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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農國小擊劍隊的事件，只是整個體育運動圈「權勢網」的冰山一角。受害女童A照著教練的指示鎖上門，「他叫我先脫褲子。我就背對著他，把外褲和內褲都脫了。他說衣服也要撩起來，我就把衣服撩到肚臍上、胸部下......當時我的下半身是裸露的。」她照做了、毫無懷疑，因為在她的世界裡，教練的話就是命令，不能拒絕、不能懷疑，只能服從。

女童A的母親接受訪問時難掩憤怒與自責：「蕭教練一直打電話來，堅持要貼紮。我問他：一定要拉衣服嗎？他說『是』。我再三強調，一定要有第三人在場。」然而，這項原則的要求，被教練完全無視。

另一名受害者女童B則指控，「蕭教練從背後抱、親臉頰、用臉磨蹭背部、叫我坐在他大腿上，撫摸大腿及摟腰，對耳朵吹氣。有次在擊劍室後的鐵櫃換衣服、上半身全裸，教練仍闖入。」她曾共4度明確拒絕，但教練以「妳是不是對我有不滿？」、「我平常對妳那麼好，買了那麼多東西給妳」回應，試圖施加情緒壓力。對於外界指控，蕭教練辯稱這些行為是「安撫情緒」、「傳遞溫暖」，否認不當意圖。

「她畢業好幾年了，半夜還會驚醒，到現在都還在看身心科。」女童B的母親哽咽地說。她強調，當初孩子曾清楚表達不喜歡被抱、被親、被咬，這些拒絕，被反覆忽視。

在這種不對等的環境下，學生與家長往往無力辨別訓練與操控的界線。例如，一位母親發現教練規定女生穿田徑短褲不得穿內褲，並強調「不照做會影響下蹲」。當她質疑為何男生無此要求，卻得不到任何正當解釋。

教練經常用專業包裝語言「運動科學」或「醫療需要」回應，迴避實質問題，打造「只有我懂」的權威姿態。台大退休教授劉淑瓊指出，這是典型的「知識型壓制」：教練以專業語言建立壓倒性權威，讓學生與家長無從反駁。「我不懂，但他是專家」成了默認的起點，質疑與防線因此瓦解。

當判斷力被質疑、對話機會被剝奪，服從就變成習慣，權力結構自然穩固下來。

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指出，國際研究早已指出，身體暴力與性別平等事件高度相關，特別是在權力不對等的情境下，暴力常是性侵的前兆。「我們實務上常見，所謂的『懲罰』，最後成為教練正當化身體接觸的藉口。尤其在權力集中、缺乏監督的運動隊伍裡，孩子很容易一步步被推向更嚴重的侵害。」

4年前，採訪團隊追蹤台中7歲男童在柔道訓練中遭重摔、導致腦死的悲劇。人本教育基金會校安中心主任張萍當時直言：「你不覺得，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再出現一次類似新聞嗎？」她統計多年申訴資料發現，無論是校內還是校外，只要是體育運動相關案件，幾乎都相當嚴重。「我們不是否定所有教練的努力，但問題是：為什麼這些悲劇一直發生？是不是體系本身就出了問題？」

我們該問的不是個案出了什麼錯，而是：是什麼樣的制度與文化，讓暴力與沉默在運動隊伍中成為常態？當信任被濫用，孩子失去的不只是比賽，而是身體的界線、發聲的能力，甚至基本的安全感。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林佳和也指出，問題核心不在於是否有制度，而在制度沒有被真正啟動。「校園裡真的都沒人看到、沒人知道嗎？孩子回家一定有反應，怎麼可能完全沒跡象？問題在於，沒人處理、沒人負責，整個社會的忽視和冷漠才是真正的共犯。」他強調，制度無法保證壞人不出現，但可以設計出有效的保護網，在問題發生時及時介入、止損。真正的重點，是如何讓這張網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

