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池谷孝司
譯／陳令嫻
國中時在體育館的休息室裡，遭到原口逼迫，脫到只剩內衣的不僅是早苗。美其名是指導，其實是混合權勢騷擾和性騷擾的「儀式」，很快就遍及六名正式選手。
「想要贏得比賽，必須跟老師心靈相通。」
「所以要拋下自尊心，脫下心靈的衣物。」
「因此在老師面前脫到只剩內衣，是理所當然的。」
原口的三段論證其實很詭異，最奇妙的是這些國中小女生都老實乖巧地接受。沒有任何人告知家長，儀式因而代代相傳。
大家雖然互相勉勵打氣，卻因為原口時時監視學生之間的對話，連社團成員都無法討論儀式的細節。
儀式當天總是晚歸。一個人晚上八、九點去教職員辦公室歸還鑰匙時，早苗會特意抹去淚水，以免被還沒下班的老師發現。難道其他老師看到她痛苦的表情，不會覺得不對勁嗎？
「其他老師從來不曾過問。」
為什麼遇上這麼嚴重的性騷擾，卻無法對父母啟齒呢？關鍵就在於原口巧妙的封口技巧。原口某一天突然不再訓斥早苗。
「我那時感到非常不安，心想是不是老師對我不再抱持期待了。」
早苗表示：「老師總是把『罵妳們是對妳們有所期待』掛在嘴上。」反過來說，不罵人就是不期待了。練習結束之後，早苗走進休息室。
「老師為什麼不罵我了呢？」
「因為妳什麼事都會跟父母報告。」
原口的口氣十分冷淡。
惠子回憶當初：「說到跟父母報告……」
當時，早苗因為訓練過於嚴格，昏倒了兩次，去醫院檢查。惠子質疑原口的指導方式，要求學校將女兒昏倒一事視為意外，賠償醫療費用。
「一方面也是警告原口，以為他這樣就不會過度操練。」
原口一定是針對惠子的行為報復。
早苗急著想改變事態。因此前往比賽或練習場地時，無論是在電車還是原口的車上，都想辦法坐在他隔壁，拚命討他歡心。
兩人獨處時，也向他哀求：「我什麼都不會跟父母說，求求老師罵我。」
原口這才終於點頭：「既然妳這麼信賴我……」
除了這次之外，原口還鬧過好幾次彆扭。例如，家長看到孩子把生活全部奉獻給劍道社，十分擔心，在家長會上提出要求：「希望每星期能休息一次。」原口當下擺出明白事理的姿態，假裝同意；事後卻突然遷怒在學生身上，對學生放話：「我再也不教妳們了。」
社員面對突如其來的事態，驚慌失措，只能打電話聯絡彼此，不知該如何是好。惠子看不下去，只得對原口說：「希望能恢復跟以前一樣的練習方式。」過了幾天，社員們又回到練習到沒日沒夜的日子。
「小孩掌控在老師手裡，就像人質一樣。原口用這種方式讓我們知道稍微批評一下老師，老師就會對小孩不利，所以我們不可以有任何意見。」
惠子直到現在依舊自責不已。
「我以為女兒什麼都會跟我說，沒想到當時居然被原口老師封口，什麼都不敢說。我竟然沒有發現女兒的變化。」
煩惱到考慮自殺
原口對早苗的「儀式」愈演愈烈，已經不是在休息室脫到剩內衣就能結束。
「想打進全國賽，就要贏過我，跟我一較高下吧！」
「是！」
「誰先舔到地板誰就贏。」
穿著詭異的兩人在上鎖的休息室擺出摔角的姿勢，朝地板前進。不管比幾次，都是原口獲勝。
「比賽時沒有指示也要知道我會怎麼應戰，所以從平常就要練習如何心靈相通。」
原口說完之後，伸出食指。
「含住。」
早苗無法躲避原口的眼神，只得四目相對，立刻含住對方的手指。
有一次原口抱住只穿著內衣的早苗說：「妳願意把處女之身獻給我嗎？」
「我願意。」
早苗雖然不覺得對方會來真的，答案卻只能有一個。
「這件事情實在太噁心，我一直到離開社團都無法告訴其他社員。」
早苗曾經發現其他社員頭上腫了一個大包，開口詢問之後獲得如此解答：「前一天顧問問我：『老師要妳做什麼，妳都會做嗎？』想當然耳只能回答『是』。顧問接下來問了更誇張的問題：『那叫妳去死，妳就會去死嗎？』」
儘管如此，這名女學生還是回答「我會去死」，用頭去撞了鐵架子好幾次，原口才叫她住手。
所有女性社員的生活都遭到原口控制。眾人必須做到「文武雙全」，考到原口規定的成績。例如早苗沒有考到規定的九十分，結果因為嚴苛的懲罰而倒了好幾次，留下瘀青。
