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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權勢結構下，孩子們服從。在她們世界裡，教練的話是絕對命令，是不可質疑的「真理」。沒人告訴她們，權力除了發號施令，也可能是觸摸、控制、甚至傷害。她們服從的不只是指令，還有整個訓練體系中無人質疑的規則。

「畢業好幾年了，她半夜還會驚醒，現在仍看身心科。」女童B的母親哽咽地說。在缺乏大人即時救援的環境中，這些孩子被困在當下。她們被壓制、被噤聲，連最基本的自我保護反應，也在層層「服從」訓練中被磨滅。

女童C的母親回憶：「教練規定大家穿田徑小短褲，且裡面不能穿內褲。我覺得奇怪，叮囑女兒注意衛生，要她偷穿內褲。結果她一臉為難地說：『媽媽，不行偷穿內褲啦！教練會檢查。』」

教練的理由是：「不照做，會影響下蹲。」女童C的母親至今疑惑：「如果真是基於動作需要，為什麼小男生不需要？」

更令人警惕的是，當家長質疑時，教練巧妙運用「資訊及權力不對等」的話術，以「運動科學」或「醫生超音波檢查」為自己背書，否定家長的疑慮。這不是情緒霸凌，而是一種「知識型壓制」，在表面理性下，悄然瓦解他人判斷力。

在資訊不對等現場，教練透過專業包裝的語言強化「只有我懂」的權威姿態。對無法驗證訊息的家長與學生而言，這種話語控制製造難以察覺的落差，鞏固了「專業不可挑戰」的服從關係。

最可怕的是，當事人說不出哪裡不對勁。認知差距使家長與孩子懷疑自身判斷，最終在缺乏平等對話下，「我不懂，但他是專家。」被動接受權威指令，接受那些有風險的建議。當這種說服與服從關係內化為日常，一整套難以對抗的權力結構也隨之成形。

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指出，國外研究早就顯示，身體暴力和性平事件之間高度相關，尤其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暴力常常是性侵的前奏。「我們在實務中也常看到，有些所謂的『懲罰』，最後變成教練合理化身體接觸的藉口。尤其在運動隊伍這種高度權力集中、監督又不足的環境，孩子很容易就在暴力跟性別問題之間的模糊地帶，一步步被推向更深的傷害。」

4年前，採訪團隊曾追蹤台中市7歲黃姓男童在柔道訓練時被重摔、導致腦死的案件。當時，我們訪問了人本教育基金會校安中心主任張萍，她開門見山指出：「你不覺得每隔一段時間，類似的新聞事件就會再出現一次嗎？」張萍細數歷年申訴案件，無論校內或校外，體育運動圈的暴力與侵害案件多不勝數，「而且，只要是體育運動圈的案件，幾乎都是非常嚴重的事！」她不願一竿子打翻所有教練與從業者，但不禁追問：為什麼這些悲劇一再重演？難道沒有更深層的原因？

這是我們必須追問的起點：是什麼樣的體制與文化，讓暴力與沈默成為運動隊伍中最固著的規則？當信任被掠奪，孩子們失去的不只是比賽，還有身體、聲音，以及應有的成長權利。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林佳和指出：「孩子回家，一定有反應，怎麼可能沒有？結果就是：沒人懂、沒人問、沒人動。」直接點出了問題持續發生的關鍵：整個社會對這類侵害的忽視與漠視。

林佳和強調，真正該思考的，不只是制度設計，而是運動隊伍內的「關係預防」。他指出，制度設計不是用來防止壞人出現，因壞人無法完全預防，而是當壞人出現時，社會是否能即時補上第一道保護網。

在教練的一聲令下，球員奔向球場。但這些未成年的身影，不只是為了分數、勝利與夢想而奔跑。他們也在逃避：教練的拳頭、學姊的巴掌，還有明知道卻選擇袖手旁觀的大人。

這是跨越南北的控訴：來自台南南英商工籃球隊與台北萬芳高中合球隊的聲音。她們說出的，不只是個別教練失職，更是一套由升學利益、服從文化與集體縱容交織的權力結構。在這裡，暴力是日常；孩子們學到的不是運動精神，而是如何在壓迫中求生。

