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指出，20年前，美國人每天平均花約60分鐘與朋友相處；而現在，時間已經減少到僅剩20分鐘。這種變化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連結方式逐漸改變的結果。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中心主任葉雅馨觀察，人們常用獨處、孤獨等詞彙來描述情緒和個人狀態，但大多數人對當中的差異了解有限。獨處是獨自一人但不感到孤獨，那是一種心滿意足的狀態；孤獨則是人感覺自己與世隔絶、被孤立，渴望社交接觸。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些感受與身心狀態息息相關，甚至影響壽命。

過去3年疫情，我們經歷了戴口罩、隔離和居家等防疫措施，不僅在物理上拉遠了人與人之間的身體距離，同時也在社會互動中增加了心理距離。這使得人們與世界互動的方式，發生了明顯的改變。

根據2020年10月發表於《精神藥物期刊》，邁阿密大學在同年4～5月間以線上問卷的調查研究，新冠疫情發生前後，焦慮、物質濫用和心理健康狀況之間的關聯性，研究對象為千名18至35歲的美國人。結果顯示，49%受訪者感到非常孤獨，疫情引起的心理健康問題和物質濫用現象都有所增加，孤獨感增加了65%，憂鬱和焦慮指數分別上升了64%和62%，而飲酒及藥物使用增加至少40%。

2022年8月刊登於《美國心臟協會期刊》的一項研究亦提到，社會孤立和孤獨不僅與發炎指數升高有關，還會影響心臟病發作、中風或死亡增加的風險達30%，而且，社交連結較少的人，更容易出現慢性壓力的相關生理症狀。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孤立和孤獨的風險因素之間，存在著雙向的因果關係，例如，憂鬱症可能導致社會孤立，而社會孤立可能增加患上憂鬱症的風險。此外，童年時期的社會孤立，也與成年時期的心血管風險因素增加有關，例如肥胖、高血壓和血糖升高。

多項研究發現，孤獨感的程度，與個人對疫情的恐懼程度以及社交支持系統的狀況有關。公衛背景的衛福部桃園療養院兒童精神科主任陳質采醫師指出，這一議題會引起關注和討論，主因為憂鬱症的高風險因素和自殺率的增加。她特別強調，獨處並不等於孤獨，獨處本身不是一個大問題，而關鍵在於建立「連結感」。也因此，在後疫情時代，我們不得不正視，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聯繫和情感連結減少或中斷的「人際疏離」狀況。

我們觀察到，在台灣，這場大疫不僅削弱了原本複雜而緊密交織的人際聯繫，也引發了對人與人之間心靈連結的深思。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謝宏昌，以他的社會學背景和對社會網絡分析的觀點指出，疫情可能只是一個「觸媒」並非主要原因。這可能是台灣社會長期存在的慢性問題，在疫情的刺激下才被誘發出來。

為了更深入理解後疫情時代中「人際疏離」的現象，《東森新媒體ETtoday》進行了一系列訪談；深入職場、教育、老人、親密關係等各個「人際連結現場」，並訪問了臨床精神科醫師、兒童精神科醫師，以及實務觀察的心理學家、公衛專家和都市社會學者。透過這些訪談，我們希望能夠提供更深入的洞察，揭示後疫情時代，人與人之間明顯的社交孤立狀態和情感距離的現象。

疫情對職場產生重大影響，無論是因為裁員減薪、長時間居家工作還是虛擬會議，已經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工作的意義，過去追求的穩定性和安全感已不再絕對。中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黃世琤觀察，在疫情爆發之前，職場已經面臨變革，而疫情帶來的Work from home只是加速了進程。這場疫情拖了太久，讓人開始反思生活、職涯和工作。那麼職場的形態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特別是服務業首當其衝。

根據美國勞工部在2021年所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年4月份有2.7%的美國員工離職，不僅高於前一年的1.6%，還創下了自200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台灣方面，職涯平台Alpha plus在今年（2023年）4月，發布了一項關於職場DEI（多元Diversity、平等Equity、共融Inclusion）聲量的網路輿情調查，結果顯示，求職者不再只視薪水為唯一條件，對職場環境要求的指數、創下了2019年第4季以來最高。Alpha plus共同創辦人邱亮士觀察上班族的態度，「如果不符期待，寧可離職改作外送、網紅、SOHO等自雇工作，不願回到傳統職場。」