教練一聲令下，球員奔向球場。但這些未成年的身影，為了分數和夢想在奔跑、也在逃，她們在逃避教練的拳頭、學姊的巴掌，還有那些看見卻不作為的大人。這是一場跨越南北的控訴，來自南英女籃與萬芳合球隊的她們，揭露的除了個別教練的失職，還有一整套由升學壓力、服從文化、集體縱容交織的權力結構。在這裡，暴力是日常，運動精神早已被壓迫取代，孩子學會的不是競技，而是如何活下來。

南英商工女籃隊的訓練現場，暴力與壓迫是日常。球員表面上為了升學與夢想奔跑，實際上在逃避教練的拳頭、學姊的巴掌，還有那些視若無睹的大人。

「我是真的有想過，反正3年很快就過了，撐一下就好。」15歲的詩穎加入南英女籃，原是為了免學費、提升體能、準備考軍校。進隊後等著她的不是訓練，而是劉姓教練長期的情緒控制與身體施暴。她遭受辱罵、被打耳光、被碼錶砸頭。連基本人身自由都被剝奪，手機、證件、銀行存摺全數沒收，無法與家人聯繫。

受訪時，詩穎語氣仍在顫抖，「教練罰我跪三天兩夜，不能閉眼，學姊輪流監視，之後還要跳2000下兩迴旋跳繩，膝蓋都變形了，還被罵裝病。」她回憶，有一次在練習中因體力不支昏倒，被塞進儲物櫃罰跪，頭部遭碼錶砸傷流血，「這根本不是訓練，是折磨。」她被打到頭破血流、操到十字韌帶全斷、至今飽受睡眠障礙之苦。

南英女籃的暴力劇碼中，最讓人心寒的，不是拳頭落下的瞬間，而是那些本該阻止的人，選擇轉身不看。「教官、老師就在旁邊，事後教官只問：『有沒有怎樣？沒事就好。』」而最讓她無法釋懷的是那位被稱為「教練的教練」的人，曾公開表示不支持體罰的大人，在訓練現場目睹一切，卻選擇沉默離開，「我們連最後一個可能幫忙大人也沒了。」

台師大女足隊員Z說：「我一開始其實沒有想要投訴。」她們這群學生，被要求參加一項運動科學計劃的「人體實驗」，時間長達3到7年。每年都要配合抽血，連續14天、每天3次，沒有人跟她們說清楚到底在做什麼，也沒有說明可能會有什麼風險，甚至連研究同意書，都是等抽血做完、檢體都送走了才補簽的。

有人鼓起勇氣問了一句：「可以不參加嗎？」空氣立刻凍住。教練冷冷回應：「不配合，就別想拿到學分。」還來不及多說什麼，就被當場盯上。有人之後在訓練中被晾在一邊、被冷處理；也有人直接被當眾飆罵，語氣帶刺、眼神像是在警告：再多問一句，你就是下一個被犧牲的人。

抽血變成了她們無法拒絕的「任務」，因為一拒絕，可能就影響畢業、比賽資格，甚至教練對她們的評價和推薦。Z說：「教練跟我們說，這是為了讓我們變強。我們就照做了，但其實根本沒時間思考，也搞不清楚自己用身體在配合什麼。」

隨著時間過去，她們的身體一再被用來取樣，該拿的受試費卻沒看見。這根本不是學習，而是在被消耗。她們不是沒想過反應，但一旦說出口，很快就被貼上「麻煩人物」的標籤。有人被學姐提醒「小心點，不要自毀前途。」Z說：「我們知道講出來會有風險，但如果我們不講，未來的學妹還是會碰上一樣的事。」

這不是單一的研究問題，而是整個結構放任了權力的失控，把「服從」說成是「成長」，把「壓迫」包裝成「訓練」。

另一個故事發生在台北。萬芳高中合球隊的權力運作，不靠拳頭，而是「關係學」。秀蓉（化名）曾是隊上的外聘教練，原本只想專心訓練、帶孩子追夢，卻發現現實是場「誰掌握誰、誰怕誰」的角力。教練與特定學生關係密切，特權快速擴散，隊內氣氛全面變質。