「我是真的有想過，反正3年很快就過了，撐一下就好。」詩穎，15歲時進入南英女籃，原是為了免學費、提升體能、準備考軍校。但等待她的，卻是劉姓教練無盡的怒火與控制：言語羞辱、打耳光、用碼錶砸頭。

受訪時，詩穎語氣仍在顫抖，「被罵我能接受，球打不好本該被罵。但被打、被威脅，還不能說，這不是訓練，是囚禁。」連聯絡家人的權利都被剝奪，「手機、證件、銀行本被沒收，連媽媽一開始都信了教練那套『為妳好』的說詞。」她繼續說：「教練的處罰是罰跪、晚上不能睡覺，隔天繼續練球。有次我被罰跪3天2夜，不能閉眼，學姐輪班監視，膝蓋還沒緩過來，又被叫去跳2000下2迴旋跳繩。」跳了兩個多小時，膝蓋都變形了，卻被教練罵「裝病」。

她永遠記教練那天的吼叫：「妳跳不起來是不是？等我回去妳就死定了！」起初她也懷疑是不是自己「不夠努力」、「不夠堅強」，直到因體力不支昏倒，被塞進櫃子裡罰跪、頭被碼錶砸到流血，才清醒：「這不是訓練，是毀滅。」

南英女籃的暴力劇碼中，最讓人心寒的，不是拳頭落下的瞬間，而是那些本該阻止的人，選擇轉身不看。詩穎被打到頭破血流、操到十字韌帶全斷、至今飽受睡眠障礙之苦。而那些時刻，現場不只她與教練，還有教官、老師，卻無人出面。

「我在球場上被打巴掌打到耳鳴，教官、老師就在旁邊，事後教官只問：『有沒有怎樣？沒事就好。』」詩穎語氣冷靜中帶著憤怒。而最讓她無法釋懷的是那位被稱為「教練的教練」的人，曾經在訓練現場說「不支持暴力」的大人，「她知道發生什麼，親眼看過，卻什麼都沒做，只默默離開。我們連最後一個可能幫忙大人也沒了。」

另一故事發生在台北。萬芳高中合球隊的權力運作不是拳頭，而是「關係學」。秀蓉（化名）曾是隊上外聘教練，原想專心訓練帶孩子追夢。現實卻是：「場上場下，處處是誰掌握誰、誰怕誰。尤其教練與某些學生關係密切，特權球員橫行。」

名義上的總教練楊姓老師平時不帶訓練，卻掌控升學與資源分配。每次現身，全隊必集合聽訓，就為讓所有人知道：「不配合，沒未來。」句句都是警告，「他在場時，空氣都凝結了，大家不敢說話、不敢鬆懈。」秀蓉說，「體育運動圈都這樣，教練圈互相認識，能掌控學生未來發展，總教練權力非常大，學生不敢反抗。」

楊的子弟兵、後來掌實權的邰姓教練則是與學生關係曖昧，「我親眼見女學生H與他身體纏繞、一起喝酒，甚至在不該獨處的場合共處。」秀蓉說，「我曾提醒H要有分寸。」但學校和家長只是輕輕放下。更離譜的是，H因此獲特權，「她能命令男生打掃女廁，公開罵學長『腦袋裝屎』。」邰教練只笑笑，毫無糾正。

同期選手小萍（化名）說：「我們都知道，這裡技術不是最重要，誰能跟H（教練寵愛的球員）打好關係，才有上場機會。」

除了師生界線模糊，更不安的是，在楊總教練默許下，這些特權如病毒蔓延。想取資源、想比賽、想出國，得靠攏。誰不服、誰多問，就被邊緣化。

小萍指出，曾經有兩位同學匿名打1999檢舉邰教練與H關係過密，還附上對話紀錄當證據。結果，隊上不是啟動調查，而是反被楊總教練召集全隊追查：「別以為投訴沒人知道，市府很多人是我的人。」不到一天，兩人被迫去電謊稱惡作劇、要求撤案，「他們其中一人無奈說：『敢出頭，那3年會是你人生最長的3年！』」揭弊變成罪過，被針對、被孤立。這些孩子沒有選擇，他們想打球，卻被逼著選邊站、學會沉默，才能保命保夢。