他也徹底禁止女性社員交男朋友，先是口頭警告社員：「優秀的學生不可以跟沒水準的男學生交往。」發現社員交男朋友，就踢出參賽名單，改為板凳選手；甚至對社員怒吼：「妳要選老師還是選男朋友？」「只准跟老師在一起！」結果社員只好分手。
原口把「妳們的父母都不懂妳們多努力」掛在嘴上，早苗也作如是想。無論練習多麼艱辛，儀式多麼可怕，早苗都被迫答應原口「不會告訴父母」。
「我當時認為只有原口老師懂我，二十四小時監視我們的原口老師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大人。」
痛苦的日子令早苗萌生自殺的念頭。坐在十四樓陽臺的欄杆上，伸手撐住天花板，舉起一隻腳，眼前是一片黑暗，掉下去必死無疑。她甚至曾經拿起美工刀，抵在手腕上。
「當時我以為只有死才能解脫。」
忍受痛苦的結果是國三的夏天打進團體賽的全國賽。家長們也前往遙遠的比賽場地加油，早苗的劍道生活終於劃下句點。
即將畢業時，其他女性社員的母親告訴惠子：「我去跟原口老師抗議，不准他命令女學生脫衣服，也不可以把休息室上鎖。」
惠子勉強自己接受：「這樣應該就沒事了吧？」
其實這個階段，原口並未否認自己命令女學生脫衣服，還向家長說明理由：「想學好劍道，必須捨棄保護自己的心態，體會『無』的境界。這是為了和學生建立信賴關係。」無論理由如何，當時原口並未矢口否認。倘若校方此時出面，誠心解決，悲劇或許會就此結束。
然而事件卻因此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日後原口改口，全盤否定。
畢業後也繼續控制
早苗升上高中後，想起國中時原口的猥褻行為，腦袋便一片混亂。有一天她鼓起勇氣向朋友說出當年的經歷。朋友的反應卻是：「那傢伙是變態！」
朋友的反應令早苗大吃一驚。當初和原口拚命練習，流下好幾次淚水才得以打進全國賽。朋友的一句話彷彿否定了撐過艱辛練習的國中時代，於是她不再敞開心扉。
畢業之後，原口還是繼續控制畢業生的心靈。
「其他人都會來跟我報告近況，就妳不會。」
被原口這麼一說，早苗就算不樂意，也只好去找他，報告高中生活與升上大學。
「我想要是停止聯絡，老師又會罵我，說些難聽的話。」
然而離開關西，進入關東的大學，遠離原口之後，早苗才終於冷靜下來，心中開始浮現疑問：「想要心靈相通，有必要把休息室上鎖嗎？為什麼老師總叫我不可以跟爸媽說呢？」
暑假回家，早苗終於卸下心防，告訴母親事實。
一年半之後，早苗知道母親向市教育委員會提出控訴時非常驚訝：「妳不要擅自做這種事啦！有必要做到這個地步嗎？」
早苗的心態還在包庇原口，忍不住對母親抗議。然而當她知道學妹也遭到相同對待，把那些行為稱為「傳統儀式」，原口卻還矢口否認時，心境出現了變化。原來，早苗那一屆的學生以為自己之於老師很特別，老師才會做出那些行為：「大家都以為老師特別疼我們那屆，只是疼過頭，才會做出那些怪事。」
對於這種心情，早苗的解釋是「包庇老師，同時也是包庇自己」。如果認為原口是出自慾望而進行儀式，便不會感謝老師，自己還會變成「慾望的犧牲者」。
「老師也對學妹做出一樣的事，表示並不是特別疼我們這一屆，之前拚命美化的老師形象也隨之崩壞。」
原口升上副校長，表示「自己對升官一點興趣也沒有，手持教鞭才是真正的教師」等發言，都是謊言。早苗覺得很遺憾，原來劍道社的成績都是他升官的墊腳石。
原口否認之後，早苗才終於明白儀式的意義。她和高中老師商量，對方也表示：「這種人狼性不改，一定要有人站出來發聲才行。」因此她下定決心，要向市教育委員會舉發原口。
早苗鼓起勇氣，向市教育委員會說出當年原口在密室的命令愈來愈誇張。先是轉三圈學狗叫，接著是脫衣服，甚至要早苗含住他的食指。除此之外，還巧妙地控制學生，導致學生如同邪教信徒，任憑操控。負責人聽完之後表示：「身為同行，我深表歉意。」
然而提出證言只是暫時鬆了一口氣，原口還是矢口否認當年的罪行。
早苗陷入絕望。
利用問卷調查受害情況
