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冼義哲，我主張廢死！

「我主張廢除死刑。」 

 這大概是台灣最難說出口的幾句話。一直以來，我都認為該找一天來寫下自己對於死刑的思辨過程，但卻遲遲沒有動筆。直到昨夜，北捷隨機殺人事件，我的腦中浮現了很強烈的呼喚，我知道我該寫了。

在接下來的段落中，我不會試著去說服看這篇文章的你什麼，這是一篇記錄，是我如何從一個堅決擁護死刑存在的人，重新思考，改變立場，成為廢除死刑運動的支持者。

在我開始之前，先讓我道歉與道謝。

我要跟廢死聯盟的成員與夥伴，以及所有主張廢死的人說，對不起。我曾經用自以為是的言論，批評你們(我們)，說你們(我們)沒有同理心，說你們(我們)根本是社會的亂源；但對不起，其實當時我根本不認識你們。  

我只是出於我的一廂情願，還有我自以為是的正義感。後來卻發現，我對於這一切都還太陌生，對於正義也只有直觀大於辯證。 

 我更要感謝，感謝昨天第一時間打電話給我確認我安危的所有人，我很平安。我想，我比鄭捷還要幸運，第一時間就有人關心我。

三個人，三個問題 

很多一路支持我的夥伴都知道，當年，我是堅決反對廢除死刑的。我可以在我的文章中，在我的演說中，高聲贊詠死刑所帶來的一絲告慰，稱頌它守護了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也靠著這樣的渲染，拿到我人生中第一座辯論比賽的冠軍獎盃。 

但其實，我並不是一開始就很堅定支持死刑的，而是在一次次博得你們給我的掌聲與認同，貫徹了這樣的態度。我知道我說出了我們心中的聲音，我知道只要我揚棄邪惡，自己就離正義近一點。 

 很長一段時間，我是這麼相信的。  

然而我一直很少提到的，是關於我個人在死刑存廢思考過程中，遇到的三個橋段。至今這些橋段，仍然歷歷在目。 

第一個故事場景是我馬公林森路的住處(高中與母同住時)，家中的小玄關。那一天我正為馬高青年盃辯論賽暖身，當時的辯題就是「我國應廢除死刑」，作為反方，我自信滿滿。那時，在我心中，所有主張廢除死刑的人都是假道學的，正常人是不會支持廢除死刑的。  

於是我趁空問了剛洗完碗盤的媽媽，妳會不會支持死刑？ 

媽媽放下手邊的一切，深吸了一口氣，才開始回答我問題。一如過往，每一個我提出的問題，她總是謹慎的思考後，才會給我答案。而我從沒想過的是，我的親生母親(我當下真的心中充滿疑惑這是不是我的親生母親)竟然給了我一個我從未想過的答案。 

 「不會，因為死刑不是最好的答案。」

那天，我極力地批判自己的母親，而且心中無盡的失落，彷彿我們就此成為宿敵一般，水火不容。而母親沒有任何不悅，也沒有反擊我什麼，只是冷靜地用智慧闡述她的觀點。但即使知道再有道理，當下，我都拒絕再聽下去。 

第二個故事場景是在青年盃比賽前夕，在馬公高中崇正堂前的籃球場，隔天的比賽是我跟捲毛兩隊打對台的比賽，那天捲毛有些焦慮，因為按照我們推估的狀況，抽到贊成廢死的他們，肯定很難取勝。  

我略帶得意的，問著當時正在思考怎麼跟隊友準備的捲毛：「欸，撇開明天比賽的持方，你贊成死刑嗎？」 

捲毛給了我一個微笑，然後搖頭。

不到一週內，我親愛的媽媽與我最好的朋友都這樣跟我說，讓我當下的心情一整個複雜，不知道為什麼，當下總覺得有支持廢死的人在我身邊…好像怪怪的。  

毫無懸念的，我們當然打贏了捲毛的隊伍，又用同一個題目同一個持方拿下了冠軍(但我真的要說我覺得冠軍我打得很差)，影片也被放上了Youtube，後來也有人拿當時我的主張來質疑現在的我。 

我要說的是，當下，我不只是在打一場辯論賽，我還真心相信當時我主張的說法。只是現在看起來，真的有點笨又有點矬，不過其中我堅信的價值，其實很多至今依然，只是我選擇了不同的方法。

第三個故事場景要拉到韓國慶尚北道的某間小民宿裡，那是2012年，我參加非核亞洲論壇的某一個晚上。各國代表都窩在這間小民宿裡，當時我正好跟還沒有很熟的翰聲窩在一起，然後問了翰聲一個問題： 

