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院的調查報告點出一個警訊。依照現行制度，融資租賃公司多是依《公司法》登記成立的一般公司，並非特許金融業，原則上不得吸收社會大眾資金，理應以自有資金承擔放貸風險。只是，當這類業者一方面不受完整金融法規監理，另一方面卻能透過銀行取得低成本資金，再將資金轉手提供給信用條件較差、議價能力較弱的借款人，整個產業便逐漸浮現一種高度爭議的套利結構。

根據金管會統計資料，上市櫃融資租賃公司有4家，金融機構轉投資的融資租賃公司有17家，加入租賃公會者有39家；若再從經濟部資料來看，截至2024年7月底，營業中的金融租賃及其他民間融資業者已達245家，而全國實際經營融資業務的公司更超過6,800家。這意味著，融資業務早已不是邊陲市場，而是大量滲透在消費金融與民間借貸現場的龐大網絡。

值得注意的是，本專題討論的問題，並不僅限於狹義的上市融資租賃公司，而是包含其外圍延伸出的民間融資、代辦仲介與灰色放貸產業鏈。這個市場近年快速擴張，尤其集中在商品買賣分期付款、應收帳款買賣與資金貸與等業務。

根據公開資訊觀測站的資料顯示，3家上市融資租賃公司中，商品買賣分期付款約占3成，應收帳款買賣約占4成；若以業務規模來看，3家公司合計自108年的4,001.51億元，增加到112年的6,690.95億元，成長幅度驚人。

真正讓外界高度警覺的，不只是融資租賃市場變大，而是它背後的資金來源。監察院調查發現，37家本國銀行對融資租賃公司的放款，從108年底的1,504.09億元，增加到112年底的2,732.84億元，4年間成長超過8成。更值得注意的是，110年底到111年底之間，一年的放款金額就暴增超過750億元，增幅逾4成。

在這波資金擴張中，公股銀行扮演了關鍵角色。108年至112年間，8家公股銀行對融資租賃業的放款，從318.46億元增加至1,288.43億元，4年大增超過900億元，成長逾3倍；相較之下，民營銀行同期僅從1,185.63億元增加到1,444.41億元，增幅約22%。也就是說，推升融資租賃業資金規模的，不全然是市場需求，更包含公股銀行明顯積極的資金供應。

問題在於，公股銀行不僅放得多，利率還相對低。監察院調查指出，主要放款銀行對融資租賃業者的放款利率，自108年起約落在1.24%至3.54%，到113年4月則升至2.17%至4.42%。但其中公股銀行的利率明顯低於民營銀行，部分公股銀行甚至曾出現1.13%至2.76%之間的低利放款。換言之，融資租賃公司以接近銀行等級的低成本借入資金，另一面則向信用風險較高的客群，以遠高於銀行的成本放貸，利差自然被大幅拉開。

這也是外界質疑的核心之一：當融資租賃公司大量依賴公股銀行，以社會存款作為低成本資金來源，原本應由業者自行承擔的風險紀律，便出現鬆動。這種建立在公共資金基礎上的高利差模式，被批評帶有暴利色彩，並可能誘發不當推銷、鼓勵民眾過度消費，進一步對社會風氣造成負面影響。對此，監察院直接下重話：「從事無本生意，有違公平原則。」同時，對財政部提起糾正，函請行政院檢討改進，也請立法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加以處理。

如果資金只流向生產性用途，爭議或許還沒那麼大。但近年融資租賃公司積極發展中古車貸款、BNPL（先買後付）、手機分期、商品貸款、零卡分期等模式，已引發過度消費的疑慮。當業者將原本用於補足融資缺口的功能，逐步轉向刺激消費、擴張放貸市場，整個產業的社會角色便開始改變。

尤其在資訊不對稱，以及弱勢借款人保護不足的情況下，融資商品往往不只是「借錢」，而是包裝成看似輕鬆、低門檻、快速取得的消費工具。對消費者而言，真正要付出的不會只有表面上的分期金額，可能還包含遲延利息、違約金、手續費及各種隱藏成本。例如，向違約客戶同時收取16%遲延利息與違約金，雖然租賃公會自律規範已明定不得併收，但若業者不是公會會員，規範便難以發生作用。

如果只看表面，這些借貸看起來再正常不過；手機分期、商品貸款、零卡分期、信用卡套現、BNPL等，被包裝成「金融科技」、「消費金融」或「資金週轉服務」，在網路廣告、社群媒體與通訊軟體裡大量出現。但在債務受害者的故事背後，一條完整的產業鏈逐漸浮現。從廣告投放、代辦仲介、融資公司到金主資金，每一個環節都有人牟利；有人專門替借款人「包裝資料」，有人設計複雜的商品買賣流程，讓借貸看起來像合法交易；也有人在詐騙案件發生後，迅速提供「補洞資金」，讓受害者在恐慌中簽下更高利率的合約。

疫情期間，「借錢變成簡單的手機操作」，對許多當事人而言，直到債務爆炸之前，他們都以為自己只是做了一次普通的消費。當借貸被包裝成商品交易，許多當事人直到債務惡化前，都未必意識到自己已進入高成本借貸關係。

疫情是否引爆了台灣的新型債務危機？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吳宗昇給出明確判斷：「我覺得有！」他表示，雖然難以斷言兩者具「直接」因果關係，但疫情爆發後，融資需求與債務困境明顯增加，許多原本就處於經濟邊緣的家庭，在疫情衝擊下財務壓力劇增，「以我觀察，100個人中，至少有2到3成因此陷入困境。」

