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律師離開了，這場悲劇留給我們什麼樣的省思？（圖／視覺中國CFP）
近日黃姓律師因為離婚案件遭到對方當事人洪姓嫌犯駕車衝撞身故。洪嫌告訴警方，當日法院調解時，感覺黃律師口氣強勢，又想到過去跟妻子種種不愉快，加上離開後看到黃律師與妻子兩人有說有笑，心裡愈想愈氣，才開車作勢衝撞，釀成悲劇。事件發生後，律師公會旋即發表聲明強力譴責，民眾同聲為黃律師抱屈，但也有不同聲音歸咎律師自己。不同觀點歧異對立，凸顯此一事件值得我們幾點省思之處。
律師不該只為自己當事人講話嗎？
每逢社會發生重大刑案，如台北捷運殺人案、媽媽嘴命案，民眾對於協助兇嫌辯護之律師，每每強烈批判及斥責，認為律師罔顧公平正義，竟然為兇手辯護。即使民事訴訟案件，民眾對於對方律師的人身攻擊，亦是屢見不險。然而，律師在訴訟中只為自己當事人講話，真的不合理？
基於律師必須對當事人（委託人）負有的「忠誠義務」（loyalty、trustworthiness、faithfulness），甚至法律對於律師工作「禁止利害衝突」的要求標準，更甚於會計師、心理治療師、醫師、記者及學者專家等其他專業受任人 ，律師在執業行為上不僅被容許，甚至可說是被要求，「僅能」考量自身委託人的最大利益，且「無須」考量對方當事人之利益。
此一「維護當事人最大利益原則」的背後思考是：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關係高過一切，唯有要求律師僅需考量當事人利益，如此一來當事人才可能對律師開誠布公，如果反其道而行，長期下來，當事人可能認為不願意透露太多給律師知情，而律師也就無法進行真正有效的辯護 。整體長遠來看，律師無法充分進行論辯的結果，將可能損害「司法制度」的進步。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律師的專業辯護行為本身將推動了正義的發展 ，看看蘇建和案、徐自強案、鄭性澤案、關廠工人案、華隆工人案，其背後都是一群律師辛苦奮鬥改變司法制度的故事。
因此，縱使律師在辦案過程中處處維護自己當事人，甚至措辭強烈質疑、批判對方當事人，只要不是惡意進行無關案情的人身攻擊，我們其實都應該以律師「盡忠職守」的角度來予以理解或寬容。這是目前民眾在法律觀念上，普遍還需要再學習、強化認知者。筆者相信，放下敵視對方律師的成見，學習聆聽其專業意見的「重點」，才能讓當事人自己回歸理性，而有效率地思索、找出「紛爭解決」的正確方向。
▲打贏官司不等於解決紛爭，解決案件更不等同消弭怨恨，以專業法理、事實與證據來處理案件，是律師適當保護自己的最佳方式。（圖／視覺中國CFP）
律師如何適當提醒、保護自己？
因為「忠誠義務」、「禁止利害衝突」的高要求，律師在辦案過程中必須盡力，因此註定「接案」就是得罪他方當事人的開始，被貼上「擋人財路」、「製造麻煩」、「搬弄是非」的標籤，成了律師職業的宿命。常見離婚案件中，律師就會背上「破壞人家婚姻家庭兇手」的黑鍋。接踵而來的，除了開車衝撞律師、棍棒毆打律師之高風險，對方當事人言語謾罵、恐嚇及威脅，更是許多律師都有的慘烈經驗。當律師希望一般民眾、對方當事人學習「理性」的同時，律師可以如何提醒、保護自己？
筆者認為，正因律師工作攸關當事人間之金錢利益、感情糾葛、權力及資源分配，導致律師工作如履薄冰、漫步鋼索。當律師在追求實踐公平正義及內心理想的同時，最重要的，我們或應時時提醒自己：打贏官司不等於解決紛爭，解決案件更不等同消弭怨恨。能將案件紛爭處理到圓滿，適時點到，不窮追猛打，說服當事人見好就收，尋求雙贏，進而讓對方當事人願意事後（另案）委任、信任自己，無疑是最佳執業狀態。以這樣的基本思維作警惕，相信律師不論在發函、書狀內容、口頭陳述，都能更回歸到專業法理、事實及證據作為基礎，而不再流於情緒及意氣，自然降低對方當事人「將氣出在律師身上」的風險。
筆者相信，比起隨時貼身保鏢圍事、走路裝後照鏡、買足傷害意外保險，讓對方當事人感受到自己不趕盡殺絕、不佔盡便宜、隨時保留情面的執業風格及態度，就是律師適當保護自己的最佳方式。
▲律師的協助、陪伴，毫無疑問正是消除當事人誤會、降低恐懼感的關鍵。（圖／視覺中國CFP）
少一位律師的陪伴才是真正問題？
衝突、怨恨通常來自於誤解及恐懼，為何一件明明調解成立的離婚案件，竟然最後演變成雙人命案？依照前述說明，筆者推測，這樁悲劇發生的真正原因，可能還是在於：洪嫌認為「律師都只幫妻子講話」、「律師讓自己感受被佔便宜」，以及洪嫌未確實理解、無法感受到調解內容對自己的益處。這裡凸顯出了現行訴訟制度上的重要課題：沒有律師從旁協助的當事人，我們如何讓其真正信任這套制度？不會因為對於法律程序專業繁瑣的「外行」，所衍生的誤解或心理恐懼，讓當事人間紛爭的怨懟程度更為加劇？
筆者認為，即使當事人能正確理解對造律師的角色，而對造律師在案件處理過程中也確實讓當事人感受舒適，但終究是對造律師，當事人內心深處始終會存有對於律師建議立場、動機的質疑，而這種存疑星火，一觸即發即可全面燎原。或許，正是看到黃姓律師和前妻有說有笑的舉止，才讓洪嫌誤會自己同意調解其實是被矇騙，因此釀成悲劇。
因此，另一位律師的協助、陪伴，毫無疑問正是消除當事人誤會、降低恐懼感、澄清當事人種種觀念的關鍵，這正是整套紛爭解決制度中先「建構信任」，進而「消弭對立」的重要基石。如果洪嫌在調解當時也有律師陪伴在身邊，而律師能在專業上向其分析「調解成立方案」的利弊得失、對於洪嫌有何優點，且在同意調解後再陪伴、舒緩其情緒，是否可以讓洪嫌對於這場調解有更多的信任，理解自己也是贏家，從而避免這場悲劇的發生？
我們已經無法彌補洪嫌當時沒有律師陪伴造成的缺憾，但我們可以努力避免出現其他洪嫌。因此，我們應當正視目前訴訟制度上尚未達成「強制律師代理」的弊害，並強化未諳法律專業之一般民眾（尤其弱勢小老百姓）都能更加容易尋求專業律師諮詢，並獲得律師必要的專業協助。讓當事人都有律師的陪伴，在解決法律案件的同時，也能真正消弭當事人間的怨懟。
●吳俊達，尚詰法律事務所律師，關廠工人案、洪仲丘案、華航罷工案等公益案件辯護律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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