名義上的總教練楊姓老師不帶訓練，卻一手掌控升學與資源分配。每回現身，全隊立刻集合聽訓，只為傳達一個訊息：不服從，就沒未來。「在這裡，技術不是上場關鍵，」同期球員小萍（化名）諷刺說：「誰能和教練寵愛的球員搞好關係，才有機會上場。」想出賽、想升學、想出國，就得靠攏；敢多問，就會被邊緣化。特權如病毒擴散，壓垮公平。

更令人心寒的是，曾有兩名學生匿名檢舉隊內不法，卻被教練當眾追查：「別以為投訴沒人知道，市府很多人是我的人。」不到一天，兩人就被迫打電話撤案，改稱是惡作劇。揭弊變成罪過，投訴換來追殺，孩子們想打球，卻被迫學會沉默，只為保住夢想與位置。

南英商工女籃隊、萬芳高中合球隊、台師大女足隊伍，各別呈現著不同形式的權力操控：一邊是明目張膽的暴力，一邊是悄無聲息的支配。但本質一致：在體育運動系統裡，說出一個「不」，從來都不容易。

南英女籃的學生遭到長期打罵、罰跪、剝奪自由，教官與老師卻在旁觀不理，只輕描淡寫地說：「沒事就好。」學校未依程序通報，推託「不清楚細節」。部分家長選擇相信教練的說詞，而不是孩子的哭聲。即使有照片、有診斷證明、有證人證詞，司法卻因「通報已過時效」而讓加害者無罪釋放。這些孩子的痛與恐懼被抹去，體系照常運作，沒有人負責。

台師大女足隊，因為抽血實驗綁學分與出賽機會，她們身體被反覆使用，卻連受試費都沒領到。學生說，這不是選擇，而是服從；不是訓練，而是權力失控的實驗。學生無從拒絕，多年來只能在沉默。

萬芳高中合球隊則是另一種壓迫形式。學生匿名檢舉教練與特定球員關係不當，隔天就被點名、追查。總教練甚至當著全隊面前威脅：「不撤案，就別想走出辦公室。」在這種環境下，孩子學會的不是如何面對困難，而是如何在恐懼中生存。沈默，比反抗安全。

曾任萬芳教練的秀蓉說得直白：「大家都知道有問題，但沒人敢講。講了，你就是下一個被整的人。」當被問為何願意站出來，她沉默幾秒後說：「我也很怕。但學生哭著來求助，證據那麼清楚……如果我不幫她，她怎麼辦？我真的放不下。」

這些故事的共通點不是暴力本身，而是圍觀者的沈默：不想惹事、不願承擔、不敢說破，「相信制度」成為逃避責任的藉口。正是這些不作為，讓加害者屢屢脫身，也讓受害者一次次被迫忍耐。沈默，才是暴力真正的溫床。

在一般人眼中，體育班及運動隊伍是是爭光的象徵，但在研究者與實務觀察者的眼裡，這個系統高度封閉、權力集中，問題從未真正被檢視。台大社工系退休教授劉淑瓊直言：「體育運動隊伍裡的暴力、尤其是性暴力，一直都存在，但整個體制就是為了維持『不被看見』而設計。」

「這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權力結構，人際關係非常獨特。我認為是權力極度不對等的狀態，甚至是全方位的權力控制：教練掌握的權力，遠超一般人想像。」劉淑瓊觀察到，在此結構中，教練與學生的關係早已超越師生，演變為高度依附，孩子的生活、情感、未來，全繫於教練一人手上。這樣的依賴，一旦遭濫用，傷害極深。即便心知不對，學生也不敢說「不」，因為拒絕等同失去機會、被孤立甚至遭報復。

這不只是個別問題，而是一整套壓迫機制。孩子分不清什麼是訓練、什麼是操控，只能選擇服從。台灣運動產業協會理事長徐正賢指出，學校與行政單位往往選擇不干預，而是將教練的行為視為「個別風格」，「只要能拿牌，什麼問題都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許多教練從選手一路升任，沒接受外部監督，也將舊有壓迫文化複製給下一代。服從變成唯一生存法則，不聽話就沒機會。這套邏輯不只學生接受，家長與學校也習以為常，長期形成封閉、排外、缺乏問責的訓練文化。

