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創「夾桌半蹲」體罰 幼年全家被文革批鬥 病態女師對學生重現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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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評:可怕的老師!

文/陳嵐(兒童公益組織「小希望公益聯盟」創辦者)

沒有及時醒來,老師上課了還在打瞌睡的孩子,要接受「清醒」的懲罰。站在自己座位上罰站,同時,舉起一隻手,像竹子一樣,筆直筆直地伸向天空。沈老師開始講課了,她手裡捏著一根教鞭,在講臺上走動,在走廊裡走動,一旦看到誰的手臂微微下垂,只要是彎下來一點點,啪!教鞭抽上去。

一分鐘,三分鐘,十分鐘⋯⋯十分鐘後,舉手─這個平時非常輕鬆的舉動,就成為一種極其可怕的酷刑。你的手臂和肩膀開始顫抖,每一塊相關的肌肉開始痠疼,痠疼到麻木,麻木後又變成深深的痠疼,痠疼到骨髓裡去。

然而,因為對沈老師的恐懼─不,不是怕教鞭─而是你就是怕她,怕到你舉著手,痠疼得想死,想有人來一刀剁掉你的手臂,你卻仍然不敢放下手。你最後只剩下唯一的念頭:想死,想地球爆炸,想被人用槍打死,但是你卻不敢放下手。

▲▼教育,升學,課堂,學校,學生,課綱,老師。(圖/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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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刻,沈老師就是我的上帝,我的神。我願意拿出全部生命,取悅於她,讓她饒恕我,允許我放下手臂。

後來我長大後每每回憶起這些場景,我完全理解什麼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我也完全理解為什麼美國會立法接納每一個戰俘為戰鬥英雄,並且允許他們在被俘後吐露情報,認定這是合理的。在一種絕對的控制下,在一個人對你的身體擁有絕對支配的權力時,肉體上的疼痛和心理上的無盡恐怖,會讓絕大多數人都很快崩潰。

如果「罪行」超過「上課了還在睡覺」,上升到「上課說話」、「不做作業」這樣的「頂級罪行」─沈老師的刑罰也會升到頂級。頗有創意的刑罰。

我還記得,學校雖然離我家近,但卻是鎮上比較差的一所學校。桌椅是簡陋拼湊的,小朋友所使用的桌子,都是空心的,只有一個桌面,桌面底下兩根橫檔─之所以要描寫這麼仔細,是因為只有兩根橫檔的桌子,會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刑具」。

沈老師會把最「十惡不赦」的「罪犯」塞到桌子裡去─不,不是全部塞進去,是把他的兩條腿塞進桌子,然後從他屁股底下把凳子抽走。可憐的「罪犯」必須竭盡全力收縮腹肌,雙手扒著桌面,才能保持重心平衡,不至於整個人朝後倒下去,而一旦倒下去,桌子必定會砸在那人的腿上和身上。

只消幾分鐘,「罪犯」就全身打著哆嗦,汗如雨下,臉憋得通紅甚至發紫,雙手掙扎著拉著桌面,試圖保持住身體平衡。不只是腹肌,全身的每一塊肌肉都在掙扎以保持身體不前傾,不會破壞微弱的平衡而倒下。從來沒有人支撐超過十分鐘。最後的結局都是,「罪犯」絕望地痙攣著,上身繃不住了朝後倒,一屁股摔倒在地,連帶桌子一起翻倒,桌子砸在腿上或肚子上。

說實話,我沒有被塞過桌肚。也許是因為我出於絕對的恐懼,從來不敢在課上說話或不做作業。可是作為戰戰兢兢站在一邊,目睹了全程的孩子,「受刑人」的痛苦和恐怖,我感同身受。三十幾年過去了,我依然記得被罰的同學雙手在桌面上抓時,指甲發出的聲音,通紅的臉和眼睛裡憋出的眼淚。很多年之後,我看了一部叫《火燒圓明園》的電影,裡面有一個顧命大臣被用符紙活活悶死的鏡頭,那抓撓、蜷曲的絕望手指,頓時讓我想起那些在課桌上絕望掙扎的小手。

▲▼學校,教室,課桌椅,校園,黑板。(圖/pixabay)
▲示意圖/pixabay

沈老師還給我們留下的一個深刻印象是,她帶著一根針來到課堂上。一根大號的、過去縫紉棉被用的針。有小孩的手指那麼長。針的尾部拴著一根長長的粗棉線。陽光從她頭頂的透明瓦片照射下來,針尖閃光。她舉著針,在教室裡走動著,確保我們每一個人都看得到。

