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陳家洛到韋小寶 金庸顛覆武俠英雄的革命之路

2018年11月1日 02:26

▲金庸。(圖/CFP)

武俠小說的集大成者:金庸。(圖/CFP)

作者/馬賽克

金庸的長篇武俠小說,內容基本上是傳統的。技巧則大量使用西方的懸疑手法、甚至電影裡的「蒙太奇」。但最具顛覆性的,是他利用佛家哲學裡「否定、再否定」的辯證思維,讓筆下的男主角的不斷轉型,徹底打破了傳統武俠世界裡的英雄「本色」。

他的第一本小說《書劍恩仇錄》,內容像是《水滸傳》;男主角陳家洛近乎完美:出身官宦之家、地位尊貴、人長得帥、學養既深、武功又好。但他的人生是失敗的。為了「反清復漢」大業辜負了愛情(霍青桐與香香公主),最後落得兩者皆空。這個角色的影子,後來出現在《天龍八部》裡慕容復的身上。

第二本小說《碧血劍》裡的袁承志為忠良之後(袁崇煥之子)。出身也是很高檔的。他的個人性格並不鮮明,職志是為父報仇(找崇禎算帳)。但他跟陳家洛同樣陷入了「江山與愛情」的兩難抉擇,更因為「跟錯了老闆」(李自成),最後只好是出國發展,成了「海外華僑」。

第三部作品的男主角郭靖是金庸小說裡最符合「俠之大者」規格的,除了有俠義心腸,更嚴格恪守「天地君親師」的儒家道德教條。最重要的是,他跟大多數金庸筆下男主角不一樣,他不逃避,最後死守襄陽城,以身殉國。金庸特別把這個角色設計一個不挺帥、不聰明、但勤能補拙的人,讓他變得更親民,但已在某個程度上顛覆了傳統武俠小說裡的「英雄偶像」。

相對的,《神鵰俠侣》的楊過與小龍女則是對傳統「英雄偶像」的一次大翻轉:男的殘廢、女的失貞。事實上,楊過在許多方面是郭靖的相反。他大幅度挑戰傳統禮教;由於DNA的關係(父親是大反派楊康),他不但背負原罪,本質上也是「壞壞的」。

為了說服讀者楊過成「俠」之路的合理性,金庸花了很大篇幅去敘述楊過的「本我」(id)與「超我」(super-ego)之間的心理辯證過程。所以,在描寫男主角心理掙扎與情感衝突方面,《神鵰俠侣》是金庸小說裡層面最豐富的。楊過,字改之,他不愧是「更新人」的典範。

經歷了郭靖(正)、楊過(反),到了《射鵰三部曲》裡的張無忌(合),作者對男主角的性格刻畫卻沒有進一步的突破。張無忌基本上是袁承志的擴充版,只是武功更強些、感情世界更複雜些。他也是「農民革命軍」(明教)領袖,只是他鬥不過另一個革命領袖兼陰謀家朱元璋,最後他只好循著眾多「金庸大俠」的老路:退出江湖逍遙遊去了。

被形容為《射鵰三部曲》前傳的《天龍八部》,在人物刻畫上是一大突破。正如學者陳世驤形容的:「無人不冤,有情皆孽」。兩大男主角喬峰(蕭峰)與段譽一剛一柔,一入世、一出世,代表金庸的兩個理想世界。段譽像是一會武功的賈寶玉,是金庸作品裡的「新式英雄」。喬峰則是郭靖之後的另一個「俠之高峰」,也是「悲劇英雄」的高峰。

正如金庸在《倚天屠龍記》裡辯證的是「何者為邪、何者為正」的問題,《天龍八部》裡要辯證的則是「身分認同」問題:包括血緣上、權力繼承上、以及國族認同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血緣上是契丹人就一定會出賣大宋、不可能成為保衛大宋的一分子?喬峰這個角色寫出了歷史/武俠小說中十分罕見的血緣/國族認同問題,他的悲劇渲染力是強大的,也是金庸創造的英雄裡最撼動讀者的。

金庸最後一部長篇小說《鹿鼎記》延伸了「國族認同」的辯證問題,闡述了「滿人統治的中國,未必不如漢人統治的中國」,所以「反清復明」是徒然的、也是悲劇性的。裡面最大的悲劇英雄,當然是陳近南。相對的,他的徒弟韋小寶,則幾乎顛覆了所有傳統印象中的英雄形象:出身卑微(妓女之子、父不詳),目不識丁、武藝低微、無賴好色。從陳家洛到韋小寶,金庸作品中的「英雄」到這裡產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轉。

韋小寶本質上是一個 「反英雄」,他最終保有的,是義氣。這是一名江湖人的最後底線。國族認同、權位、榮譽,「最後的金庸英雄」韋小寶把這些東西統統都拋棄了。從當中可以看出金庸思想轉變之大。這也反映出中共建政之後,避居香港的金庸的思想轉變:世局無法改變、政治讓人失望,最後值得的唯有朋友與愛情。金庸大多數男主角選擇的最後出路都是「避世者」。這何嘗不是金庸本身的寫照?

金庸晚年曾二度跟中共政權和解,甚至協助起草「香港基本法」。但合作關係最後演變出來的結結果都不怎麼好。金庸自認最喜歡的筆下英雄是令狐沖。他是一個在沒有明確歷史時空、險惡江湖裡的「自由人」。這是金庸的理想投射。這個理想人物在現實時空裡並不存在,但正如金庸所盼望的,他的作品可以永續流傳,因此這個理相典型或許可以存活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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