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良/強化思辨力,是全民運動

2016年02月17日 12:32

▲勞保費率高一點,能讓雇主負起更多照顧員工的責任。(圖/達志影像)

文/楊志良

台灣是個高度民粹社會,影響國家發展甚鉅,而之所以如此的癥結,就在於多數人缺乏思辨的能力,所以易被政客所操弄。就舉兩個和一般人最切身相關的議題為例,如果對這兩個問題都想不清楚,就不用奢求能對其他公共政策做出正確判斷了。

第一個問題是:對勞工朋友來說,勞保費率高一點好或低一點好?

大部分勞工只想到,費率低,自己可以少交一點錢,卻忽略整體的保費負擔分配─勞工負擔30%、雇主負擔60%、政府貼補10%,在這種分配之下,其實費率高一點對勞工比較好。

因為費率高,財團雇主相對要提撥的金額也會隨著增加,而使勞工獲得的保障大幅提高。好比勞工交三塊錢,可以得到十塊錢的保障,其中六塊錢由雇主負擔;如果整體費率調高,勞工交三十元能得到一百元保障,雇主就得支付六十元;如果勞工願意出三百元,得到一千元保障,其中有六百元是雇主負擔的。勞工多繳297元保費,可多獲得990元保障,你說,勞保費率是低一點好,還是高一點好?

所以很多的雇主,特別是財團,用盡各種方法影響立委,將費率壓到低於平衡費率,就是為了把錢都留在口袋,規避自己應該負擔的社會責任。結果自己的財富累積了,卻造成勞保巨大潛在債務,不出十年,勞保基金就要破產。所以,勞保費率當然愈高愈好,才能讓雇主負起更多照顧員工的責任。

▲中正大學勞工系學生走入村落,利用所學造福村民。(圖/中正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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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問題:對大學生來說,學費應該高一點好,還是低一點好?

大部分學生都是反射性地反對高學費,可是要在什麼前提下反對,才是對?現在台灣不論教育、財富都已階級化,造成世代不公。低學費似乎可以縮小社會階級,但是,副作用卻是造成教學品質低落。台灣不論公、私立大學,每個學生分到的教育資源比香港、新加坡、日本、韓國都少。貴的品質不一定好,但是便宜一定沒好貨,會讓學生失去競爭力,對不對?如果又要便宜又要好,只能由政府補助,但是政府的錢來自人民納的稅,政府補貼等於全民補貼。

按照台灣的稅制,理論上我們只能贊成高學費。因為台灣的稅收只佔GDP的12%(韓國則是24%),政府又小又窮,沒有餘力補貼教育經費。況且,台灣的教育已經高度階級化了,台大的學生有六成來自大安區、信義區、中正區等,大部分人的家境都不錯;而私立學校學生的家境多半比較困苦,這些窮爸爸已經負擔貴一倍的學費了,還要繳稅貼補公立學校的富爸爸,這樣合理嗎?

所以,如果台灣稅收佔GDP的比例提高,念大學就能低學費,甚至免學費,如同北歐等福利國家;如今稅很低,那麼學費就應該調高。那些去教育部門口抗議高學費的學生,應該統統轉去財政部,要求公平合理地提高稅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要擁有一個理性思辨的社會,政策制訂者也要擔起溝通的責任,提供充份的資訊,讓民眾據以思考判斷。

我上任衛生署長的時候,健保虧損六百億元。我倡議調漲健保費,告訴大家只要每個月多出一個便當錢,就能挽救健保。健保不倒,受到最大幫助的是一般基層大眾,而富人根本不在乎有無健保。

消息一出,媒體、民眾罵了我一個星期,但我仍然不斷報告、解釋,在每家醫院貼三張海報比較各國健保,做成CD在醫院播放,甚至有些名人站出來免費拍廣告,最終大家接受了。調漲健保費那幾個月,健保滿意度達到有史以來最高的85%,個人的民調滿意度,更是馬政府政務官裡最高的。

人是有理性的,如果能充分溝通,知道政策的道理及好處,通常民眾都能理解並接受。但是政府在公共政策上不曾領導大家思辨,社會也就變成民粹主義。

以之前油電漲價造成民怨來說,如果進口的煤、油成本上漲,油電當然應該漲價,然後調高對真正負擔不起的低收入戶的補助。因為一味壓低價格,造成公營事業虧損,還是得由全民納稅貼補,但是有錢人使用的油、電比較多,他開大車你騎機車,他家有五台冷氣,你只有兩台電扇,終究還是有錢人佔便宜。

可是,經濟部長、中油、台電,卻不和民眾仔細溝通,沒辦法將這簡單的道理說清楚講明白。有那麼多加油站,為什麼不貼海報說明?每一戶都有電費繳費單,為什麼不在單據上宣導?當社會失去思辨的能力,民主就會劣化成民粹。對抗高漲的民粹主義,民眾和政府都該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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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志良,亞洲大學健康管理學院講座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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