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聘」意謂履歷表上不會有個人照片、家世背景或學經歷，但在台灣，行得通嗎？（圖／視覺中國CFP提供）
今年甫就任的韓國總統文在寅，在政見上即多次強調要清除過去執政者所累積的政商勾結，同時也推動檢警分立。在勞動政策上，文在寅也試圖增加政府公職的正職人數，鼓勵民間企業聘用正職等。其中的「盲聘政策」（blind hiring），也相當受到矚目。
所謂的盲聘政策，是指雇主徵才時，不對應徵者做資格限制，除了不附上照片外，雇主也不對求職者詢問家世背景，甚至也不詢問學經歷。求職者只要（或者說只能）提出與工作相關的作品，讓雇主決定是否錄取。文在寅曾明確指出，除非有工作上的特殊需求，否則不應要求提供學歷、籍貫、身高體重、相片等可能造成歧視的資訊，
事實上，此一政策並非文在寅所獨創。在美國，數家科技公司如Compose在幾年前就已採取此一制度。該公司指出，若是僅依照履歷表上的記載，極有可能無法錄取真正具有工作能力的人，而且也容易產生或製造偏見，因此他們直接要求求職者撰寫報告，並製作一個模擬專案，作為評量標準。相較之下，Compose甚至不希望求職者提供過去的工作經歷，宛如政治理論大師John Rawls所提出的無知之幕，讓大家在沒有彼此資料的狀況下，就客觀的事實做成決定。就此來說，韓國在政策上還允許雇主向應徵者索取大學學歷、專長或工作經驗，相比之下還是寬鬆了一點點。
無獨有偶的，台灣就業服務法在第5條第1項就要求，「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第二項則進一步要求雇主不得要求提供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在整體政策上，台灣與韓國其實有著相似之處。雖然相較於韓國，台灣並不將解決裙帶資本主義作為優先推動的政策，但整體來說，就業服務法想處理的，還是社會對特定人士的刻板印象與歧視。
以性別問題而言，職場的玻璃天花板向來一直是女性團體所批評的對象；或是一般老闆直覺認定原住民就是愛喝酒不認真；身心障礙者在職場需要太多人協助而減少整體工作效率等等。只是，我們該問的是，以往大家洋洋灑灑寫在求職履歷表上的各種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分證字號、血型、生日...等。雇主習慣性地跟求職者要了這些資料，卻忘記這些其實依照個資法都還有保存等義務，且也不一定可以作為選拔人才的必要參考資料。筆者於國外NGO實習與工作時，履歷上只記載了姓名、學歷、重要工作經歷、出版品等，而且中文拼音看不出性別，所以對方直到錄取時才知道我的全貌。矽谷的許多科技公司，也在檢討性別、種族比例過於失衡，對公司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即使就業服務法明白規定不得對身心障礙者有所歧視，許多雇主仍然會覺得身心障礙者工作效率不彰而不予聘用。（圖／視覺中國CFP提供）
當然，這些限制可能會被質疑效果不彰，舉例言之，雖然雇主沒有跟求職者在履歷表上索取年齡，但面試時一切就真相大白，進而讓雇主達到篩選性別的效果。然而，所謂的反歧視法，事實上也包括了間接歧視，也就是透過間接事證證明歧視存在，而不會因此完全成為具文。
只是，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這些所謂的性別、年齡、容貌等等資訊，真的是雇主絕對不應考慮的因素嗎？數週前Google解雇旗下工程師Damore一事，也許可以是個值得深思的例子。該事件是因Damore在Google內部張貼一篇文，主張增加女性錄取人數是錯誤的政策，他列出了男性與女性有其不同的特質，並認為男性更能接受長時間與高壓的工作，如科技業或領導職務等。因此科技業的男性比例高有其依據，公司不需要特別去調整女性名額，來達到所謂的多元。Google因為Damore的言論違反了公司的行為準則，將其解雇，而Damore除了對外大肆攻擊Google是一言堂、沒有多元之外，也向相關機關提出法律救濟。此一爭議目前還在進行中。
前面所提及的政治理論大師John Rawls在其鉅著《正義論》中，試圖調和自由與平等間的矛盾。誠然，政府的介入打破了市場的秩序，然如何能夠讓每個人活得有其尊嚴，而又能彰顯他存在的價值，關於就業平等的討論，或許是個值得切入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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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修，執業律師，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問學人、公益法律全球研究網成員。關注人權議題，參與台灣及國際公益NGO成員之人權策略擬定與推廣。以上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88 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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