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針對菲律賓公務船射擊我國漁船事件，台、菲兩方已同意經由刑事司法互助，開啟所謂平行調查，並達成互不直接訊問、不重新勘驗屍體等共識。惟如此的調查，是否能還原真相，並達到逞兇的目的，卻有相當大的問題。
此次射殺事件，由於發生地點在台灣與菲律賓重疊的經濟海域內，因此，皆不屬於兩國的領海範疇。而依我國《刑法》第3條後段，若屬於我國籍船艦，亦為延伸領土，則在犯罪被害結果乃發生於我國籍的漁船上，此事件即為我《刑法》效力所及，我國自有管轄權。不過因犯罪行為地在菲律賓所屬的公務船之上，故菲國對此事件亦有管轄權，致與我國形成審判權競合，雖於此時，並無誰先、誰後的問題，但因行為人在菲國境內，我方對此事件的管轄即難取得優先權。
在今年四月十九日，我與菲國簽署了刑事司法互助協定，似可以此為引渡兇手的依歸，只是此協定，就此次射殺事件而言，亦難有用武之地。這是因在國際慣例上，除非於條約或互助協定中明文，否則，基於維護主權之故，即有所謂本國人不引渡原則，我國《引渡法》第4條第1項，亦有中華民國國民不得引渡的明文。則在我與菲國所簽定的司法互助協定中裡，既無此明文，且菲律賓對此事件亦有刑事管轄權下，實難想像，菲國會同意將行兇者引渡來台。也因此，我外交部要求菲方將人犯引渡來台的作法，要非不解此理，即是為敷衍民意的怒吼。
同樣的道理，既然國家的司法權乃主權的表徵，致須強調獨立性下，台、菲任何一方，皆不可能同意對方的司法人員在本國從事調查工作，而僅能為平行調查，並依司法互助協定為偵查資訊的共享。只是台、菲雙方仍存有芥蒂致互信不足下，是否能基於平等互惠原則來為完整證據資料的提供，實得打個大問號。而於現階段所達成的互助共識，恐也繫於此種不確定的因素之上。
而從我方漁船的彈痕累累來看，射殺的事實已然明確，所爭執者，僅在於行為人是否依「法」執行職務。惟以平行方式為各別調查的結果，菲方必然認為，公務船乃在維護其經濟海域，甚至是領海的不可侵犯性，行為或有過當，但絕對是依法行事。相對而言，我方必認定，事件地點乃屬兩國重疊的經濟海域，我漁船自有權為捕魚，公務船的行為不僅違反國際法，更是赤裸裸的謀殺。因此，無庸等到台、菲兩方的報告出爐，亦可預見，如此各說各話，並不了了之的結局。
所以，為了避免此事件的無疾而終，將此爭議交由中立、客觀的國際仲裁機構為處理，似為最終解決之道。只是在國際規範上，此等仲裁不僅須得當事國兩方的同意，且從台灣的國家主體性普遍不受他國承認下，是否具有提起國際訴訟與仲裁的適格，肯定是一大障礙，致突顯出台灣在國際地位的困境。也因此，惟有不斷強化與展現我國於國際上的政治實力，才足以使菲國政府真誠以對，因此所為的刑事司法互助合作，也才具有實質的意義。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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