 「綠黨為什麼支持廢除死刑？」  

翰聲當時只告訴我一件事：「其實不管是廢除死刑或廢核，都是同一個邏輯，真正的問題是你是否想通了中間的關聯。」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想通這句話。  

從高一準備創立辯論社以來，「死刑存廢」這個起手式的題目，一直是我自我辯證最久的議題。甚至有好長一段時間，我看了很多個案，看了很多亂七八糟的節目，講兇手如何殺人，講死刑怎麼執行，流程是什麼。  

我甚至深入到好幾個夜晚都鑽在這個題目裡面，從佛光大學的林美寮宿舍，到來台中住進鳴鏑居，還一度讓另一半覺得我「走火入魔」了。  

但，只有這樣，我才能弄清楚，自己到底支不支持死刑的存在。 

我到底要堅守的是什麼？ 

從過去堅決反對廢除死刑，到現在成為廢除死刑的主張者，即使我改變了我在主張上的立場(我只有三個議題改變過立場，死刑、多元成家、國家定位)，這些核心價值，這些我真心想堅守的事從來沒變過： 

我在追求的是一個美好的社會，人們不會殘害彼此，政府能夠貼心所有人，公平與正義能存於世，不再有下一個悲劇的友善社會，我們珍惜一切，我們的環境與彼此。 

我相信愛，我相信和平。 

或許，這看起來是浪漫主義下的天真主張，但我始終相信，要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我們心中都得追求這些美好的價值。 

然而，面對犯罪，我的情緒是厭惡；我反對所有的暴力，無論是攻擊人們的身體，或是心理，對我而言，暴力是不對的。暴力與犯罪都將破壞這些我所堅守的價值。

於是在這，我得問我自己更深一層的嚴肅問題：「到底是死刑的社會比較能接近我的理想與期待，還是正好相反？」

 我最後辯證的答案，是一個沒有死刑的社會，更貼近我的理想與期待。為什麼呢？我想，從過去我主張死刑的理由一一反覆檢驗中，會得到答案。 

 主張廢除死刑，不等於主張不處分犯罪者。

每當我們提出廢除死刑的主張時，許多批判就會說我們在縱容犯罪、鼓勵殘殺，但我必須說，這一點是個謬誤。事實上，主張廢除死刑，不等於主張不處分犯罪者，只是這個處分，不會是殺死他。

廢除死刑與縱容犯人之間有著巨大的差別。  

那麼，不殺他，我們該怎麼處分他？

我的主張是以終身監禁來替代死刑。  

那到底，終身監禁與死刑的差別是什麼？事實上，死刑和終身監禁，對於刑犯來說，只有一個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是不是立即死」。換句話說，從刑犯進到大牢裡，他就在等兩件事：

二是死亡。

基本上，死刑與終身監禁都具備了達到「與世永久隔離」的效果；然而二者在本質上，最大的差異是「可回復性」，用白話文說，就是發現我們執行錯人時，在終身監禁的情況下這個人至少還活著，但在死刑的情況下他可能已經冤死了。

這通常是支持殺掉罪犯的理由。對於這一點，我有三個看法。 

其一，即使人被關在大牢裡，也應該是可以進行勞動的，讓受刑人勞動來換取基本需求，我覺得是合理可接受的。也因此，讓「整個社會養」這一個點，其實可以是讓「受刑人養自己」，如果現行體制作不到，則體制該修正。

其二，人類是群居的動物，而這個罪犯終究是來自於社會，他的行為是他自身與整個社會互動的結果。換言之，無論我們想不想承認，每一件兇案上其實都有我們的責任(只是我們把權責授予了政府，而這個環節我會在後續說明)，也因此我們所耗費的這些資源，其實也是用來彌補這個社會沒把這個人教育好、安置好。

其三，這些資源的耗費，也是一種保險，確保不會有無辜者被政府錯殺。我們無法確定，冤獄會不會自己找上門，但若廢除了死刑，至少我們可以確信，我們最多是被「錯關」，而不是「錯殺」。

另一個支持殺掉罪犯的理由，是死刑的「嚇阻力」。然而這一點，卻是很難用科學來論證的，因為說實話這一切都要看個案。 

但回頭看今天的現況，台灣存有死刑，上個月月底也才剛執行五個死刑，暴力犯罪卻仍不斷出現。

那到底死刑的嚇阻力存在於何處？ 

從我們自身去思考，會被死刑嚇阻而降低或避免犯罪的人，通常我們會說是「正常人」；換言之，那些對於死刑已經無所謂或不害怕的人，都會被社會歸類到「不正常人」中。 

然而，在這些「不正常人」中，我們必須很謹慎的去區分，他到底是「病人」還是「犯人」。如果是病人，他該接受的是治療與幫助，而不是刑罰；而若他不是病人，那我們就得再進一步去思考：

