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一新／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關學系榮譽教授
主流戰略觀 vs. 克制戰略觀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1月20日就職後，美國東西兩岸同時提出與美國「主流戰略觀」（Mainstream Strategic Perspective) 迥異的「克制戰略觀」(Strategic Restraint Perspective)。由於這兩種論點都與台灣的生存與安全有關，因此我國應特別密切關注此一議題與相關情勢的發展。
在一份題目為「執行克制」（Implementing Restraint）的報告中，藍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指出，美國從二戰結束至今一直採取「主流戰略觀」的立場與政策建議，演變到目前已國窮民敝，財政困難日益嚴重，未來更難因應中國的快速崛起，因此現在就應開始思考改弦易轍，考慮「克制戰略觀」的思維方式。
雖然「克制戰略觀」目前還難與「主流戰略觀」爭鋒，但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與美國的日益衰退，特別是美國若是連續幾任總統都無法讓美國振衰起弊的話，則「克制戰略觀」不無可能後來居上，甚至取「主流戰略觀」而代之。
▲ 拜登接任美國總統，面對財政困難日益嚴重的局勢。（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冷戰思維與戰後情勢 主流戰略觀歷久不衰
從二戰結以來，美國政治、軍事與經濟政策制定者都或多或少傾向於採取「主流戰略觀」的論點。
嚴格說來，主流戰略觀能夠蓬勃發展與美國戰略思想家肯楠（George Kennan），透過「長電報」（A Long Telegram） 鼓吹美國為首西方民主國家，應協同一致對赤焰高漲的蘇聯加以遏制，才能確保西方民主制度、繁榮與和平。
雖然後來情勢的發展，未必盡如肯楠的最初構想，但是他的倡議被認為是東西方「冷戰」（Cold War） 與「圍堵」（containment）發韌之濫觴，殆無疑義。
▲ 前美國總統杜魯門作法，與「主流戰略觀」符合。（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杜魯門（Harry Truman）總統對戰後歐洲提供「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在北韓入侵南韓之後率領盟國發動韓戰，以及援助希臘、土耳其、台灣與日本、建立北約並與盟邦締訂多邊與雙邊安全條約，基本上都與「主流戰略觀」若合符節，目的都是預防並圍堵蘇聯的擴張。
在艾森豪（David Eisenhower）與甘迺迪（John F. Kennedy） 兩任總統之下，美國繼續採取「主流戰略觀」的圍堵策略，極盡可能在歐洲、古巴、日本、南韓、東南亞與台灣，不讓蘇聯勢力越雷池一步，但是美國也維持不介入蘇聯勢力範圍內包括「匈牙利革命」的反蘇民主運動，並從1958年開始與中共在波蘭開啟長達十多年的「華沙會談」。
不過，甘迺迪1962年遇刺身亡之後，副總統詹森（Lyndon B. Johnson）繼位總統，奉行「主流戰略觀」政策，但升高越戰的後果，卻是讓美國財政不勝負荷，國內反戰思潮興起，蘇聯勢力在全球各地也趁勢而起，詹森被迫放棄競選連任的機會。
▲甘迺迪於1962年遇刺身亡 。(圖／取自網路）
主流戰略觀首次調整 美改採聯中制蘇策略
「主流戰略觀」倒也不是從未調整。
冷戰以來，「主流戰略觀」的第一次調整，起源於尼克森1967年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發表一篇題為「越南之後」（After Viet Nam）的文章，略謂美國必需盡快結束越戰，並與中共政權改善關係，以免北京對內壓制人民，對內侵擾四鄰。這也成為美國「聯中制蘇」戰略思轉變的開始。
1968年美國大選，尼克森勝出，1971年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 銜命訪問北京與中共領導人毛澤東與總理周恩來會晤，這次密訪加上1969年中蘇共在邊境珍寶島的流血衝突，美國的「主流戰略觀」逐漸朝「聯中制蘇」邁進。1971年，中共進入聯合國，台灣則被迫選擇「主動退出」聯合國。
1972年，尼克森訪中進行「和平之旅」（Journey of Peace），美中兩國不僅朝「關係正常化」(Normalization） 推進，而且正式推動「聯中制蘇」的準聯盟關係。
在北京要求下，華府同意從台灣撤軍、廢約（美中協防條約）最後才是與中國大陸建交。但因「水門事件」爆發，尼克森被國會威脅辭職，美中建交ㄧ事也就暫時延宕下來。