南英商工與萬芳高中，一邊是明目張膽的暴力，一邊是悄無聲息的支配。兩個故事都出於同一件事：在體育運動系統裡，孩子毫無立足之地，在這環境中，說出一個「不」，從來都不容易。

南英女籃的暴力劇碼中，真正讓人心碎的是那些原本應該保護他們的大人：教官和老師在場，看著孩子被罰、被打，只淡淡說：「沒事就好」；校方遲遲不通報，只推說「不清楚細節」；有些家長，第一時間選擇相信教練的說法，而不是自己孩子的哭聲。最後，調查報告雖明確記載傷害事實，照片、診斷、證言齊備，司法判決卻以「通報時間已過」讓加害者無罪釋放。一紙時效，抹去她的痛、她夜裡驚醒的恐懼，而整個體制如常運轉，彷彿無事發生。

在萬芳高中合球隊，投訴教練與球員之間有不當關係的學生，第2天就被鎖定、追查。還被總教練當眾威脅：「不撤回，就別想走出辦公室。」在這樣的系統裡，孩子學到的不是成長，而是如何在恐懼裡活著，沈默比反抗安全。秀蓉以前教練的身份坦言：「大家都看在眼裡、都知道不對，但誰敢講？講了，你就是下一個。」

採訪時問她，為什麼願意站出來揭露這一切？她停頓幾秒後說：「其實我也很怕！但看著自己教這麼久的學生，帶著哭腫眼睛來求助，而且證據那麼明確...如果我不幫忙，真的放不下。」

這些故事中，最無力的從來不是暴力本身，而是那些選擇袖手旁觀的沉默。因為他們「不想惹事」、「不好說破」、「相信制度」，才讓加害者屢次逃脫，讓受害孩子反覆被迫學會忍耐。這些不作為的角色，才是暴力最堅實的溫床。

在一般人眼中，體育班是一群運動表現出眾的學生，揮灑汗水朝目標邁進。但在學術與實務的觀察者眼裡，其中的權力運作遠比外界想像複雜。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退休教授劉淑瓊直言：「體育班中的暴力，特別是性暴力，一直都很隱晦，沒有被放到檯面上來檢視。」她甚至認為，「它」從未被攤開檢視的原因，就是這個體制本身是為了維持「不被看見」而設計的。

「台灣的體育運動系統是極為特殊的權力結構，當中人際關係非常獨特。我認為是權力極度不對等的狀態，甚至是全方位的權力控制：教練掌握的權力，遠超一般人想像。」劉淑瓊觀察到，在此結構中，學生與教練關係常超越「師生指導」，進入依附關係。這種依附，包含身體的聽從與模仿，心理的依賴，情感的信任，社交圈的連結，乃至未來升學與生涯的投資。

「這樣的依附如果健康，是支持孩子成長的重要力量；一旦信任被濫用，就是最深層的傷害。」劉淑瓊強調，許多孩子即使內心隱約感受不對勁，也因全方位依賴無法即時脫離。他們怕失去機會、被隊友排擠、被標籤「不服從」，而這些壓力往往來自最信任的大人：「教練」本身。

這解釋了運動隊伍中受害者常選擇噤聲的原因。他們不是沒有感覺，而是無法分辨「權威引導」與「操控侵害」的界線。他們不是不想逃，而是逃無可逃。

體育運動中的權力關係已超越指令與執行層面，滲透進孩子的每個選擇與判斷，從何時起床、飲食、參賽，到能否進入理想大學。孩子選擇順從不只是畏懼權威，更因這套制度從未教導他們：有能力說「不」也是種權利。

這種畸形的權力結構並非自然生成，而是體制默許的結果。台灣運動產業協會理事長徐正賢指出，學校常會將教練的行為視為「個別風格」，忽略建立明確的監督機制，「只要能帶隊奪牌，其他問題就被選擇性忽視。」在這樣的環境中，競技成績成了壓倒一切的免責牌。