「我講課時,如果有人在底下說話,我就用這─根─針,把他的嘴─縫上。」展示結束,她鄭重地把那根針插在教室正中的一根木頭柱子裡,長長的棉線掛在上面。

四、五十個,接近六十個小孩,一片死寂,甚至連呼吸聲都停止了。今天想來,這只是一番可笑的威脅,但是,對一群六、七歲的小孩來說,它就是真的。地獄是真的嗎?對宗教信徒來說,地獄是真的。心碎是真的嗎?對一個失去至親的人來說,心碎就是真的。而「活活地把你的嘴縫上」─這在一個小孩心裡,就是真的。

我在沈老師班上一年的時間裡,一直生活在這根針的威脅之下。

許多成年人會用自己認為「無關緊要」的玩笑話去戲弄小孩,逼得孩子哭笑不得,甚至以把他們弄到哭為樂。最常見的就是「媽媽不要你了」、「這個東西不給你了,我要搶走」、「把你賣給人口販子,讓你再也見不到媽媽」,最終無一不是以孩子哇哇大哭而告終,我要說,這是成年人一種極其卑劣、極其無知的行為。在成人的世界裡,這是玩笑。在孩子的世界裡,這是真實的恐怖。

他們幼小,還不足以分辨玩笑和現實,他們的智力要到十二歲後才能逐漸區分這些,他們面臨的恐懼和痛苦是真實的,為什麼成年人要以把一個孩子的小世界摧毀崩塌為樂?是因為成人自己弱智到沒有能力和孩子有效互動嗎,還是因為他們心胸如此狹小,承擔不了一個歡樂、活潑、怒放的生命,孩子身上流動的鮮活的能量映照出了他們心中死一樣的絕望?

我獨自用了整個青春期消化沈老師給我的一年創傷。毫無疑問,這樣的創傷可能會伴隨終生。一個老師在孩子的世界裡是一個神祇,他擁有啟動和毀滅一個孩子心靈的力量,而社會和家庭都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

我整個一年級,驚惶不安、焦慮無比。我的書包因為多次被塞磚頭,很快就裂開了,帶子也斷了。媽媽抱怨我不愛惜東西,尤其是在書包裡倒出磚頭屑時,媽媽會罵我弄壞東西。她卻從來沒有問過,我的書包裡為什麼會有磚頭。

沈老師也沒有給我們任何人留下嚴重的外傷。到我上高中時,有一次在飯桌上,一家人邊吃飯邊閒聊,父母回憶起了那個我們家曾經短暫住過的地方,說起了我的學校,我忽然間說出了整個往事。他們目瞪口呆地聽著。即使他們平時很不耐煩聽我說學校裡的事,但整個故事中可怕的殘酷,也讓他們停住了筷子。

並沒有哭,我甚至是帶著笑的,偶爾聲音會高幾下,我把針、磚頭、課桌每個都講了一遍。我住嘴之後好一會兒,媽媽才不安地開口:「妳為什麼不告訴我們呢?」

我火了:「拜託,我那時才幾歲!小孩子當時懂什麼呀?」

媽媽若有所思地說:「其實妳說的這個沈瑩,我是認識的。」

那個地方很小,基本上人人都互相認識。

「我還認識她媽媽呢,」我媽媽說,「她媽媽以前和我同事過,人很凶的,『運動』起來是個幹將,為人比較毒。」

「十年動盪(編按:即文革)的時候,她因為樹敵太多,後期被揪出來鬥了,啊呀,她當時被人打得很慘很慘的。」

「怎麼很慘?」

「哎呀,就是當時流行的那些折磨人的手段,她可能都經歷了。什麼上老虎凳、坐飛機、掛牌遊街……這些刑罰都有,被人揪住頭髮打得滿臉是血呢。」媽媽平淡地說,站起來盛了一碗湯,「別哭了,喝湯喝湯,唉,妳也真是的,回來也不告訴我們,不告訴我們。唉。」

在後來的很長時間裡,我一直回味這個消息。

在我學習了越來越多的心理學知識後,我推算沈瑩老師的年齡。她成為我的老師時,大約二十歲,剛剛八○年代初,她的青春期和童年,想來就是在一種被惡意虐待的環境中度過。無論是她的母親本身的為人,還是大環境的氛圍,都足以讓她的心靈扭曲。

當她對一群更弱者擁有了絕對權力時,她生命中經歷的所有黑暗都通過惡行在恣意宣洩吧。被她凌虐過的學生,又有多少如被喪屍咬過一樣,終身都帶著黑暗和暴力的因子呢?而這樣的病人,又有多少依然在校園和課堂之上,重複著這樣的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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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霸凌者:從兒童到成人、從校園到社會,15個觸目驚心的血色告白》

▲▼《霸凌者》書封(圖/業者高寶書版提供)

作者:陳嵐

本文由 高寶書版 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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