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醫學生縱火燒死爸!曾持刀自殘「縫37針」 淚喊:媽媽我好痛

從醫學生到醫師是條漫長的路,考驗能力,更考驗性格,但當他們發現自己不適應時,體制卻沒有為他們設計出口。

圖、文/鏡週刊

高中升大學是思覺失調好發年齡,這階段不僅是青少年自我探索成長期,同時也是他們人生初次職涯發展的十字路口,縱火醫學生的矛盾糾結並非她一人獨有,社會框架與醫學教育的封閉,如同一道緊箍咒,讓他們進退維谷。

那是除夕前幾天。夜半,陳美秀接到小如同事來電,一家人開車到台東等第一班飛機前往綠島,「小如當時在監獄當文書,住在宿舍,卻突然拿水果刀捅自己,後跑出宿舍求救,獲救後縫了37針。」事後劉小如哭訴不知道自己為何自傷,只知道自己很害怕,「我一直問有沒有人幫我,都沒有。」陳美秀忍痛回憶:「她一直喊『媽媽我好痛』…」

休養期間,劉小如經常敲打自己腦袋,狂喊「我什麼都記不住。」有時則突然對陳美秀大叫,「妳在幹嘛!」陳美秀想帶她就診,或帶劉小如參與教會團契的輔導,劉小如異常抗拒,「她會說我有病、憤怒作勢要掐我脖子,說我才該看醫生。」

戰戰兢兢度過每一天,時間來到案發那夜。陳美秀已就寢,劉小如卻突然衝進房把她用力拉起,力道大到她幾乎坐不穩,甚至驚醒劉國信。「問她要幹嘛?她說要跟我講話。她父親責備她不能沒禮貌,但她一直叫我下樓,我不肯,說在房裡就好,她就突然甩開我的手走掉。」陳美秀被劉小如的行為惹火,沒上前追問,與丈夫重新睡去,豈料再睜眼,卻見火光。

劉女本來活潑又貼心,到醫院實習後性格卻逐漸轉變,判若二人。(翻攝臉書)

經精神鑑定,確認劉小如因罹患思覺失調症而縱火。日後陳美秀每每向法官涕泣求情,自責沒讓劉小如及早就醫。而隨著漫長審判、媒體渲染,她開始自我質疑,「會不會我真的是虎媽?」

「她大六回來時常抱怨睡眠不足,那時我跟她爸回她,真的很累就放棄,但她說:『都念那麼久了,放棄很可惜。』」「她大六、大七好幾次返家都說:『爸爸你不要那麼累,我畢業就可以照顧你們。』還說要帶我跟她爸到林口養生村參觀,說我們以後可住那;當時弟弟不想再念電子工程,她也支持弟弟放棄,不要怕(家中負擔)。」陳美秀問:「真的是我讓孩子生病嗎?」

我沒有答案,一如劉小如保持沉默。現職醫生、出身台南,也曾在求學過程中罹患精神疾病的王裕中(化名)則說,劉小如矛盾、載浮載沉的糾結並非她一人經受。「職涯想像」「地域文化」與「醫學系訓練過程」,這三組名詞的總和,是資優生的一道緊箍咒。

 

有苦難言 成醫路坎坷

王裕中自小成績好,被親友引薦跨區就讀,進入所謂「菁英學生圈」。菁英學生圈的家長,會如韓劇《天空之城》集資邀聘名師,養成私下開班授課的考試補習文化。他因壓力大,放棄直升原有學校資優班。「說放棄,但只是去另一間學校的資優班。因為即便沒有家庭期待,同儕或菁英圈的其他人也會有。如果不那樣選擇,就會成為異類或邊緣人。」

換學校沒有減緩他的壓力。「因為『正統』資優班的同學跟家長,還是會注意你的表現。」這讓王裕中決定離鄉念高中。高中時,確立對生物有興趣,猶豫選填醫學或生命科學系。「後來發現不喜歡在實驗室,所以選醫學系。另一考量是,醫學系不接受他系轉入,想為自己留退路。」但沒料到所謂退路,成本高昂。

現職醫生、出身台南,也曾在求學過程中罹患精神疾病的王裕中說,醫學生普遍在大一、大二就得修完所有通識與共同必修,大三、大四則要修完基礎醫學課程以應對第一階段國考,「很多人會因發現基礎醫學跟臨床是完全兩回事而猶豫。但毅然離開的人很少。」他指出,緊湊課程讓醫學生少有機會發展興趣或專長,投入的時間成本、對未來的茫然,「讓路愈走愈窄,發現困住,已出不來。」

劉女縱火後在屋外呆站,被趕來的外公緊緊擁抱。(東森新聞提供)

王裕中求學過程因情感困擾與課業壓力爆發嚴重憂鬱,「當時我也不太敢求醫。」他苦笑說,醫院階級分明,實習醫生地位最低,就連護理師也可要求醫生做雜事。若人際互動拿捏不當、個性不討喜,就易起爭執、影響實習分數。而國考只是醫學生成為醫師的門票,醫師名額每年都有控管,要找到工作,實習評價很重要,「醫學系從大一以來就有非常緊密的評價系統與競爭意識,所以研究統計發現,醫學生因情感、課業壓力而罹患憂鬱、焦慮等精神疾病的比例,遠高於其他科系同年級學生。」

緊密評價系統阻礙醫學生就醫,「醫學生會自我審查,擔心就醫紀錄影響求職。因《醫師法》規定『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精神異常或身體有異狀,不能執行業務』,2018年底雖改為『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相關專科醫師及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但如何認定並非病患可控制。」

 

家屬求情 望停審治療

2019年底,一審審判出爐,認定劉小如因精神障礙影響犯案時認知,加上家人也是被害者為其求情,處有期徒刑12年,執行前需受精神監護處分2年。陳美秀認為判決過重、提起上訴。審判期間,劉小如失常狀況愈發嚴重,會在庭上吐口水、咒罵律師。陳美秀與律師討論後,認為劉小如應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缺乏接受審判、為自己辯護的能力」,希望停止審判程序,讓確診至今都沒接受治療的劉小如接受完整治療,以期復歸社會。

只是陳美秀的盼望落空,而劉小如的精神狀況更加起伏。2020年4月,她與同房獄友發生細故,動手甩對方巴掌,被獄友提告傷害;因劉小如已非未成年者,看守所並未通知陳美秀與律師,這起傷害案直接定讞。陳美秀直至7月才發現女兒多揹一條罪,幾近崩潰。

劉母希望女兒能先就醫,待她有辨識錯誤能力後再接受審判,以期未來有較好的精神狀態復歸社會,但她的盼望並未實現。(翻攝臉書)

「審判的意義是什麼?至少要知道自己錯在哪吧。如果這個人沒有辨識錯誤的能力,對受害者或他的家庭,是否更痛苦?」台灣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主任廖福源感嘆,精神障礙者犯罪後在法庭經常面臨裝病質疑,而失去正當程序保護。劉小如案較為特別,被害者家屬即是加害者家屬,可惜審判依然僵化,「這會讓所有事情在生命裡只留下問號。」

得知劉小如被控打人那天,我致電陳美秀,電話中她泣不成聲,問社會與司法為什麼這樣對待生病的人?我吶吶無言。想起至她住處訪談結束時欲打電話叫車,卻發現撥不出去。她不好意思地撐著受傷的腳送我出門、看我離去,最後孤單一人轉身走回那陰暗無訊號的房間。

註:為保護倖存家屬,能辨識、連結家屬的受訪者一律化名,以避免家屬遭到騷擾或探問,請讀者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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