體育運動行政單位與教育系統間的責任模糊，學生長期處於無人聞問的空窗。徐正賢觀察，不少教練在踏入教學現場後，開始不自覺帶入自己學生運動員時期的經歷，重演當時接收的教練樣貌；從被訓練者轉為複製暴力與服從的實踐者，「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制度性的文化複製。」

他指出，教練從學生、助理一路升任，升遷與傳承幾乎完全依附體制內部運作，「系統生產系統內的人」，導致外部觀點無從進入、監督失靈，也造成既有訓練邏輯與權力結構不斷強化。學生成了此結構中最無力的角色。他們明白，順從教練指令就有出場與升學機會，反之則可能被邊緣化，「教練說的就是對的，不聽話就是不守紀律、會被懲罰。」這觀念不僅內化於學生，也滲透至家長與學校，成為默認的教育邏輯。

教育部校園性平調查專業人才何冠瑩諮商心理師指出，處理體育運動隊伍霸凌案件時，最棘手的挑戰是區分「正常訓練」與「不當體罰」。她表示，教練常以專業權威為由，辯稱投訴中的暴力僅是訓練一部分，例如面對質疑回應：「這哪是霸凌？只是學生太敏感。」這讓調查陷入困境。

何冠瑩分享，處理一般校園霸凌或性平案件時，一般教師行為界線相對明確，但體育運動隊伍特殊環境需更細緻的判斷標準。「因訓練基準不同，必須仰賴具運動專長的調查委員才能釐清全貌，」她說。

她曾參與國中體育班霸凌調查，起因是教練要求學生一次跳繩1500下，遭質疑為體罰。經專業評估發現，一般國中生合理範圍為500至1000下，教練額外要求的500下仍屬可接受的強化訓練，非體罰。這結果讓何冠瑩感嘆：「這樣的訓練強度遠超我們想像，凸顯運動場域的獨特性。」

至於如何判斷體育班霸凌是否成立？何冠瑩指出，關鍵在受害者是否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症狀。她解釋，調查人員會觀察學生是否因特定事件產生身心創傷，如回到訓練場表現強烈恐懼，甚至無法入場參與訓練；或僅談及相關話題就出現顫抖、焦慮等反應。

「我曾處理嚴重案例，」何冠瑩回憶，「有學生談及事件時幾乎立刻陷入恐懼，無法繼續對話，甚至完全拒絕返回訓練場，導致運動生涯被迫中斷。」她指出，當學生出現這些症狀，且無其他病史或早期霸凌經歷時，調查通常認定該事件已對學生身心造成顯著傷害，足以構成霸凌。「這樣的創傷反應，是我們判斷事件嚴重性的重要指標。」

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觀察到，許多學校對運動隊伍或體育班的管理態度極為被動，長期選擇性不介入、不監督。她說：「我一直思考一個問題。教練經常把球隊當作私人領地，像在『屯田』，在那塊土地上自行開墾、經營與主導。」這情況，在她多年處理校園事件經驗中屢見不鮮。

馮喬蘭指出，不少校方抱持著一種態度「默認運動隊伍屬於體育班或特定教練專屬」，以致於當問題發生時，學校常以「那是教練的事」來回應，「校長說不知情、主任表示不了解，但究竟是真不知，還是早已默認『責任歸屬教練』」？

「這樣一來，孩子就沒有一個可以對話的對象。」馮喬蘭說。校方的抽離與推諉，使學生找不到師長回應，實質架空了孩子的申訴權利。

馮喬蘭進一步指出，孩子在這樣的體制中，早早學會「服從才有出路」；久而久之，培養出一批從不質疑權威的學生，然後送進下一輪體系，變成下一代教練、管理者、制度執行者。這是一套封閉且自我繁殖的制度，缺乏外部視角與多元價值，最終形成封閉的文化與權力結構。

當孩子遭遇言語羞辱或行為侵害，社會常先質疑：「為何不說？」馮喬蘭提醒，這問題本身忽視了權力不對等下的現實：說出口的代價，遠高於沈默。她指出，在封閉的體育運動圈內，學生一旦選擇對抗權威，可能立刻被貼上「製造麻煩」、「帶壞風氣」的標籤，甚至被排擠、邊緣化，連比賽與升學機會都可能遭剝奪。

