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鴻源（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打造吸引優秀人才的國際化高等教育課程
同樣是在二○一三年，當時已預測到國內一百多所私立大學，在可見的未來有一大半收不到學生，連中後段的國立大學都無法倖免於難，但台灣卻遲遲沒有建立友善吸收外國學生的機制。
日本的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收到很多外國學生，除學校本身的水準夠高，吸引優秀學生，畢業生的程度在全世界都受到認可，其次是大學國際化，設計全英文授課的專門學程，讓外國人到日本就學也有生存空間。
但台灣顯然並非如此。以台大而言，雖然世界排名不算差，卻談不上是所國際化大學，至今沒有全英文學程，教授用英文教學也是採「志願」制。
猶記得在我開的一門研究所課程，開學第一天，我走進教室，看到一個白人學生，「你從哪裡來？」我用英文問，他回答我是伊朗，我接著問會講中文嗎？他搖頭說：「不會。」
「你為何會選這堂課？」我問，結果他給我的答案是：他沒有課可以修，因為找不到全英文的課。而他已經是博士班第六年的學生，因為學費便宜而遠渡重洋到台灣，台灣卻沒有提供友善的環境，所以那堂課我採用全英文教學，既然他是學生，註冊並坐到教室內，我就有義務教他。
相較之下，台灣的大學文憑含金量不足，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的排名往前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有國際化學程，但我們的大學連全英文學程都沒有，很難吸引外國學生。
另一方面，政府極力要吸引東南亞學生，卻缺乏配套反造成本地學生權益受損。民進黨政府上台後大力推動南向政策，花大錢給獎學金以吸引東南亞學生到台灣讀書。
但老實說，東南亞國家最優秀的頂尖學生，要出國留學首選是歐美國家，再往下一階約占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左右的人會選擇去中國大陸，因為對岸有足夠的市場和吸引力，願意到台灣的學生多屬這一階，甚至是較為後段。
這類的學生來到台灣，很多人都進入國立大學，他們通常不會中文，英文也不夠好，可能程度也不到國立大學所要求的程度，讓台上的教授無所適從，不但影響教學品質，本地學生受教的品質也不斷受到不必要的干擾。
作為一個大學教授，課堂上出現東南亞學生，我常會感到左右為難，一來是無從確認他們的程度，二來是課堂上不知該用哪種語言，因為中南半島來的學生英文不夠好，即使他們夠好，台灣學生的英文程度可能也不好。
貿然南進招生的結果是本國的教育資源被分掉，還影響教學品質和進度，學生的權益跟著受損。
▲台大目前教授用英文教學採「志願」制。（示意圖／記者張一中攝）
教育南進：輸出台灣引以為傲的技職教育
教育既然要南進，應該是以既有的強項去攬才招生。台灣的技職教育在八○年代可說是全世界數一數二，今時今日應該將技專院校對外開放，藉由輸入學生來輸出台灣最引以為傲的技職教育，同時可以為在東南亞的台商培養幹部，可謂一舉數得。
可惜的是當年的一番「教改」，不僅新大學如雨後春筍冒出，連技職專校都搖身一變成為科技大學，損失優秀的高職和技專院校，卻多了一堆華而不實的「大學生」。於是我們看到大學生滿街走，學校教育卻培養不出學有專精的修車技工，而修了一輩子車的老師傅空有一身武藝，在科技大學的評鑑制度下根本無法生存，導致技職逐漸式微，技職教育幾乎被摧毀。
要解決大學的空洞化，又要和東南亞國家建立關係，不如採取務實南向。所謂的「務實南向」，既要在東南亞拓展台灣的影響力，也要解決台灣現階段的難題，也就是吸引東南亞優秀的年輕人來就學，畢業後可留在台灣就業，沖淡台灣老化和少子化的人口結構，也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即使他們選擇回到母國就業，也會把在台灣所學和所見所聞都帶回去，成為對台灣友善的朋友，也是台灣國力的延伸。總而言之，南向政策和移民政策要相輔相成，才能為國家創造最大利益。我們這些在八○年代前往美國留學的留學生，都親眼見證美國如何留下各國前往就學的菁英，才能成就日後的美國。
台灣要化危機為轉機，不僅要設法吸引並留住東南亞來的年輕人，更要開放中國大陸的中上程度學生前來，待畢業還要鼓勵他們留在台灣，因為國家將一個人培養到高中甚或大學畢業，需投入相當的資源，不論是外國或是中國學生若能留下來，都是國家的人才，也是支撐國家的重要支柱。
但因兩岸間互不信任，原本互補的可能也消失。如今我每次看到人口結構圖，心中想到的都是台灣的未來，孩子要從哪裡來？又有誰可以支撐老化的台灣？
更大的危機是我們正在流失年輕人口，因為就業機會、薪資結構、政治不安定等種種原因，很多人一從學校畢業就離開台灣，若我們想要留下外國學生、大陸學生，很多政策都要鬆綁，尤其是中央政策需要釐清以制定方向、節奏。
曾經有位年輕同事，跟我提到台大國際企業學系（舊稱國貿系），一個班級的學生畢業，有三分之一會前往歐美，另有三分之二到中國大陸，一個都沒留在台灣，我相信這不會是特例，關鍵推力自然是薪資結構過低。
作者：李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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