但除了借款人本身的急迫處境，整體社會環境也為新型債務的擴張提供了溫床。吳宗昇觀察，疫情催化數位生活普及，不少融資公司趁勢轉往網路平台，從廣告推播、申請、審核到撥款，一條龍流程都可在螢幕前完成，「借錢變得前所未有地簡便，也更容易忽略風險。」而「方便」背後的風險，也在疫情期間悄然擴大。

這樣的趨勢，也明顯反映在第一線社福工作現場。長期投入債務救援的李姓社工提出數據指出，自110年起，新型債務在求助案件中占比已來到3成。傳統債務如投資失利、經商失敗仍存在，但更多新型債務個案來自日常入不敷出、網路詐騙，或「萬物皆可貸」的消費貸款。

吳宗昇進一步說明，新興融資工具如BNPL、信用卡換現金等操作蔚為風潮。以信用卡換現為例，只要提供卡號與安全碼，業者就能協助「刷卡變現」，但未入帳的款項先扣除15%至28%手續費，加計保險與服務費，實拿金額往往不到原借款額的一半。

吳宗昇指出，這樣的借貸操作，背後其實是一條完整的產業鏈，由融資業者與所謂「代辦」所組成。他們鎖定信用紀錄空白或瑕疵的弱勢族群，甚至提供「手把手教學」，教人如何偽造資料、利用信用卡套現，再從中抽取高額費用。台北律師公會債務清理委員會主委林永頌律師說明，這類操作的共同特徵，是刻意規避《民法》第205條所設16%利率上限，以名目繁多的費用提前扣款，導致借款人實拿金額嚴重縮水，卻須負擔遠高於本金的總還款額，「例如，借款30萬元，實際僅拿到10萬元，卻得償還高達48萬元。」更令人憂心的是，整個流程極其簡便，只需午休片刻、一通電話或一次線上對話就能完成。

事實上，這類借貸行為在台灣並不陌生。過去，地下金融早有其完整運作邏輯，錢莊四處可見，背後是一群「非典型存錢」的金主。他們手握現金，嫌銀行利息太低、股市風險太高，轉而將資金投入錢莊，以換取更高報酬。「行話叫做『放角仔』，比定存好賺多了！」高姓記帳士指出，當中不乏穩定收入者，包括公務員、科技業工程師等。

當時，錢莊隱身在社會角落，金主與放款人之間各取所需、都在陰影中操作。中部本省掛兄弟、如今已是更生人的李先生說得直接：「金主出錢，錢莊出力，雙方各取所需。」如今，傳統錢莊式微，金主的投資選擇變多，不再執著「放角仔」。而過去見不得光的地下放貸模式，有些則透過公司登記，成為掛牌營業的「融資公司」，讓高風險借貸行為更難一眼辨識。

更關鍵的變化，在於資金來源已不再是過去的民間富戶。在這樣的變局中，金主與操盤手的界線越來越模糊。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吳宗昇警告，整個地下金融生態，正加速滑向失控的混沌局面，白道與黑道、合法與非法、平台與放貸人之間的界線，逐漸消失。

李先生指出，現在這些融資公司背後的金主，「換成銀行，或像中租、和潤那種上市櫃大公司。」高姓記帳士則形容，這就像「金融二房東、三房東」，資金經過層層斷點、層層分潤，最終流向高風險借貸市場。吳宗昇也指出，最上游的融資公司常以極低的成本向銀行取得大筆資金，再透過層層轉手與包裹，一路導向終端借款人。

也因此，今天的新型債務並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全新市場，而是過去地下金融邏輯在數位化、公司化與商品化包裝下的延伸。它不再總是以一間街角錢莊、一本手抄帳本的形式出現，而是可能透過LINE對話、貸款APP、購物分期或看似正常的商品買賣契約，悄悄進入一個人的生活。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條製債鏈與詐騙產業鏈正逐漸產生共振。台北律師公會債務清理委員會主委林永頌將此種現象定義為「詐騙驅動借貸」：先透過情感、交友或投資詐騙，讓受害者背上債務，再將其導流到融資公司申請「補洞資金」，受害者不僅被騙一次，還被迫進入另一層高成本借貸。這類案件在實務上愈來愈常見，也使借貸不再只是單純的財務問題，而是與詐騙、代辦與灰色中介互相牽連的複合型風險。

另一類常見操作則是「假買賣、真借貸」。表面上，借款人是購買手機、機車、汽車或其他商品，實際上卻只是透過虛構買賣流程套取現金。借款人往往沒有真正見過商品，或商品只是過水拍照、旋即被業者開走；但在契約上，卻已成立一筆完整債務。對許多受害者而言，直到催款與違約責任層層浮現，才發現自己並不是做了一次普通消費，而是簽下了一份高成本借貸契約。

最極端的現實，則是人口販運與車手吸收的蔓延。吳宗昇指出，近幾年被騙出國從事詐騙的「豬仔」，約有2成與債務壓力有關；林永頌也提到，另一些還不起債的年輕人與弱勢者，最後則被吸收成為車手。當融資公司、代辦業者與詐騙集團形成「一條龍」，最初只是一筆想用來周轉、補洞或求生的借款，最後卻可能把一個人推向更深的失控邊緣。

從低成本資金、商品包裝、代辦導流，到詐騙補洞與假買賣真借貸，這些看似零散的借貸形式，實際上已連成一條高度成熟的製債鏈。對許多借款人來說，真正可怕的不是單一一筆貸款，而是在不知不覺中，被一步步送進更難脫身的債務關係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