更何況，多數孩子並不知道那些讓自己不舒服的行為「不正常」。在訓練場上，權威被視為正當，久而久之，他們學會了懷疑自己，甚至合理化被侵犯的經驗。

馮喬蘭強調：「我們不能期待一個沒有被好好對待過的孩子，在權威面前能自信地說出拒絕。」正因為沒有大人站出來劃出界線、示範反抗，他們才會誤以為一切都是正常、是應該接受的。

劉淑瓊說：「真正讓不正義延續的，是沉默的大人。」她觀察到，學校、行政主管、家長，甚至其他教職員，往往因怕破壞升學成績、比賽榮譽，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徐正賢也呼應：「大家都知道問題存在，只是沒人願意動搖現狀。」主要是現實問題，他說：「在升學壓力與奪牌至上的觀念主導下，許多家長即使心存懷疑，也寧可忍氣吞聲，不願對抗教練，只因『孩子的未來就在這條路上』，一旦事件爆發，有些群體的反應不是檢討加害者，而是責怪受害者家長：『為什麼要搞事情？』」

這造就了系統性的集體沈默。孩子見大人選擇不處理，也學會沈默；他們知道說了不會被保護，只會被犧牲。馮喬蘭形容，運動隊伍內部是封閉的權力共同體。孩子踏入隊伍那刻起，就被要求「適應規則」，而這套規則核心不是技術，不是努力，而是「聽話」。

要讓孩子敢說話，絕不是靠個別案處理就能解決。馮喬蘭與徐正賢不約而同提到，亟需建立獨立於學校與教練之外的第3方監督機制，並重建家長、學校與教練之間的平等參與與資訊透明。讓說出來的孩子，不再被犧牲；讓選擇站出來的大人，不再孤單。

劉淑瓊則強調，首要任務是翻轉「服從才是好選手」的迷思。讓孩子知道，拒絕不合理命令、保護自己，不是背叛，而是勇氣。

孩子們年紀還小，仍在學習如何分辨信任與依賴，更不懂得權力也可能以「關懷」為名現身。一旦異樣出現，他們往往無法立刻說出口，更難被大人理解。北投立農國小擊劍隊女童B的遭遇，就是這樣一個縮影。她曾低聲說過「不要」，也曾透過訊息表達抗拒，換來的卻是更多包裹著「好意」的侵犯。她不知道該怎麼辦，也無處可逃。

更令人心疼的是，當孩子回家後，她們的語言已被壓縮成自我保護的碎片。「教練對我很好」「只是開玩笑啦」「沒什麼啦，沒事啦」，這些話如同緊閉的門，將真正的求救聲埋藏在內。

而當家長準備跨出「吹哨」那一步時，面對的不僅是加害者，還有圍繞「成績」與「榮譽」的同儕壓力。「不要鬧大」「會影響升學」「隊上名聲很重要」的勸阻在家長間流傳。結果是：受害孩子被迫忍耐，想說出真相的家長被勸退。在這張權力網絡中，敢於站出來的家長成為孤島，面對的盡是冷眼與責難。

諮商心理師何冠瑩分析，家長的信任來自於教練的多重角色；既是訓練者，也是輔導者、接送者，甚至自掏腰包或籌措經費。這些行為讓家長心生感激，認為教練「無私付出」，從而淡化其不當行為的嚴重性。當事件爆發，部分家長會以「學生不聽話」或「私人恩怨」，為教練說話：「沒那麼嚴重！整體而言，他還是好教練。」

