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紹瑋/法律人看《小丑》:罪行果真可恨,罪人無從寬恕?

《小丑》(JOKER)無疑會是我今年最喜歡的電影,沒有之一。靈感來自於DC漫畫的《小丑》,堪稱脫胎換骨,為小丑的起源做了另一番詮釋。而一部具有深度意涵的電影,自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身為一個執業律師,不免要把本片與我的工作經驗連結,提出一些個人看法(以下討論將涉及部分電影情節)。

貧窮的對立面非富有而是正義

美國知名人權律師布萊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曾不只一次的感嘆:「在這世界的大多數地方,貧窮的對立面並不是富有,而是『正義』。」誠哉斯言!在我工作中遇到的刑事犯罪,雖然不能說全部與貧窮有關,但因貧窮而犯罪者絕不在少數。

貧窮的人雖然未必會為了錢犯罪,但卻會因為貧窮所帶來的其他因素或壓力而犯罪,例如因社會地位的低微、不受關注等等,轉而變成對社會的仇視,再進一步犯下罪行。

電影主角亞瑟‧佛萊克(Arthur Fleck)最初也是一個善良的凡人,亞瑟與他的母親生活非常困苦,他從一個飽受欺凌的舉看板小丑,到因此帶槍自衛,卻在兒童醫院表演時被發現隨身帶著槍,最終丟了工作,而在此狀況下,亞瑟仍安慰母親:「我不要妳擔心錢,或者是我,媽。」不難想見其內心承受的壓力。而亞瑟的第一次犯罪,就是在經濟的壓力積累下而爆發(當然還有另一根最後的稻草,容後討論)。

我認為,窮人難以擁有的正義有兩種,第一是保持善良的資格,第二則是被社會公平對待的資格。透過這部電影,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見,亞瑟如何從善良轉變成對社會充滿仇恨,而由劇中富人代表的湯馬斯‧韋恩(Thomas Wayne)的談話,也可以清楚的看出整個中產階級以上的社會,是用何種心態看待像亞瑟這樣犯罪的窮人。他說:「正是這些人(中產階級或富人)把生活變得更好,已經創造了生活的人,總會把那些沒有(創造生活)的人當作小丑。」資本主義固然為經濟的成長帶來莫大貢獻,但中產階級以上的人,卻容易把貧窮的原因歸納為窮人努力不夠或能力不足,且這種失敗毫無半點值得憐憫同情之處。

即便在資本主義下,出生在富裕家庭與貧困家庭者的起跑點本就不同,且每個人的天賦才能也不盡相同。沒有人可以否定麥可‧喬丹(Michael J. Jordan)是透過不斷努力而成功,但我們也都清楚,不是只要付出同等努力的任何人都能成為麥可‧喬丹。如果把貧窮視為一種失敗,且認為這種失敗應該要徹底的歸咎在窮人身上,那就是讓窮人永遠得不到正義的根源。

不要忘了亞瑟在槍殺他的偶像莫瑞前的咆哮:「您(莫瑞)認為像湯馬斯‧韋恩這樣的人(富人)曾經想過像我這樣的人會怎樣嗎?想過除了他自己以外的別人嗎?沒有。他們認為我們該像好孩子一樣坐在那裡接受它!然後我們就不會像狼人般狂哮!」今年另一部描寫貧富差距的電影傑作《寄生上流》,其中經典的台詞:「如果我有錢,我也可以很善良。」富人要善良,確實比起窮人容易太多,但貧窮絕不是原罪,至少沒有任何一個窮人應該要因為貧窮而遭受否定。

記得劇中一幕—年幼的布魯斯‧韋恩(Bruce Wayne)與亞瑟僅隔著一道無法翻越的鐵門,讓人不禁想像,如果兩人家世背景互換,布魯斯‧韋恩未必不會成為小丑,亞瑟又何嘗不能當一回蝙蝠俠。如果布魯斯‧韋恩沒有富可敵國的家產,他的那些蝙蝠車、蝙蝠裝又要從何而來?縱使再善良、再有正義感,他都只能當個《黑暗騎士》開場時,那種穿著布衣、毫無裝備,在觀眾心中像是搞笑藝人般的山寨品。

嘲諷與冷漠是「怪物」的產地

亞瑟因為罹患了罕見的精神疾病—假性延髓情緒(Pseudobulbar affect),時常不由自主的放聲大笑,悲慘的是,他不合時宜的大笑往往會造成另一段悲劇的發生,所以他在隨身的筆記本中寫著:「罹患精神病最糟的是,大家都希望你沒病。

亞瑟最終犯下了無可饒恕的罪行,他持槍殺了人,剝奪他人的生命權,對人性尊嚴給了最大的否定。然而,這樣如同「怪物」一般的亞瑟,又是如何被他所處的社會創造出來?