今年50歲的林長亨，曾是全台最大Buffet餐廳的行政主廚。疫情爆發後，公司宣布放無薪假，從每週1天增加到每週3天。在生活無以為繼之際，才真正靜下心思考餐飲業生態，「付出跟收穫不成比例，加上公司內部人事鬥爭嚴重！」他毅然離開工作30多年的餐飲業，轉身當起外送員。他的故事並非特例，疫情期間，外送員人數急劇增加，解封之後，這個數字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在短短4年內暴增了3倍，現在已經超過18萬人。

職場人心思變。年近40歲的計程車司機周先生，原本是銀行行員，去年離開工作10多年的上市公司，「原因很簡單，我只想好好做事，不想再應對組織裡的壓力和人際紛擾！更何況，時間自己安排，收入不會比較差。」他的選擇背後，流露出對人際交往的恐懼和對與他人共處的不安，「不用刻意走進他人生活圈，保持著彼此距離，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裡也很好！」他說道。

離開職場的人們，對於擁有更大的彈性和掌控自己的時間，愈來愈重視。電商老闆李先生告訴我們，「員工在家工作習慣了，疫情之後，原本的美術人員、工程師，直接辭職成為SOHO族，還有一位行政小姐轉行當起YouTuber。」他們透過網路工作互動與溝通、透過社群分享生活點滴，從虛擬的世界中尋找溫暖。這種自由，帶來了另一種與他人隔離的感覺，人際交流變得短暫且表面，真正的職場人際網絡不復在。

作為群聚的動物，人類天生渴望社交，這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本能和驅使力。然而，在斷裂的職場和僅餘的弱連結中，真的能滿足人們內心深處的渴望嗎？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精神科主任詹佳真醫師指出，防疫相關限令導致人們原有的社交關係網絡斷裂，對許多人帶來強烈的孤獨感，甚至導致一些人憂鬱症發作。然而，在工作場所中，人們還是會需要面對面接觸才能獲得支持和共鳴，無論是默契的交流還是眼神的交流。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謝宏昌，引用了美國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的「戲劇論」（Dramaturgy）來解釋這一現象。長達3年的抗疫過程中，口罩取代了面容，成為了臉部的一部分，自然地區分了「前台」和「後台」。疫情之後，一些人不僅無法摘下口罩，也很難回到以前的日常。「不過，台灣人本來就習慣在不同場合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在別人面前展現一個樣子，在背後有另一個樣子，這種情況並不陌生。」

在教育現場，曾經充滿活力的教室如今變得寂靜。孩子們因疫情被困在家，與螢幕對話一度成為他們與世界聯繫的唯一途徑。隨著解封，學校逐漸恢復實體教學，孩子們紛紛回到校園。老師們注意到一個現象：孩子的「學力」不如疫情前的同期生，上課專注力、體能都下降，甚至個性都更加自我。這些老師不約而同地發現：疫情後，孩子們的長大變慢了！

「學力」問題，先進國家早發現端倪。美國教育非營利組織NWEA追蹤了全美800萬名學生的成績，發現2021年4、5年級學生的平均閱讀與數學能力，落後正常水平約2到2.5個月。

台灣方面，從成績表現可以發現跡象。112學年度國中會考的國文寫作測驗統計，只有971人獲得最高的6級分，10年來首度低於千人，佔全體考生人數的比率僅0.5%，也是10年來最低。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寫作考題不再設定題目，而是要求考生根據「台灣民眾最喜愛的影劇類型統計圖」撰寫文章，這考驗孩子們的「聯想能力」。

另外，台北市最近完成了去年對全北市小學5年級2萬多名學生的基本學力檢測分析，結果顯示，在國語文部分，學生對於「記憶」和「了解」的答對率約為66%和73%，但在「應用」向度明顯偏低，平均答對率僅約50％。

台北市信義區某國中的國文科張老師，已經任教約15年。今年他正好負責教7年級生，這是一群國小5、6年級時，曾經歷過因疫情頻繁停課與上網課的學生。有一天，張老師在課堂上以成語「欲蓋彌彰」要學生舉例相似詞，學生竟回答「此地不宜久留」，令他錯愕。

這不是單一現象，距離北市380多公里的屏東市崇蘭國小，也有類似情況。老師蔡衣珊執教30年，她觀察到，疫情後重返實體課堂的孩子，想像力與創意都比過往同期生差。以前，給孩子看兩個圈圈並問「可以聯想到什麼？」孩子會有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但這一屆能想到的，不是眼睛就是屁股！」這讓她非常擔心。

