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的管理者與收容人要刻意站在對立的兩端，對管理與教化工作的推展，也是弊大於利。（圖／記者周宸亘攝）
日本前兩年發生一件逃獄事件，頗令人玩味。這起逃獄事件發生在日本開放性處遇設施（低度戒護管理），由於該監獄採取收容人自治，當某一收容人被其他自治幹部當眾辱罵後，引發逃獄。後來相關主管機關檢討了事件發生的始末，其中一項改進措施是，自治幹部在訓誡其他收容人時，宜有其他管理人員（公務員）在場。
沒錯，管理人員在場，表示這一次的訓誡是公權力的決定，收容人不會出現認知上的錯誤，進而不服從管教。這樣的狀況，在台灣的監獄管理中，也是存在的。
我國在監獄管理上沒有收容人自治的制度，但由於基層管理員人數上的不足，因此實際上在第一線的管理工作仍有借助收容人協助的必要，因此有所謂的「服務員」產生（早期稱為雜役）。
服務員的工作角色相當多元，從協助秩序維護、收容人勞作事務、保管金帳目、福利社採買訂單處理，到環境清潔等，都有穿著背心的收容人，也就是服務員在協助。而這些公共事務並不都是勞務性的工作，也有協助維持秩序、分派工作等，因此在收容人的眼中，服務員是在協助主管做事，若不服從服務員，到最後也是主管出面處理。於是，這些服務員說話就有份量了。
有些工場主管會將夜間舍房的分配交由服務員決定，收容人在日常生活中若有問題，也需先向服務員反映，服務員處理不來的，再由主管出面解決。可以說，服務員是管理員與一般收容人之間的橋梁，即便其本身是收容人，但另一方面卻在協助管理者執行公務。
從現況來說，監獄管理者與收容人並不是永遠站在對立的兩面。更進一步言，如果監獄的管理者與收容人要刻意站在對立的兩端，對管理與教化工作的推展，也是弊大於利。
對立式的管理，雖然可以將收容人管得服服貼貼，但對收容人而言，一切都是表面工作罷了；為了早日離開監獄且希望獄中生活平安，每個收容人都會擺個樣子給長官看，但心裡頭沒跟上國家的期待，就更別談改頭換面、重新做人。我的經歷中，就曾遇見過某些管理人員，明知道有人長期都在做一些重大違反監規的事，但只要表面秩序是好的，他也就不管了。長久以往，表面上，監獄的管理績效十足，卻也失去了教化的意義。
從收容人的眼光來看世界，負責監獄管理及教化工作的人，才有能力帶領收容人更生。對於一些頑劣的收容人，監方必須強勢管理，但對於大多數收容人，則需要更多的親近與同理心。然而，過於親近收容人的管理或教化人員，在監獄管理高層來看，又會擔心有人謀不臧的狀況，還想升官的人員就只能與收容人保持距離，以免被長官貼上標籤。
到此簡單做個總結：監獄是個教化機構，但要管理這麼多收容人，以現有人力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維持一個有效率的表面秩序，變成第一要務；惟要完成這項任務，又不得不借重收容人，於是出現了一個既對立又利用的狀態。
這個狀態所創造出來的監獄秩序是對立的、浮面的，在管理人員看不到的時候，另有一套次文化在裡面運行，於此環境下談教化，沒有人力、沒有氛圍，有點空泛；檯面上的官方文化對於放下對立政策的公務員，充滿不信任感。在獄政上，官方的防弊心態大於興利，亦使有心者卻步。談獄政改革，除了硬體、人員編制與制度外，這次就監獄中的管理文化提出自己的觀察與建議，於此就教於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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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北元，作家、更生團契志工，曾任律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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