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提醒，當孩子遭到羞辱或侵害時，社會常問：「為什麼不說？」但這樣的提問，忽視了權力不對等的現實。說出口的代價，往往高過沉默。學生可能被貼上「麻煩人物」、「帶壞風氣」的標籤，進而被排擠、邊緣化，連比賽與升學機會都可能因此被剝奪。她語重心長：「我們不能期待一個從未被善待的孩子，有勇氣對抗大人。」

教育部校園性平調查專業人才、諮商心理師何冠瑩指出，處理體育隊伍中的霸凌，最棘手的是區分「正常訓練」與「不當體罰」，教練常以專業為由反指學生「太敏感」，辯稱投訴中的暴力是訓練一部分，這讓調查陷入困境。

何冠瑩舉例，某教練要求學生跳繩1500下，遭質疑為體罰。但經專業評估發現，一般國中生合理範圍為500至1000下，教練額外要求的500下仍屬可接受的強化訓練，結論：非體罰。這結果讓她感嘆，體育運動隊伍的環境特殊，需更細緻的判斷標準，與仰賴具運動專長的調查委員才能釐清全貌。

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觀察到，許多學校對運動隊伍或體育班的管理態度極為消極，長期選擇性不介入、不監督。對內將責任完全交給教練，對外則推說「那是教練的事」。這種管理抽離，讓學生出了事找不到說理對象。

她指出，教練經常把球隊當作私人領地，像在『屯田』，自行開墾、管理與主導。」而學校長期默認這種結構，校長說不知情、主任說不了解，但真的是不知道，還是選擇不管？

結果是，學生找不到可以對話的大人，申訴管道形同虛設。在這樣的體制中，孩子學會「服從才有出路」，久而久之，變成不質疑權威的下一代，再投入同一制度，成為教練、管理者、制度執行者。這是一個封閉、缺乏多元價值的自我循環體制。

當孩子遭遇言語羞辱或行為侵害，社會常先質疑：「為何不說？」馮喬蘭提醒，這問題本身忽視了權力不對等下的現實：說出口的代價，遠高於沈默。她指出，在封閉的體育運動圈內，學生一旦選擇對抗權威，可能立刻被貼上「製造麻煩」、「帶壞風氣」的標籤，甚至被排擠、邊緣化，連比賽與升學機會都可能遭剝奪。

社會常先質疑：「知道不對為什麼不說？」馮喬蘭提醒，這問題本身忽視了權力不對等下的現實，在強調服從、沒有支持的體育運動環境中，學生一旦選擇對抗權威，可能立刻被貼上「製造麻煩」、「帶壞風氣」的標籤，換來更多懲罰。

孩子不是不想逃，而是早知道逃不了。馮喬蘭說：「我們不能期待一個從未被善待的孩子，有勇氣對抗大人。」因為沒人告訴他們，他們有權說不。 

劉淑瓊指出，延續不正義的，不只是加害者，更是那些明知問題卻選擇不動的大人，如：學校、行政主管、家長，甚至其他教職員。徐正賢也呼應，「大家都知道問題存在，只是沒人願意動搖現狀。」主要是現實問題，他說：「在升學壓力與奪牌至上的觀念主導下，許多家長即使心存懷疑，也寧可忍氣吞聲，不願對抗教練，只因『孩子的未來就在這條路上』，一旦事件爆發，有些群體的反應不是檢討加害者，而是責怪受害者家長：『為什麼要搞事情？』」這造就了系統性的集體沈默，要改變現況，不是單靠揭露個案，而是全面改革體制。