不只有「學力」問題。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中心主任葉雅馨指出，人的行為是學習而來，我們才會認定教育是有幫助的。因為疫情，孩子在學習的過程中，被環境要求「孤立」與「習慣不要這麼多人」。相較於20年前，青少年的孤獨感是增加的。

衛福部桃園療養院兒童精神科主任陳質采醫師觀察，學齡前的孩子與過去同齡學童相比，常見到構音異常、語言程度比較弱的情況。隔離與戴口罩的時代，不但和家人以外的人接觸變少，戴著口罩也較少看到他人說話時的嘴型，從而限制了他們透過互動學習詞彙的能力。此外，孩子接收到的感官太「平面」，有些人會面臨臉部辨識困難，很難記住同學的名字，只會用「他是2號、她是3號」，取代同學名字。

此外，由於缺乏聆聽他人的經驗，疫情後的孩子「更自我」了。屏東市崇蘭國小教師蔡衣珊提到教學現場，孩子們「放空」情況變明顯，「聽到」、「感受到」的程度都比以前差，造成無法完整表達。影響所及是說不出心裡的話，與日後的人際相處。

雖然疫情已經解封，但學校還是規定上學要戴口罩。新北市某國小4年級同學史黛拉說，「戴著口罩講話聽不清楚，但又不能靠太近。」她認為，同學間呈現微妙的尷尬距離。

葉雅馨指出，網路互動溝通已經成為常態，但仍無法擺脫孤獨的黑洞，因為網路無法替代人類真實的情感連結。2021年，赫爾辛基大學教育系教授凱薩琳（Katariina Salmela-Aro）主持的研究發現，在疫情期間，青少年的孤獨感明顯增加，他們轉而依賴網路尋求歸屬感。然而，孤獨的青少年在網路上容易陷入成癮的風險，這可能加劇他們的負面情緒並引發憂鬱症問題。

面對百年大疫，除了政策的限令，更多人因為害怕感染而選擇自我隔離，與世界疏遠。然而，有一群人並不害怕，他們是看盡世事的老人。在他們的眼裡，曾經熟悉的面孔一一消失前，與同事、朋友、鄰居間的連結更加珍貴，「所以，很多老人不會保持距離，因為距離死亡很近，他們看待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勝過對生命的恐懼。」中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黃世琤說，對老人來說，重新編織新的人際關係網絡並不容易，當那些能夠陪伴身邊的朋友漸漸減少，孤獨和失落會籠罩著他們，「生活上突然有人不見了或很難聯絡了，對老人的影響就會很大。」

根據台灣高齡化政策暨產業發展協會在2020年的「台灣銀髮孤獨感暨各縣市銀髮孤獨指數大調查」結果顯示，全台灣高達8成的長輩渴望有人陪伴，有超過5成的長輩自認感到孤單。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精神科主任詹佳真醫師指出，高齡者的孤獨感通常與他們的身體健康狀況、人際關係的受限，以及周遭親友的變化密切相關。她進一步說明，對老人而言，身體機能退化、老了沒有用、朋友一個個走了，都有可能造成社交範圍縮減，產生與社會失去連結的負面情緒。

然而，疫情更加劇這些現象。

美國一項由非營利組織美國退休者協會、聯合健康基金會共同進行的調查指出，新冠疫情，加劇了孤獨和社交孤立情形，高達66%的受訪者焦慮感增加，同時也帶來嚴重的健康和情緒相關疾病。另一項由梅約醫學中心進行的研究結果也顯示，「社交隔離」雖然減緩了病毒的傳播，但也危害了個人心理健康與幸福感；疫情期間，朋友之間的連結下降，孤獨感顯著增加。

病毒對生命直接造成威脅，但限制社交活動又會帶來更大的孤獨與失落，何者才是他們最害怕的事？在疫情高危險的老人族群之中，變成了難解的矛盾。《東森新媒體ETtoday》深入作家白先勇作品裡的「台北紅玫瑰理髮廳」，從多位理髮師的訪談得到實證。

「這麼老了還在做，不知道是好命還是歹命？」他們的平均年齡將近80歲，即使疫情奪走他們的一位同事，大家還是決定繼續工作，一起守護這個營業70年的老牌理髮廳。

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中心主任葉雅馨指出，孤獨是一種主觀感受，並不是獨居老人就一定是孤獨的，年輕族群也會有強烈孤獨感。董氏基金會希望喚起大眾對於孤獨議題的重視，同時也致力於澄清對孤獨的迷思。