何冠瑩分享一案例，涉案教練以學生獲得的獎牌與成績為自己辯駁，試圖證明價值。更有校長因教練能帶來招生與校譽，傾向保留涉案教練，形成隱性保護網，助長沉默文化蔓延。

體制的失效，從來不是單一惡意的結果。監察院113年彈劾案指出：針對體育班及運動代表隊學生與教練特殊依賴關係、權力不對等社會文化結構，實與普通班學生存在殊異性，監察院促請教育部就學生之身心保護、性平教育應儘速檢討改進。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林佳和表示，這類事件的根本問題，從來不是「有沒有查詢不適任人員系統」這麼單純，他強調，這是「人因侵害」問題，不是程序出錯，而是整個關係系統出了問題。他進一步說明，風險來源可分為3類：物理性、化學性及人因侵害。前兩者容易察覺與修正，真正難以防範的，是權力結構下的壓迫與控制。

「一個孩子受害，身邊絕不可能空無一人。」林佳和舉例指出，許多侵害發生在教練獨自帶隊外宿時，「為什麼是教練單獨帶隊？隊友、家長、助教、行政人員，甚至教育主管機關，都在哪裡？這些原該形成的保護網絡，從一開始就失靈了。」

林指出，台灣的體育運動暴力與性侵案件中，不乏長期、跨多年、多名受害者的案例。有些早在十幾二十年前就有人知情，卻遲至多年後才曝光。「這代表這張關係網從未真正啟動。」幾乎所有受害事件回顧時都能找到明確前兆：教練過度掌控學生行程、私下聯繫、要求單獨相處等。「孩子一定有反應，可能回家提過，但沒人當真、沒人接住。」

在林佳和看來，台灣最大的制度漏洞是缺乏「獨立的監督機制」。他指出，歐美國家多已設立「兒童人權專員」，此角色獨立於學校體系，由第三方外聘專業人員擔任。孩子可直接投訴，經專責單位直通主管機關，繞過中途可能阻礙通報路徑的既定結構。

那麼，若孩子感到不適、家長對教練行為有疑慮，難道不能透過學校的性平機制申訴嗎？一位身為國小老師性平委員張老師，道出了制度現場的赤裸寫照：「開會的人，常常不太清楚實際情況。」即使學校有邀請外部委員參與，但多數與會者對案件的理解，僅止於會議當天的簡略文字敘述，沒有人主動詳述細節。

「不說清楚的理由就都推托『案件敏感』，最後在來龍去脈交代不清的情況下，整場會議像一個例行流程，來開個會、簽名、趕快結束。」張老師坦言：「我們只是一群被指派開會的人頭，不一定具備性平專業背景，大家多數只想快點回去上課。」她提到，有時候只要會議中有人帶風向，整個處理方向就會翻盤。

會議中，當有人提出質疑、追問細節，反而容易被標籤為「愛多管閒事」而遭到排擠，「造成有些人想幫，但最後也只能選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為沒人想背責任。」於是，制度淪為一張例行公文，真正的問題就這麼被輕輕帶過。

在體育運動場域中的「權勢關係」的判斷上，張睿紘提醒，只要實質掌控選手的訓練資源、參賽資格或評分標準，就可能構成權勢性騷擾或權勢霸凌。當受害者面對這些侵害時，應在確保自身安全後，盡速報警，並保存衣物、通訊紀錄、驗傷或醫療證明、心理諮商等相關證據；此外，也可依法提出民事損害賠償，甚至追究雇主的連帶責任。

張睿紘進一步指出，目前法規最大的盲點，在於存在許多「責任模糊地帶」，尤其未涵蓋非校園、非正式聘僱的訓練環境。對此，他提出「環、外、道路」4字訣，作為修法參考方向：

• 環境：擴大法規適用範圍，涵蓋所有非學校、非職場的訓練機構，包括私人運動中心與俱樂部。

• 外部監督：建立獨立申訴機制，強制納入法律、性平等外部專家，加強運動員法律教育，並推動全國性教練「黑名單制度」。

• 道路：打破體育運動圈封閉文化，降低運動員因害怕遭報復而不敢舉報的風險，提供匿名舉報的管道，並建立查核機制。

張雅琳從陳情案中觀察到，台灣體制常淪為「師師相護」，許多案件無法揭露處理。即使輔導老師也多屬學校編制，難以制衡，「常見拖很久，才把加害人和受害人分開，但已造成更深傷害。」這種制度性冷漠，造成「不適任人員通報系統」效用有限。目前只能限制教練在學校或協會任教，無法規範私人俱樂部、社區運動隊伍、健身房等場域，加上運動教練無執照強制規範，遭通報者仍可能轉換身份重返訓練場。