馮喬蘭與徐正賢不約而同提到，應建立獨立於教練與學校的第三方申訴與監督機制，讓學生與家長有地方說理、有資訊可查、有公平可依。如此，孩子才有空間安全說出真相。

劉淑瓊則強調，更根本的改革是扭轉「服從才是好選手」的迷思。讓孩子知道，拒絕不合理命令、保護自己，不是背叛，而是基本權利。

孩子們年紀還小，無法分辨信任與權力，當教練以「關懷」之名進行控制或侵犯，他們常無力辨識、更難發聲。以立農國小擊劍隊女童B為例，即使她曾明確表達「不要」，也曾傳訊息拒絕，結果卻是持續被接近與侵犯。她不知道怎麼求助，也找不到出口。

更令人心疼的是，當孩子回家後，她們的語言已被壓縮成自我保護的碎片。「教練對我很好」「只是開玩笑啦」「沒事啦」，這些話遮蔽了真相，使家長難以察覺異常。而當家長決心出面，卻常遭遇其他家長或教練圈的壓力：「不要鬧大」、「會影響升學」、「會害隊上被解散」。結果是，受害者沉默，吹哨者被孤立。

諮商心理師何冠瑩指出，教練常扮演訓練者、輔導者、經費籌措者等多重角色，讓家長對其產生高度信任與依賴，進而淡化其不當行為。甚至當事件曝光後，部分家長仍會為教練辯護，認為「整體而言他是個好教練」。

何冠瑩分享一案例，涉案教練以學生獲得的獎牌與成績為自己辯駁，試圖證明價值，而校長則考量招生與校譽，傾向保留涉案教練。這類情況不僅助長了沉默文化，也讓制度形同虛設。

監察院113年彈劾案指出：針對體育班及運動代表隊學生與教練特殊依賴關係、權力不對等社會文化結構，實與普通班學生存在殊異性，監察院促請教育部就學生之身心保護、性平教育應儘速檢討改進。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林佳和指出，這類事件的根本問題，從來不是「有沒有查詢不適任人員系統」這麼單純，而是「整個關係系統」失能。他強調，「人因侵害」比物理或化學風險來源更難察覺，因為它根植於權力結構。

「一個孩子受害，不可能身邊完全沒人知情。」林佳和質疑，為什麼教練能夠單獨帶隊外宿？隊友、家長、助教、行政與主管機關在哪？這些應成為防護網的角色，全部失守。

他指出，台灣的體育運動暴力與性侵案件中，不乏長期、歷時多年、涉及多名受害者的案例。有些事件，早在十幾二十年前就有人知情，卻遲至多年後才曝光，「代表這張關係網從未真正啟動。」幾乎所有受害事件回顧時都能找到明確前兆，如：教練過度掌控學生行程、私下聯繫、要求單獨相處等，「孩子一定有反應，但沒人接住。」

林佳和進一步指出，台灣缺乏獨立監督機制。歐美多國設有「兒童人權專員」，由外部專業人員擔任，獨立於學校體系，可直接接收學生申訴並通報主管機關，有效繞過內部阻力。

那麼，若孩子感到不適、家長對教練行為有疑慮，難道不能透過學校的性平機制申訴？一位身兼國小老師與性平委員的張老師，道出了會議現場的荒謬：「開會的人，常常對實際情況一知半解。」

雖然學校形式上會邀請外部委員參與，但大多數與會者對案情的認識，僅止於會議當天的簡略書面說明，沒有人主動說清楚案情細節，理由往往是「案件敏感」。最後，會議變成例行流程：開個會、簽個名、趕快結束。「我們只是一群被指派來開會的人頭，很多人根本沒有性平專業背景，多數只想趕快回去上課。」張老師坦言，有時只要會議中有人帶風向，整個處理方向就會翻盤。

當有人試圖追問細節、提出質疑時，反而會被貼上「愛多管閒事」的標籤，進而被排擠。「久而久之，就算有人想幫，也只會選擇息事寧人，因為沒人願意背責任。」最終，制度變成一張例行公文，真正的問題就這樣被輕輕掩過。

在體育運動場域中的「權勢關係」的判斷上，律師張睿紘提醒，只要教練實質掌握選手資源、賽事機會、評分權力，即可能構成權勢性騷擾或霸凌。當受害者面對侵害時，應在確保自身安全後，盡速報警，並保存衣物、通訊紀錄、驗傷或醫療證明、心理諮商等相關證據；此外，也可依法提出民事損害賠償，甚至追究雇主的連帶責任。