黃世琤提到，美國史丹佛大學心理系（Stanford University）一個歷時20幾年的研究，結果發現，老人的朋友數量與年齡成反比，3、5個就算是多。對於70歲以上老人，人生難逢知己，無關於性別，重要是「知己」。以「台北紅玫瑰理髮廳」來說，「Keep這些長者的是今天會有哪些夥伴？」黃世琤解釋，老人在乎的是常規，那是一個氛圍、一個歸屬感，一個習慣，或聽到一個人的聲音，一個熟悉度，他們重視「生命的穩定度與生活的穩定度」，一種生活的歸屬感。

所以，疫情導致人們被迫隔離和限制社交活動，對上了年紀的人來說，絕對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種社交隔離和孤立感，很可怕！會是一種少了一大塊的感覺。」黃世琤指出，老人的心裡產生很大的黑洞後，他的情感就脫節、無法連上線了，生活重心勢必得另外安排，這對他們而言是很大的工作，就像年輕人從有工作突然變成沒工作，或是換工作環境要重新適應一樣。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的精神科醫師陳質采指出，無論是誰，都渴望被重視、被關注、被稱讚，但當他們無法如預期地得到回應，就可能產生失落感。這種「缺乏連結的感覺」長久以往，會讓人感到不快樂，並逐漸陷入失落和孤獨的情境中，伴侶或婚姻關係尤為明顯。

雖然研究顯示，結婚或擁有親密伴侶可以減輕孤獨感，但有時候在伴侶或婚姻關係中的孤獨，反而比單身更加寂寞。資深精神科醫師、新失眠學校創辦人臧鴻儒在門診中發現，疫情期間把人強制捆綁在一個空間，形成了情感關係經營的雙面刃，關係好的會深化彼此連結，關係有裂痕的則加劇惡化。

受新冠疫情影響，各國政府祭出封鎖、隔離和禁足等限制措施，迫使人們長時間宅在家。起初，外界預期夫妻倆無事可做，難免會「做點愛做的事」打發時間，甚至引發一波「新冠嬰兒潮」，但現實情況卻出乎意料。英國一項研究指出，疫情期間英國人的性活動減少40%，房事未如預期頻繁；統合研究還顯示，全球約60%民眾認為性滿意度受到影響。在亞洲地區，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療專業協會在2020年12月的調查發現，港人32%性次數減少、43%減少懷孕意向。 

性趣缺缺的現象，也反映在保險套的銷售。全世界最大的保險套生產工廠、馬來西亞商Karex Bhd執行長吳銘傑（Goh Miah Kiat，音譯）在媒體上公開說，2020、2021年，銷量較以前降低了40%。Karex Bhd每年生產超過55億個保險套，全球每5個保險套中就有1個產自Karex Bhd，該公司的供貨對象包含杜蕾斯（Durex）、及自營品牌Carex。然而，新冠肺炎影響，Karex Bhd於2020年3月底，一度關閉在馬來西亞3間工廠，後來，甚至無奈做起了醫用橡膠手套以減少虧損。

Karex Bhd每年生產超過55億個保險套，全球每5個保險套中就有1個產自Karex Bhd，該公司還供貨給杜蕾斯（Durex）及自營品牌Carex。然而，新冠肺炎影響，Karex Bhd於2020年3月底，一度關閉在馬來西亞3間工廠，甚至無奈做起了醫用橡膠手套以減少虧損。

疫情同樣對中國大陸的保險套工廠造成了嚴重衝擊，至今已有超過4萬家保險套工廠倒閉。有業內人士表示，保險套銷量下滑可能與性行為場所受限有關，因為有一半以上的性事發生在「家以外的地方」。

那麼台灣的情形又是如何？雖然目前沒有本土相關統計，但臧鴻儒從門診觀察，親密關係困擾的狀況的確變多了。本來因為上班，可以拉開一點距離的緩衝區消失了。被迫硬塞在家中的人們，24小時相處在一起，內心焦慮情緒無從宣洩，可能連擠個牙膏都會成為衝突引爆點，讓家暴案件量明顯增加。

此外，內政部的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到美國次貸危機在2008年延燒至台灣時，全台一度有超過2萬人放無薪假，民眾心理壓力倍增，家暴通報數一路攀升。而在2020年的數據顯示，各國的封城政策一出，家暴通報量也明顯增加。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5月19日全國防疫警戒升三級的隔年，離婚人數大增。

中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黃世琤指出，疫情確實限制了我們的外在環境，但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內在自由的機會。她觀察，疫情只是加速了很多事情的發生。這段特殊時期為每個人都帶來了反思的機會，讓我們更加重視並思考自己對親密關係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