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視5月全新醫療劇《生死接線員》接檔《我們與惡的距離》，不過站在醫療人員角度，既是期待也怕受傷害。（圖／公視提供）
記者黃君瀚、鄺郁庭、張方瑀／專題報導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系統上，顯示著某位腎臟患者等待期超過4000天，換算已是11年光陰，漫長無止盡的等待，身心煎熬的考驗難以想像。他不是特例，目前全台仍有近1萬例病人等候接受器官移植，系列報導中完成手術的楊鈞儀和吳姄宣，分別等了3個月和6年，是少數的「幸運兒」。
根據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4月20日統計資料，2019年度有效等候接受器官移植病人共9702人，只有282 人完成移植，比例僅約2.9%。各器官中，接受移植比例較高的部位為肺臟，48人等候中、8人已移植，約16.6%；其次是眼角膜，843人等候中、130人已移植，約15.4%；比例最低的部位則是腎臟，7493人等候中、76人已移植，低到僅1%。
台北慈濟醫院器官捐贈移植協調師余翠翠說，對這樣的數據不感到意外，她最近也有病人等待器官超過10年，洗腎洗了10年合併症都出現了，如果是在國外可能只要2、3年就能拿到，「我們隨便都要個10年」。她感嘆，病人洗到合併症產生後就不能移植，甚至等到往生的例子比比皆是，更何況2、3年就能換跟等了10年相比，效果絕對有差。
【南韓傳奇拳王崔堯三 死後器捐喚起國民意識】
「我覺得我們都還在摸索，沒有辦法像南韓那樣，因為一個拳王的事件......捐贈率就往上衝，某年就反轉衝很快，整個人民就起來了。」余翠翠提起一段10年前往事，南韓拳王崔堯三（又譯崔堯森）意外腦死事件，國民英雄喚起了人民器官捐贈意識，時至今日南韓捐贈率在亞洲名列前茅，遠遠甩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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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傳奇拳王崔堯三比賽結束後倒下，緊急送醫搶救卻再也沒有站起來。（圖／美聯社）
崔堯三自1993年開啟職業生涯，1999年在世界拳擊理事會（WBC）輕蠅量級（Light flyweight）中擊敗泰國選手獲得世界冠軍頭銜，之後連續3年成功衛冕，成為南韓家喻戶曉的傳奇拳王。2007年底，崔堯三在一場比賽中遭對手重擊後倒下，儘管最後靠意志力堅強勝出，卻在鈴響後2秒再度倒下，再也沒有站起來，享年34歲。
一代宗師崔堯三在擂台上謝幕，大愛遺留人間，家屬根據他生前遺願「願最大程度幫助別人」，腦死判定後同意捐出所有可用器官，眼角膜、肝臟、心臟和腎臟，一共造福了6位病患，如流星般璀璨精彩的生命，在更多人身上延續。
【畏懼談生死 台灣器捐風氣有待提升】
國際器官捐贈與移植登記組織（IRODaT）2017年的報告顯示，西班牙為大體器官捐贈率最高的國家，每百萬人的器捐率為46.9，美國31.9排世界第五。亞洲方面，伊朗每百萬人的器捐率為11.4、南韓9.9，台灣則為5.3。
「絕大多數的家屬都是突然之間遇到意外，在遇到前不會特別去想。儒家文化畏懼談生死，現在才有漸漸改變。」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執行長、長庚醫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江仰仁說，提升台灣器捐風氣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正因國人忌諱談生死，唯有慢慢去改變，「現在2、30歲（年輕人）在我看來是保守派，他們不太可能跟家人談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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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仰仁醫師談起登錄系統，最早版本是在柯文哲時代訂下來，現在只要輸入資料，電腦就會自動分配、列出排序，至於分配原則是否更動由各醫院移植專家討論後決定。（圖／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江仰仁觀察2、30歲這一世代，他們還非常年輕，沒辦法想像有天會突然遇上生命終止的意外，如被車子撞上，自然對器官捐贈議題缺乏深入的理解，「但也不能去苛求，他們人生還很光明......所以生死學教育很重要，讓大家覺得像吃飯一樣很平凡。」
【提升器官捐贈率 快慢2帖藥方】
