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明遭惠普控告壟斷光碟機價格，6月5日判決廣明應負擔4.39億美元賠償金，廣明將持續上訴。（圖／AFP）
● 單驥／國立中央大學終身榮譽教授、APIAA院士
依6月6日《科技新報》報導，台灣廣達集團下的廣明光電（Quanta Storage Inc.）被美國聯邦法院裁定，本案原告，美國惠普公司 （HP），「將可取得並保留廣明現有的資產，包含現金、工廠和專利權等，以用來支付於先前賠償 4.39 億美元的反托拉斯判決。」
上述這則新聞，可說是近日除台積電赴美投資外，台灣高科技產業界最重大的新聞之一，國內相關媒體也有大幅報導，如：《Yahoo奇摩即時新聞》廣明光電遭判罰131億元幾乎賠掉整家公司開盤跳空跌停；《中央社》廣明光電纏訟省思，律師：3 因素使台灣輸在起跑點；《商業週刊》廣明判賠130億天價背後，台廠應有的風險思考一封電郵副本恐讓林百里賠掉一間公司；《天下雜誌》林百里小金雞拱手輸給惠普？獨家解析廣明案，如何一步步走向賠130億等。
綜合外電及上述各相關媒體的報導，廣明光電在本案敗訴的主要原因至少有三：2013年，惠普（HP）依美國反托拉斯（Anti-Trust）法律，控告日立、索尼、三星等日韓大廠及（唯一的台廠）廣明，聯合抬高光碟機售價，依據美國反托拉斯（Anti-Trust）法律，求取民事損害賠償，而當其他被告紛紛與惠普和解後，只有廣明以其不是電腦設備最終產品，且代工廠無最終訂價為由，力抗無效後，被判罰相當於新台幣131億元的賠款。
其二，廣明被查出與其他被告使用電子郵件，討論對惠普光碟機標案的得標意願，此外，在上述國際大廠紛紛與惠普和解下，原告或美國檢察官在證據取得上將會愈來愈充分，而上述「證據」雖不必然能構得上刑事案件的絕對程度，但在民事訟訴上，其成立的要件相對較低很多，故本案就惠普而言，其「項莊舞劍」的真正目的，或不在刑事，要把廣明或三星等公司的決策人捉去關，而是在於天價的民事賠償。
其三，訴訟是美國公司經營的重要利器，也是美國公司的優勢，台灣相關廠商若不能明白美國在相關法律上的規範與「陷阱」，也不熟諳美國公司或檢察官的訴訟策略，則其吃大虧的可能性很大。事實上，台灣過去相關廠商，如友達光電、台灣車燈業一線大廠如堤維西、帝寶等公司，也都曾受到美國反托拉斯法的處分，除支付巨額的罰金及賠償外，相關的負責人也入（美國）監服刑。
▲廣明光電總經理何世池。（圖／記者邱倢芯攝）
從台灣已發生的相關案例來看，筆者曾在中大產經所開的必修課「公平交易法經濟分析」或之前在東吳法研所開的「公平交易法專題」這門選修課中，提醒上課的同學，我們不能停在古早時代，認為：「我沒有做什麼。或甚而，是有做什麼，量你也不一定查得到」這樣的簡單或投機心理，而須有主動防衛的心態，才是最佳的防禦與自保之道。
以反托拉斯法中，最常會惹上大麻煩的聯合行為來說，由於聯合行為在偵查及定罪上，相關被告之間，是否有「合意」或「意思聯絡」就是構成該項罪名最重要的法律要件，而上述「意思聯絡」可以是個十分抽象的法律概念，諸如，相關被告，他們是否有一齊參加餐（開）會？是否有一齊打球？是否有一齊喝咖啡等等，不一而足，通常，美國的檢察官（或原告）只要能證明，相關的被告，有類似上述情形之一者，情勢常常就急轉直下，此時，相關被告，就須舉證說明，彼等聚在一齊，不是談什麼價格聯合，而是談談時下大家最關心的新冠肺炎疫情後的市場動態等等。
而在此情況下，所謂，舉證的一方，就是敗訴的一方。在被告無法提出他們聚會期間絕對清白的證據時（如完整的錄音紀錄？），就往往無法有效地澄清自己的清白，這種情形，就如同俗話所說「跳進黃河也洗不清」，故被判敗訴的機率就會急速上升。
▲廣明被判敗訴，將連帶影響廣達。（圖／國研院提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的公平交易法於2015年2月修法之後，在法律的相關規範上，也變嚴格許多。其中，有關聯合行為部分，一方面，為解決上述「意思聯絡」在司法偵查上不易克服的問題，因此在該法第十四條第三項有關聯合行為的定義，即明確地賦予執法機關「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
為此，我國公平法的執法機關當較美國的執法機關更具優勢，在沒有確切證據下，竟可以「推定」的方式，推定（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事犯罪，這「推定」也可說是「罪刑法定主義」下的「新見解」與「新突破」。台灣在這一方面的確有「超英趕美」的神速。［而後，此例一開，我國許多相關法律如2016年8月「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五條，也可以以「推定」方式，推定（而非證明）何者為不當黨產，這也是後話了］。
此外，在我新修正的公平法第35條中，也新增「寬恕條款」，也就是鼓勵告密者並提供污點證人身份保密，以期突破「合意行為」偵查上的困境。
證諸於常常被告的三星，在相關美國的訟案中，常常是「識實務者為俊傑，搶當污點證人，以力求停損點降到最低；相對的，就目前已發生的數起案例來說，台灣廠商或存有一個迷思：我相對較小，沒有主導力（只是消極配合而已），所以，就勝算（或處分上）的比例原則來說，或較高（或不致太嚴重）。
然台灣廠商或始終沒有明白的是，在其他大廠不想玩「囚犯困局」而及時地轉成污點證人時，若台灣廠商仍然死鴨子嘴硬，不但錯失當污點證人的時機，且在日後法庭上積極抗辯時，竟反對照出自己的無知與羸弱不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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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台灣廠商或存有一個迷思：我相對較小，沒有主導力，所以，就勝算（或處分上）的比例原則來說或許較高。殊不知，其他大廠不想玩「囚犯困局」而及時地轉成污點證人時，台灣廠商不但錯失時機，且在日後法庭上積極抗辯時，反對照出無知與羸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