 我曾說過：「不解決人犯罪的動機，死刑存或廢都沒有意義。」 

說到這，不覺得這社會「有病」嗎？  

我認為有。如果你跟我的想法一樣，認為社會有病，下一步我們就得來思考怎麼要醫治好這個社會，總不能就這樣放棄治療阿。而這個治療過程是誰的責任？我認為是政府。 

因為我們相繼讓出自身的權力來組成政府，目標便是保障我們生活一切安全與照顧我們所需。自然，讓人民免於生活在恐懼中，也是政府的重要責任之一。但認真來檢驗我們的政府，面對社會問題，選擇的卻是加深問題的手段。  

不處理貧富差距，甚至放任擴大，讓犯罪的瘟床成長；使用暴力，並藉口擴張警力；最可惡的是，永遠把社會問題個人化，永遠都把一切責任扔給罪犯扛，自居正義。 

我可以很坦白的說，沒有。 

不是我不去思考被害者家屬的感受，而是我無法去想像被害者家屬的感受；不只我無法，你也無法，因為我們都不是被害者家屬。要憎恨還是原諒，要報復還是寬恕，這都不是我們說了算的。 

但一直以來，我很認真的反省，到底為什麼我們可以在言談中「僭越」了家屬的身分？我們到底憑什麼說自己的想法就是跟家屬站在一起的？ 

不行，我們都沒資格。 

然而，我也在心底疑惑著，到底在發生悲劇當下，被害者身邊的人，到底是先想著悲傷，還是先想著報仇？ 

我不禁要想起二十六天前，離開我生命中的 先曾祖父。

先曾祖父在世時，一直身體是很硬朗的，硬朗得很誇張，即使年過九十餘，他老人家還是可以每天整棟樓四層爬上爬下。然而，就在兩年前，在和田飯店前路口，他老人家被撞倒了，撞倒他的兩個年輕人肇事逃逸。 

那個路口沒有監視器，誰撞的，至今成謎。 

而我不禁要問我自己，如果有一天，這兩個肇事者來到我面前，我會不會憤怒。因為連醫生也都說了，就是這一撞，讓老人家的身體撐不住。我也可以指著這兩個肇事者說，就是你們兩個兇手。

問題是，我到底會有什麼樣的情緒？ 

這個問題我想了大半天，最後我想清楚了。如果有一天他們來到我面前，我會帶他們去給 先曾祖父上香，然後跟他們說， 先曾祖父是個怎樣的人。我要他們記得，他們這樣傷害過這個老人家，至於他們悔不悔改、我原不原諒，那是我們之間的事，說真的，我不希望政府介入。 

但是，把他們關起來，或是殺了，能夠換回我的 先曾祖父嗎？ 

不能，我想讓他老人家當太上祖的心願也只能是永遠的遺憾，我想讓他看見我成家立業也都來不及了。但至少透過跟肇事者的互動，我還有一個「修復」的機會，他們也能夠試著來補償這個家一些什麼。

每一件重大刑案，都會留下傷口。個人的、社會的，甚至是國家的。然而在受傷之後，我們到底是該療傷，還是報仇？這是一個我們必須深思的問題。畢竟就算是報仇，我們報仇的對象，還是自己。整個社會於是不斷在「自殘」。 

但這樣的過程中，再一次，讓政府被「免責」了。

 公平是什麼，在死刑存廢的辯證中，我們很難界定。幾命換幾命永遠是個主觀意識下的死胡同，拿命換命之外還要論多慘多狠才算扯平，這種帳，十個人來算，就會有十種答案。 

你問這樣是不是意謂著我就認為死者活該倒楣？ 

我無法認同這樣的說法，沒有人是「活該」受罪的。但我在乎的是，我們難道只懂得在每一次悲劇發生後大費脣舌來論斤秤兩，卻沒有能力事先預防這樣的悲劇發生嗎？

我們如果連盡力阻止悲劇發生都不曾努力過，

至於正義，過去的我相信，至少殺人償命算是一種正義。但把衝突的個案放回社會這個層次來思考，殺人償命就等同正義，則正義未免太過廉價。我開始無法接受正義就是你傷害我，所以我也要傷害你，這樣的應報邏輯。

再一次，我要強調，最重要的問題是預防下一個悲劇。

這過程中，最重要的是「社會關係的修復」，當事人的權利與尊嚴應得到滿足，社會上各成員間已損壞的關係也都應該被修復。在國家的保障、政府的努力之下，讓悲劇中的各方都能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只有這樣，正義才會被彰顯，組成社會的努力也才真的具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