張睿紘進一步指出，目前法規最大的盲點，在於存在許多「責任模糊地帶」，尤其未涵蓋非校園、非正式聘僱的訓練環境。對此，他提出「環、外、道路」4字訣，作為修法參考方向：

• 環境：擴大法規適用範圍，涵蓋所有非學校、非職場的訓練機構，包括私人運動中心與俱樂部。

• 外部監督：建立獨立申訴機制，強制納入法律、性平等外部專家，加強運動員法律教育，並推動全國性教練「黑名單制度」。

• 道路：打破體育運動圈封閉文化，降低運動員因害怕遭報復而不敢舉報的風險，提供匿名舉報的管道，並建立查核機制。 

立委張雅琳在處理陳情案的過程中觀察到，台灣體制常淪為「師師相護」，導致許多案件無法被揭露與處理。即使學校內的輔導老師也多屬學校編制，難以制衡，「常見的情況是，拖了很久才把加害人和受害人分開，但此時傷害已經加深。」

這種制度性的冷漠，讓「不適任人員通報系統」效果大打折扣。目前制度頂多能限制教練在學校或協會任教，卻無法規範私人俱樂部、社區運動隊、健身房等場所。而由於運動教練並無強制執照制度，被通報者往往只要換個身份，就能重新回到訓練現場。

她指出，雖然各縣市社會局都有提供「不適任人員名單」供查詢，「很多時候，必須等到法院判決定讞，名單才會被正式揭露，但訴訟往往曠日費時，這段過程中，家長根本無從得知教練曾涉及相關案件，只能靠信任或口耳相傳。」此外，目前各部會公告資訊缺乏整合，衛福部的社家署會公告「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教育部國教署則公告「違反幼照法、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資訊分散。

根據衛福部統計，每年約有5,000名兒少遭性侵，暴力受害的兒少就更多了，這些加害人有近八成加害者為孩子認識的人，包括教練、才藝老師、志工等。立委張雅琳與馮喬蘭都提到，需要整合教育部、衛福部等名單，建立一套統一的公告機制和透明平台。張雅琳主張，「涉及不當對待兒少的問題教練，應該要有類似兒少性剝削加害人名單的公開制度。」此外，也需要從源頭建立一套跨場域的查核與許可制度。

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建議，應比照澳洲「兒童工作證（WWCC）」制度，凡與兒童有密切接觸者，無論是正職、兼職或志工，都必須經背景查核並持有許可，才能從事相關工作。她說明，澳洲的「兒童工作證」制度由政府統一審核，定期檢查背景資料，並可串聯司法、警政、社政等資料庫，即時更新違法紀錄，可立即撤銷，避免加害者換身份再度接觸兒童。

立委張雅琳表示支持，並呼籲將「兒童工作證」制度納入《兒少法》修法內容，彌補教育與社政、運動與才藝體系之間的斷裂，提供一套「只要要接觸孩子就須查核」的安全防線。

林佳和強調，法規應明確定義「哪些行為不能擔任哪些職務」及「禁止進入哪些場域」，「不能只禁止問題教練任教，卻讓他以防護員身份繼續接觸隊伍。」但他提醒，因涉及職業自由，規範必須精準，像是「有計畫接觸未成年」的範圍，不能模糊一刀切。

馮喬蘭也提醒，改革不能停留在技術層面的制度修補，這是一場價值的重建，「忍耐不是美德、服從不是忠誠」應成為共識。體育運動的本質，應該是培養獨立思考、團隊合作與自我突破的精神，而非無條件服從。

林佳和總結，「我們無法讓壞教練永不出現或孩子永不受害，但可以設計有效的制度，讓其他人在關鍵時刻可以發聲行動，並做好前期預防。」一個孩子的受害，應是整個社會的責任。制度要讓每個人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並有能力與勇氣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