但堅持不拿拐杖，把自己打理體面，他說：「我（殘障）去外面吃很難看，拿碗、走路都不方便，在家裡電鍋煮一鍋飯、一鍋肉，就能吃1個禮拜。」日子好像還過得去，但他深層的憂慮是：不知房東何時會收回房屋？況且他還年輕，距離領到老人津貼尚有15年，邁向安居的路，他不知道還要走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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