▲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1967年主張，美國需盡快結束越戰，與中共政權改善關係。（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1977年，卡特（Jimmy Carter） 入主白宮，由於蘇聯勢力在全球各地都有進展與突破，卡特決定於1978年12月15日與中共建交，完成與北京的關係正常化。
儘管如此，美國仍維持「主流戰略觀」的政策，由國會主動通過「台灣關係法」(TRA） 並由卡特簽署，以保障台灣的安全。
歷經雷根（Ronald Reagan） 、老布希（George H. W. Bush） 、柯林頓 （Bill Clinton） 、小布希（George W. Bush）、歐巴馬 （Barrack Obama） 、川普（Donald Trump） 總統迭有進展，美國也繼續維持「主流戰略觀」的政策在歐亞兩大洲盡量維護美國與盟友的安全。
雖然蘇聯在1991年瓦解，但取而代之的俄羅斯仍然以恢復「大俄羅斯的榮光」為己任，覬覦東歐與波羅的海三小國。
▲美國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於1978年12月15日決定中美建交。（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在主流戰略觀影響下 美維持全球安全承諾
自21世紀開始，中國經濟超德趕日，逐漸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儘管美國國力相對衰退，但不論冷戰結束前或結束後，美國都會維持一貫的「主流戰略觀」與相關的政策，包括：
一、確保對歐洲的安全承諾，不僅讓蘇聯或俄羅斯勢力擴張，反而極力制約俄羅斯推動「大俄羅斯主義」（Greater Russianism）。
二、在美日安保條約之下，美國承諾確保日本安全並將釣魚台列入安保範圍之內。
三、在美韓安保條之下，美國承諾確保南韓安全並每年調整針對北韓各種狀況的雙邊「緊急應變計畫」（Contingency Plan）。
四、在「台灣關係法」之下，美國履行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國會在過去四年並通過多項友台台法案與修正案，以增強對台灣的安全保障。
由此觀之，在「主流戰略觀」之下，美國歷屆總統對美國盟邦與盟友的安全承諾是在逐步加強之中，至少也沒有減弱。
▲ 在美國維持一貫「主流戰略觀」之下，承諾確保南韓安全。圖為艾斯博出訪南韓，與鄭景斗會面。（圖／路透）
隨著中國快速崛起 克制戰略觀漸抬頭
但是，2021年1月由美國東西兩岸智庫與學者所提出的「克制戰略觀」卻與「主流戰略觀」背道而馳。東岸是由哈佛大學教授艾理森（Graham Allison） 所提出，西岸則是由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所提出。
在其2017年出版的「終必一戰」(Destined for War）一書中，艾理森主張，為了避免與中國爆發一場不必要的戰爭，美國在必要時應放棄台灣。今年年初，他在接受TVBS邀請參加一場座談會時，雖未提放棄台灣，但與中國發展一套合作與互動模式仍為其基調。
他與蘭德公司的共同看法，包括：
一、美國與中國應商量出一套和平共存共榮的方法，不僅可以避免一場不必要的戰爭，而且合則兩利，可以共創雙贏。
二、除了中國大陸直接攻擊日本本土，美國可援引美日安保條約協助日本還擊以外，否則即使中共攻佔釣魚台，美國也沒有必要介入。
三、北韓沒有能力攻打南韓，所以美國大可自朝鮮半島撤軍。當然，美韓「緊急應變計畫」也就成為多餘；北韓發展核武也與美國無關。
四、同理，儘管美英兩國具有特殊關係，但若英國海外基地與屬地遭到中、俄攻佔，美國也不應介入。其他美國的歐洲盟國亦然。
五、為了避免與中國衝突，美國必要時應拋棄台灣。
▲ 為了避免美中爆發不必要的戰爭，哈佛學者建議，美國必要時應放棄台灣。（圖／CFP）
克制戰略觀形同姑息主義 美國將信用破產退守本土
首先，一旦美國總統採納「克制戰略觀」的主張與政策，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威信將很快破產，並將逐漸被趕出西太平洋，最後將完全退回到美國本土。
再者，中共與俄羅斯都不是吃素的，他們將會步步進逼，鯨吞蠶食美國撤軍或退出的國家或水域。
最後，中共與俄羅斯就會像二戰時的德國與日本一樣侵略四鄰，並快速擴張，只是在「克制戰略觀」的「新姑息主義」（New Appeasement）之下，美國已退守本土，再也沒有能力領導群倫奮起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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