江仰仁開出2帖藥方，一是教育，二是法律規定，「只有這2個方法」。教育是最基本的一環，讓生死學觀念從小扎根，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一塊登錄中心每年都在推動，花預算在各級學校演講，只是礙於經費限制、學校數量又多，很難全台跑遍，只能慢慢做、慢慢改變，「假設教育部有一定的意念去推動，其實是可以在課綱加入，某一課談器官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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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升到法律層級，肯定會遇到很大的反彈，但絕對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江仰仁坦言他不是主要的倡議者，這個看法普遍存在移植醫師心中，很早之前移植醫學會就跟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提起相關建議，只是從主管機關和立法院得到的答案，總是一句「時機不成熟」。
江仰仁說，其實法律規定有很多種作法，例如可採行「表態反對制」，意思是除非表態反對，否則一律視為贊成，「習慣上反對較少人會舉手」。他說，器官捐贈要先判腦死，但目前我國共識的死亡是心臟停止、沒有意識、心肺失去功能才稱為死亡，腦死在台灣只有要做器官捐贈的人才做判定，「但我們都知道，腦死是不會回來了。」
▲目前器官捐贈意願均登錄於健保IC卡上，器官捐贈同意卡成為認同卡，主要用於收藏和紀念。（圖／記者黃君瀚攝）
他建議台灣可以美國為師，死亡判定有2種，一是腦死、二是心臟死，將腦死提升到法律層面，當病人昏迷到一定程度，醫院必須判是否腦死。假設病人腦死了，家屬必須面對2種選擇，一是撤除維生系統，二是器官捐贈，「其實這2個選擇是一樣的，要器捐也是要撤除維生系統，美國就是這樣。」若不器捐，家屬和親友可選在隔天和病人莊嚴告別，然後醫院撤除維生系統。
【馬上推行時機不對？ 醫療人員也缺乏共識】
2帖藥聽起來是醫治台灣器捐率不高的良方，不過現實層面有著重重阻礙。在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推動下，衛福部於2014年10月1日「人體器官移植分配及管理辦法」新制上路，只要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曾經器官捐贈，若有天需要等待器官移植，就能享有優先的機會。
江仰仁說，台灣只要跟著美國做，加上已上路的三親等制度，器官量一定能大幅增加，但政府在做決策時常說時機不對、民氣未到，「其實是政府不敢test（測試）」、「老百姓可能沒那麼反對」。
江仰仁提起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去（2018）年所做的調查，超過90%捐贈者家屬並不後悔器官捐贈的決定，反倒是醫院認為不能。他說，大概有3000多位醫療人員受測，多數和移植相關部門無關，醫療人員發自內心覺得時機不成熟，「連醫療人員都不敢，政府怎麼敢問老百姓？」
【醫院第一線觀察 強摘的果子未必香甜】
長期在第一線陪伴病人的余翠翠則認為，上升到法律規範層面，以當前台灣社會的氛圍來看並不樂觀，「大眾容易被媒體引導，若是有任何一個類似愛滋器捐的事情發生，就會讓民眾去退卡。」此外，當多數國民都不是很清楚器官捐贈這件事情的意義時，代表風氣十分欠缺，「（硬推）大家一樣會去簽拒絕捐贈」。
▲余翠翠談起成為協調師契機，打趣說是「傻傻的」受主管引誘，只是比起擔任護理師，這份工作更能挑戰極限，只要看到病人回復原先的生活，重新成為社會的力量，就是一直做下去的動力。（圖／記者張方瑀攝）
「我們關懷這些議題的人根本沒那麼多，因為大家不重視這個。」她說，在我們國家任何議題很難被友善對待，明明台灣有著頂尖的醫療水準，技術已跟國際接軌，前輩們拚出來的器官移植存活率不輸國外，「差別是我們來源不足......。」
余翠翠舉例，醫院中有不小的比例是病人生前簽署了器捐同意書，家屬在最後關頭還是拒絕捐贈，「第一個可能是他簽的時候沒有跟家屬講，或者是，家屬就是捨不得。」
「捨不得」3個字道盡台灣傳統文化和家屬內心切身之痛，不想見到親人、摯愛死後再度動刀，使軀體再受苦難折磨，甚至憂心捐了眼角膜會不會看不見回家的路？
▲台灣肩負捐贈、移植重任的醫院設有「器官捐贈大愛牆」，讓愛心永存，照亮更多生命。（圖／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抓去捐贈沒問題，我們不會被告，但我們為什麼不會這樣做？」提到病人生前意願和家屬決定不同的兩難，余翠翠認為醫界現在一切的努力，是想把器捐往良善的方向引導，以善為出發點造福更多人，「我們已經努力去除禿鷹的標籤，如果法律又不顧家屬想法，強制去做這件事情的話，我們沒有辦法預估那個後果。」
她說，過去病人器捐與否，常常是要考慮到整個家族親屬的意願，曾有個個案是太太要幫腦出血的先生做決定，事前也早已確認過先生的意向，但沒想到丈夫沒跟家族提起，最終造成情感拉扯、雙方關係緊張。
不過展望未來，余翠翠是相對樂觀的，因為年輕世代會走向小家庭，家族效應慢慢淡掉，小家庭成員就能自行做決定，「我們的對話會比較平行，屆時再來推，可能會比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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