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台中高分院法官胡景彬因涉貪瀆，遭特偵組起訴並向法院求處重刑，只是檢方所查得的不明財產已超過上億，則其貪瀆行徑肯定行之有年，但為何至現今才被察覺？這是否代表現有的防貪機制，尤其是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已形同虛根據公務人員財產申報法第3條，不僅現任公務員於每年必須定期申報，於卸任或離職後，亦須為財產申報。至於申報對象，則依據公務員等級，分別向監察院或政風機構為之。而依據此法第12條，只要財產申報不實或隱匿，即可處以行政罰鍰。惟由於公務員的人數眾多，以現行受理申報機關的人力與資源，根本無法一一為查核，而只能為極小比例的抽查，難免讓人產生僥倖心理。
又即便為查核，在發現財產異常變動或有隱匿之情事時，雖依《公務人員財產申報法》第12條第2項，監察院與政風機構雖可要求公務員為說明，但公務員不為或無法合理說明的懲罰效果，不過是處以行政罰。況且，沒有人會笨到將不法所得為申報，而是如胡景彬般，將此等資產隱藏於其小老婆或人頭之下，若不能進一步為調查，僅以區區數十萬的罰鍰了事，與其貪瀆所得相比，就顯得不成比例，致難有任何嚇阻效果。又不管是監察院，還是政風機構，皆不具有司法調查權，故即便疑有公務員財產與薪資不相稱的情事，也僅能被動的將之移送給調查局或廉政署，致喪失貪瀆防治的先機。
所以，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雖已實施多年，卻也因漏洞百出，而難有防貪之效，致等同是公務員的道德義務。而雖然我國在《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也有所謂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之處罰，惟此罪是以公務員涉有貪污或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犯刑法之罪為適用前提。這也代表，要求公務員說明財產來源的時點，乃在貪瀆或其他罪行已經爆發後，則此罪所欲達成的防貪功效，顯也難於達成。
更糟的是，公務員無法說明來源的財產，有很大的可能是來自於其他貪污所得，則在受賄罪的法定刑動輒為七年起跳，甚至是無期徒刑，而財產來源不明罪最高僅為五年下，此罪的存在，不啻已成為貪瀆者逃脫重罪制裁的保護傘。甚且此罪乃於2009年所增訂，並在2011年，才將法定刑從最高三年提升至五年，則如胡景彬之情況，就算被查得有超過上億的不明資產，基於不溯既往原則，能適用此罪並加以沒收者，恐相當有限。若果如此，則司法程序反意外成為將黑錢洗淨之管道，實顯得諷刺。
總之，欲讓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具有防貪實效，除得賦予受理申報機關有調取相關資料的權限外，關於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裡，要求公務員說明財產異常的主體，也不應僅限於檢察官，而須擴及至廉政官，甚至是處於防貪第一線的政風人員，以來使財產申報更具有防貪的效果。而針對某些位居高位、對重大採購案具有決策權的公務員及司法人員，肅貪機關更應積極、主動調查其財產變動是否有異狀。若不如此，則關於財產申報制度，就只能繼續防君子、而不防小人。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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