亞瑟所處的社會,給予他的不是嘲諷就是冷漠,對於亞瑟來說,嘲諷或許又好過冷漠,因為嘲諷至少能夠證明自我的存在(即便是一種否定人格的形式),但冷漠會導致自我的存在感日益衰退,取而代之的是逐漸增強的疏離感(Alienation)。所以亞瑟在地鐵犯罪後,即使大家只知道兇手是一個小丑打扮的人,但亞瑟卻得到了存在的肯定,他說:「這輩子我從來不確定自己是否存在……,但現在我確定自己存在。」雖然,人一出生到這個世界上就是存在的開始,但這份存在感很難僅憑自我的察覺來維持,往往我們更依賴他人的回饋來確認,亞瑟亦是如此,這也是為何他在殺人後,會如此強烈的感受到自我的存在。

▲小丑。(圖/《小丑》劇照)

▲殺人後的亞瑟就像獲得自我的存在,會不經意的翩然起舞。(圖/《小丑》劇照)

立德、立言、立功,何嘗不是一條用以確認自我存在的最佳路徑,但亞瑟的選擇為何是犯下罪行?或許我們應該要問,亞瑟最初在地鐵槍殺了三個人,是為了證明自我的存在嗎?事實上,亞瑟原來只是希望透過喜劇事業的成功來換取大眾關注,殺人只是憤怒累積到臨界值後的偶然結果。亞瑟說:「你把一個被社會拋棄的精神病患當作像垃圾一般對待,你會得到什麼呢?你會得到你該得的。」對亞瑟而言,因殺人所得到的關注,不過是隨之而來的驚喜,遺憾的是,這份充滿誘惑的驚喜卻足以將他推上罪惡之路。每一次犯罪後的亞瑟,都像是隻脫離樊籠的囚鳥,自由自在的翩然起舞。

鄭捷隨機殺人案迄今已5年有餘,鄭捷也已遭槍決,可惜的是,時至今日我們仍未找出鄭捷犯案的動機,我無法不揣測,這一切都與尋求自我存在相關。正如亞瑟在參加他夢寐以求的脫口秀節目時,便要求主持人莫瑞介紹他是「小丑」就好,那是因為亞瑟沒有存在過,「為什麼大家都對別人感到冷漠?要是我橫死街頭,你們連理都不會理我。」但小丑卻因為地鐵槍殺案獲得舉世注目。

我恨罪行,但從不恨罪人

美國人權律師丹諾(Clarence S. Darrow)曾說過:「我恨罪行,但從不恨罪人。」(I could hate sin, but never sinner.)一個法律人,念茲在茲的都應該是人性尊嚴,無論善惡,一切的起源都是人。如果我們將亞瑟犯下罪行的片段擷取檢視,無論是在地鐵殺害路人、在家中殺害同事,或是在攝影棚內殺害他最景仰的主持人,似乎無一不可恨。但人生並非如此,縱然罪行可以被割裂,犯罪者的生命脈絡卻無法被切斷。

要是我們將目光焦點停留在那個夜晚:鄧如雯取起鐵鎚重擊睡眠中的丈夫,再持水果刀猛刺丈夫多下直至將其殺害,這樣的鄧如雯難道可以被寬恕?又或者時間靜止在那個星期天的上午:陽光斜灑在鄭捷的臉上,他跟一般的孩子一樣,帶著笑容、喜歡玩樂、有榮譽感又有上進心,練完跆拳道後等家長來接,他帶著弟弟一起穿鞋下樓,這樣的鄭捷,又有什麼可恨之處?但如果將鄧如雯7年間日夜忍受丈夫恐嚇、性侵及虐待的事實加入,如果看看鄭捷後來猶如瘋狂的隨機殺人,那麼,什麼是可憐?什麼又是可憎?

人生有多難,法律就有多難。法律系固然教會了學生,刑法上的行為單數、複數,但卻很少提到:犯罪者的一生無法被裂解,犯罪者的一生有無數的行為,可能有善的,有惡的,但絕不會僅有卷證裡的那一個小片段。如果整個審判活動只聚焦在犯罪者的罪行,則那些犯罪者的過往、成長環境、情感及生命,就會如同不存在過一般,永遠只會被一個「與本案無關」的念頭帶過,而這樣的審判,其實就是對犯罪者最大的冷漠,也是對犯罪者除了背負著「罪」以外,本質上仍然是「人」的最大否定。

▲小丑。(圖/《小丑》劇照)

▲因為社會無情的嘲諷及冷漠,造就怪物小丑的誕生。(圖/《小丑》劇照)

亞瑟曾經那樣孳孳矻矻,期盼在喜劇事業發光發熱,只為了獲取偶像莫瑞對他說:「你知道這些鎂光燈、表演、觀眾,我願意放棄所有這一切,只為了擁有像你一樣的小孩」的肯定;亞瑟也曾在巨大的絕望中向他人渴求:「我知道這看起來很奇怪,我不是要讓您感到不舒服,也不知道為什麼每個人都這麼無禮,不知道您為什麼這樣,我不要你什麼,除了一點溫暖,一個擁抱,或是體諒」,如果把行為當成是人格的彰顯,那我們必須要記得,人格也是行為的積累,沒有任何一個犯罪者是生下來就打算犯罪。

我希望,亞瑟最後可以不用戴上小丑的面具,而是用另一種姿態活下來,就像周星馳電影《濟公》裡的大種乞丐(朱大常)一樣,勇敢的要別人叫出自己的名字;我多麼希望,社會可以不要因為罪行而否定掉一個人生而為人的事實;我又是多麼多麼希望,我們憎恨罪行的同時,不要憎恨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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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紹瑋律師●呂紹瑋,亞美法律智權事務所律師,東吳大學法學碩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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