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鼎/如此世界觀,如何新南向?

2016年12月29日 01:21

▲新政府喊出的新南向政策口號中,包括進軍的「越南市場」。圖為越南胡志明市郵政總局。(圖/記者陳姿吟攝)

文/黃宗鼎

最近因光復中學學生穿著納粹軍裝遊行一事,包含台灣的世界觀以及台灣的歷史教育問題,再度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單純作為一名歷史學者,我對於台灣社會在省思歐戰時所展現的豐沛能量,不由得感到驕傲,對於國人論辯納粹德國的力度,更是感到驚豔,不過,一旦回歸到東南亞歷史學者的位子,上述現象卻又令我無限感慨。

就我的理解,絕大多數批判「納粹崇拜」的言論,若不是基於反戰爭、反歧視的人道情懷,或基於消化大量好萊塢二戰猶太電影之餘,而產生的「德國愧疚」(註1),便是出自一種「唯恐與西方文明脫隊」的心緒。

此種心緒大抵反映出百年以來,台灣社會為追求進步、揚棄落後的急迫感。在此種心緒作用下,當代台灣社會對於遙遙歐美歷史文化關切之程度,始終遠高於亞洲近鄰;同樣在此種心緒的作用之下,台灣社會對於亞洲諸鄰所投注的目光,其程度也是大不相同的。於是乎,同樣是超級天災,台灣社會對於菲律賓「海燕風災」的關切程度,便遠遠不及日本的「311強震」。

台灣社會開始關注於東南亞,主要還是因先進國家將東南亞視為新興市場的關係,儘管盯著這個潛力市場,卻仍對東南亞懷抱著高度的「落後性想像」

在台灣社會並未對東南亞主動發生興趣的情況下,我們自東南亞獲得的資訊不僅有限,而且多半是「二手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台灣幾乎就是透過其他外國人(包含外國通訊社、外媒及外國學者)的眼睛,來認識東南亞。如此,我們所看到的東南亞,便可能小如荷蘭人在殖民印尼時期所見,是從交易樓座、碉堡之中,抑或甲板之上所看到的東南亞。

在東南亞歷史的詮釋權,被歐洲殖民者及其門徒主導之前,書寫東南亞歷史的主流文字,曾經就是中文。在晚近西方學者爭論吳哥窟究竟是神廟,還是12世紀柬埔寨帝王蘇利耶跋摩二世皇陵之時,元朝使節周達觀關於真臘(柬埔寨古名)風土民情的報告《真臘風土記》,早已經使用「魯班墓」這個獨到的中文詮釋,來陳明吳哥窟原是皇陵的事實。此外,我們對於中世紀以前印尼古國「室利佛逝」等南洋諸國的了解,同樣有賴於《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一書的說法,該書作者,是曾在「佛逝國」補習梵文托福6個月的唐代高僧義淨。

▲中國自東漢以來勢力已向柬埔寨伸展,三國時的《扶南異物志》、《扶南記》等即有此處之最早記載,可惜已失散。(圖/盈達旅遊)

其實台灣的東南亞史學研究,一度奠基於日治時期。1928年,即日本建立「台北帝國大學」(台大前身)的同一年底,便在該校設置了東南亞史(南洋史)學程,這項舉措不僅為全台首例,甚至以整個日本帝國大學系統(包含首爾大學前身的京城帝國大學)而言,都是創舉。無論是在台北帝大發展東南亞史學研究,還是藉由種植大王椰子樹來複製南洋風情(如台大的椰林大道),一定程度都是為了將台灣打造為日本南侵東南亞的前進基地。

在持續強化東南亞歷史研究的同時,日本的南進基礎也不斷得到厚植。日本於1939年3月31日宣告兼併「新南群島」,進而將其收納於台灣高雄州治下,而這個「新南群島」,即是1946年以後為中華民國納版的南沙群島。此外,日治時期台灣的東南亞住民也在這時出現。一支系屬於越南末代王朝——阮朝開國君嘉隆皇帝後裔的越南皇族(畿外侯彊柢)與所部,寓居於台北州的幸町(今天台北市濟南路附近)。

▲日治時期的台大在日本南進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設有南洋研究特色講座。(圖/記者張一中攝)

1940年,也就是在台北帝大設置東南亞史學程之後的第12年,日本方才正式啟動其「南進計畫」,相對之下,台灣卻是在東南亞史學教育尚且蒙稚的情況之下,展開了1990年代以來第三波的南向政策。

在台灣的世界觀西方化有餘,而對東南亞歷史認識不足的當前,我們的南向運動真的準備好了嗎?

註1:筆者「德國愧疚」(German Guilt)一詞發想,來自於「白人愧疚」(White Guilt)這個專有名詞,是指個人或群體對於特定白人迫害其他人種的歷史或現象, (過度)懷抱同情或歉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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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鼎,歷史學者,研究興趣為南海問題、東南亞史,中國與東南亞關係。最常講的一句話:「台灣得先學習東南亞,方能創造被需要的價值。」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88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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