惠子無法接受市教育委員會表示「缺乏明確證據，無法懲處」，因此繼續尋找其他願意出面作證的被害人。
某一天，早苗學妹的母親告訴惠子曾經發生過如下情事：
從高樓華廈眺望國中的體育館，發現體育館關燈後，女兒依舊尚未回家。看到她掉著眼淚晚歸，沒多久就接到原口打電話來解釋：「她很沮喪，不要多問。」自從那天之後，女兒晚歸的日子愈來愈多，有一天突然說：「我成為劍道社的正式選手了。」女兒雖然從未提過發生什麼事，從其他家長口中聽說是遭到性騷擾。
學妹母親原本表示願意向市教育委員會作證，幾天後卻反悔拒絕。似乎是和其他人商量時遭到勸阻。
雖然進展時好時壞，還是出現願意向市教育委員會作證的畢業生與家長。惠子前往市教育委員會反映了好幾次，對方才終於向早苗那一屆的畢業生做問卷調查，發現更多被害人。儘管如此，原口還是持續否認。
惠子要求市教育委員會進一步調查在學的學生，對方卻抱持遲疑的態度，認為應該沒必要做到這個地步。
「市教育委員會缺乏誠意，發現新的證據才肯動一步，不斷重複表示：『我們詢問過當事人，對方表示否認，無法釐清事實。』」
市教育委員會也有話要說。由於惠子擔心被害人遭到報復，要求市教育委員會查問原口時，不得提出具體的姓名與時間，導致無法更進一步逼問。
市教育委員會判斷在缺乏其他證據的情況下，倘若原口否認在密室的罪行便難以懲處。面對市教育委員會負責人主張「不說出被害人的名字便無法突破對方心防」，惠子拒絕對方的要求：「說出被害人的名字，原口也不會承認的。」倘若原口並未遭到懲處，被害人不但無法獲得彌補，還可能遭到報復。因此惠子不斷懇求市教育委員會：「被害人沒有必要說謊，請相信學生的證言。」雙方的主張從未出現交集。
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原口長期以來猥褻這麼多學生，校方居然都沒有發現。校園性騷擾的特徵之一便是，儘管其他教師發現同事形跡可疑，也會為了自保而選擇沉默。我詢問惠子：「難道沒有其他老師察覺猥褻事件嗎？」
惠子一邊回想當初的情況，一邊回答我的問題：「我不知道學校的情況，不過原口榮升，去當其他學校的副校長之後，接下劍道社指導顧問一職的兼任講師從學生口中聽到很多資訊，應該掌握了事實……」
那位男性講師向家人提過，劍道社裡似乎發生過問題。講師的家人告訴惠子的朋友，朋友再告訴惠子。因此她請求市教育委員會直接向講師確認。
但是該名講師面對市教育委員會的調查，卻表示：「我什麼也不知道。」
「要是那名講師願意說出社員告訴他的事實，情況應該會大幅改變。」
碰撞到校方人士知情也不願作證的高牆，惠子的口氣充滿後悔之意。
原口榮升副校長一年後，轉調教育中心，走下講壇。許多教育委員會都設有教育中心，負責制定與實施教師的研習課程。此外，無法確認事件是否屬實時，多半會將嫌疑教師轉調該單位。許多嫌犯往往歷經多次這類異動，直到事件鬧大，才會有人追究為何當年沒有懲處。單純的人事調動無法說服伊藤母女：「原口等到事件沉靜下來，一定又會回到學校，重蹈覆轍。」
市教育委員會與原口面談十幾次，合計四、五十個小時，要求他說明否認的理由。他只是不斷重複「絕無此事」，最後甚至擺出強硬的態度，連同律師出席面談，威脅市教育委員會：「再找我面談就告你們。」
「我們的律師也說，懲處後如果對方提告便會敗訴，所以無法再繼續調查下去。」
市教育委員會說明理由，宣布調查到此為止。惠子十分心急：「這樣就變成我們說謊了。」此時名為「救濟團隊」的獨立機構恰巧成立，成員包括律師等專家。該機構隸屬市教育委員會的制度，用於調查校園問題。惠子要求該團隊也參與調查，市教育委員會卻不願回應。想讓原口承認，只剩打官司這條路了。
＊本文摘錄自《被隱匿的校園性犯罪：老師叫我不要說，這都是為我好》
作者：池谷孝司
譯者：陳令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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