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司馬遼太郎都偏愛 台灣為何像日本?「皇民」到底改變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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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評:只有李登輝才代表日本精神?

文/蔡亦竹(日本筑波大學地域研究科日本研究碩士)

*「皇民」就是「日本精神」?

日本精神。這幾乎是近年談到台日友好時最常被提起的主題之一。許多親台的日本朋友——尤其是老一輩的日本人拜訪台灣之際,經常讚嘆在日本已經失去的精神遺產,卻在台灣以「日本精神」這種形態留存在超過八十歲的日本教育世代身上。

所以許多日本保守派的朋友們,極端推崇李登輝這位曾為日本陸軍將校、到二十二歲為止都作為帝國臣民「岩里政男」度過其人生的台灣總統,甚至將之視為偶像。理由也很簡單,因為他們在這位台灣人的總統身上看到了舊式「理想的日本人指導者」模範。

▲▼日本,大和精神,日本文化(圖/Pixabay)
▲日本櫻花(圖/Pixabay)

作家司馬遼太郎的作品《台灣紀行》,絕對是李登輝廣受日本注目的契機之一。這位日本極富盛名、同時是我個人極為推崇的國民作家,在其晚年探討日本各地風土的《行走街道》(街道をゆく)系列中,將韓國與台灣這兩個舊帝國時代的領土也列入日本的「街道」(地方)中,並且在台灣部分放了極大的敘述比重。

在本書中,描述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先生就佔了兩節,甚至卷後還特別附上司馬遼太郎與李登輝間的對談錄。日後漫畫家小林善紀的《台灣論》,更在日本引起了一陣重新認識台灣的浪潮。

《台灣紀行》中司馬遼太郎用一貫觀察細微且帶著些許文學性哀愁的筆觸,道出台灣這塊土地的矛盾與日本時代的殘存風采。有時帶著幽默輕描淡寫地說著台灣人的大而化之,有時又帶著憐憫訴說這些住民五十多年來的苦悶。

但更多時候在司馬眼中看到的是台灣所保留的「已失去的日本精神」,而這些特色的集合體,就是在司馬面前用日語流暢地訴說自己生為台灣人「場所的悲哀」(場所の悲哀),和堅持著「公」與「私」分際的哲學家李登輝。

▲▼日本軍進台北城北門想像圖(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日本軍進台北城北門想像圖,今台北博愛路(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這些日本傳統希望上位者具有的特質和美德,在今日日本政壇早已消失殆盡。這也是司馬、或許許多多日本人對李登輝感受到親切感的最大源頭。同樣出現於書中的何既明、許文龍、「老台北」蔡焜燦等「元日本人」們,也成為司馬和日本友台人士眼中的「日本精神」守護者。

但是,這些「元日本人」們的特質真的是所謂的「日本精神」嗎?

講到日本精神,許多人首先聯想到的用詞就是「皇民」。也的確,李登輝和元日本人們正是出生成長在昭和初年這個皇民化如火如荼的時代。但是借用司馬遼太郎的說法,就知道昭和初期根本算是一種「異質」的時代─—若從歷史連續論的觀點來看,昭和異常論這種說法當然有點不負責任,但是昭和是近代化國家對國民施加強大壓力的時代,卻是不容否定的。

這種對內的強大壓力擴散至「外地」台灣的結果,就是皇民化運動。而李登輝等日本人世代也一半算是皇民化下的產物。

▲▼日本,大和精神,日本文化(圖/Pixabay)
▲日本富士山(圖/Pixabay)

在台灣新生代成長過程中所受的教育,對於日本有相對客觀的評價。年輕人在反抗殘存舊思維的同時,就算被冠以「皇民」稱號亦不為意,熱衷日治時代的追溯體驗和重新評價、並從中確立台灣這塊土地主體性的思潮,已成為現今年輕人間的主流。不過對我這個已經頭洗下去、一生應該和日本關係難分難捨的台灣人來說,其實皇民並不是一個好聽的詞。作為凡事以大中華思想自限自卑的反諷,皇民這個詞在現今有不同於上述的存在意義。

但是,如果說台灣皇民世代的特性就是所謂的「日本精神」,那我也要提出一個大大的問號:因為這個前提假使成立,那與昭和日本國民特性大不相同的江戶期、戰國時代、甚至還有大量「渡來人」進入日本的飛鳥奈良時代的日本人,不就都沒有「日本精神」了?

*延伸閱讀:大和民族矛盾兩面性格!平安時代就「廢死」 直到貴族把武士當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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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圖解日本人論:日本文化的村落性格解析》

▲▼《圖解日本人論:日本文化的村落性格解析》書封(圖/業者遠足文化提供)

作者:蔡亦竹

本文由 遠足文化 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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