張雅琳指出，目前各縣市社會局雖有不適任人員名單供查詢，但這機制仍有明顯不足：「很多時候，判刑必須等到最終結果出來才會被正式揭露。而訴訟時間往往曠日費時，這漫長過程中，家長根本不知道教練涉及相關案件，只能依靠信任或口耳相傳。」

此外，她強調現行資訊嚴重缺乏整合：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告「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名單，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則公告「違反幼照法、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人員，各部會各自為政，家長無法從單一平台完整掌握可能危害兒少的加害人資訊，「我們需要建立一套統一的公告機制和透明平台」她主張，「就如同兒少性剝削加害人會公告名單一樣，涉及不當對待兒少的問題教練也應該有類似的公開制度。」

林佳和強調，法規應明確定義「哪些行為不能擔任哪些職務」及「禁止進入哪些場域」，「不能只禁止問題教練任教，卻讓他以防護員身份繼續接觸隊伍。」但他提醒，因涉及職業自由，規範必須精準，像是「有計畫接觸未成年」的範圍，不能模糊一刀切。

馮喬蘭也提醒，體育運動界改革不能停留在技術層面的制度修補，這是一場價值的重建，「我們要集體拒絕把『忍耐』當美德、把『服從』當忠誠的教條，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為孩子鬆開那張無聲的網。」體育運動的本質，應該是培養獨立思考、團隊合作與自我突破的精神，而非服從與控制的訓練場。

林佳和總結，「我們無法讓壞教練永不出現或孩子永不受害，但可以設計有效的制度，讓其他人在關鍵時刻發聲行動，並做好前期預防。」關鍵是讓「關係網絡」中的每個角色都發揮作用、負起責任，「一個孩子的成長需要整個村莊；那麼，一個孩子的受害，也應是整個村莊的責任。」守護下一代的安全與尊嚴，不該是單打獨鬥的勇舉，而是整個社會的共同責任。

根據衛福部統計，18歲以下的性侵害被害人中，有6成是兒少，每年約有5,000名孩子遭受性侵害，其中8成的加害者是孩子認識的人，暴力受害的兒少就更多了。他們可能是家人、親戚，也可能是學校老師、才藝老師、運動教練，或寒暑假營隊裡看似親切的帶隊人員，正因為是「熟人」，也才更容易取得孩子的信任與靠近的機會。

在現行制度中，對這些與兒童密切互動的工作者，卻幾乎沒有一套橫跨各場域的查核與揭露機制。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指出，目前也沒有一個讓家長能主動查詢教練或老師背景的平台，「即使教練曾有兩度性侵前科，被法院判刑，協會也沒有即時撤照，家長仍完全不知情。」她舉例，有暴力對待或性侵紀錄的教練，仍能換地方、換名字、換身份，持續接觸孩子。

「應該比照澳洲的『兒童工作證』（WWCC）制度，不論是志工、助教、教練或家教，只要與兒童有密切接觸的工作者，都需經過背景查核，並取得許可證才可以從事相關工作。」她說明，澳洲的「兒童工作證」制度由政府統一審核，定期檢查背景資料，並可串聯警方、司法、社政等資料庫，即時更新是否有違法紀錄；若發現不當行為，該證可立即撤銷，防止加害者跨機構、換身份重返工作場域。

立法委員張雅琳支持將此制度納入台灣法制。她指出，2023年性侵害通報中，有55%的受害者是兒少，其中172件的加害者身分為：安置機構工作人員、學校教師、安親班老師、營隊志工等。這些角色橫跨正式與非正式場域，「兒童工作證」的制度能彌補教育與社政、運動與才藝體系之間的斷裂，提供一套「只要要接觸孩子就須查核」的安全防線。

馮喬蘭呼籲，政府應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法時明文納入兒童工作證制度，不僅強化查驗與公告機制，也能讓家長在選擇時有一個信賴依據：「讓工作者主動舉證，讓父母能安心選擇，才是真正保障孩子安全的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