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文學巨擘齊邦媛於3月28日凌晨辭世，享嵩壽101歲。（翻攝自臉書粉專／齊邦媛）
● 朱宥勳／小說家、文化評論者、專欄作家
齊邦媛教授真的是文學人（不只是創作，也包含學術）的典範。在省籍問題非常嚴重，戒嚴體制強勢，意識形態八股保守的年代，她就開風氣之先，開始改革國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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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1970年代，她參與國立編譯館的工作，驚訝於中學國文課本的政治八股文章之多，於是開始了「以文學為核心、沖淡政治教條」的選文方針。在她主導下，楊逵〈壓不扁的玫瑰〉和黃春明〈魚〉都選入國文課本，應該是戒嚴時期第一次有意識選錄「台灣文學」的舉措。
選這兩篇文章也頗有深意，一是肯定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二是肯定當代的鄉土文學——別忘了，1970年代的黃春明還「只是」青年作家。選他進課本，就像是我們現在選寺尾哲也、徐振輔一樣潮。
齊邦媛教授學養高、品味好、做事有手腕、政治思想也開明，真的堪稱一代賢人。她身為「外省人」，能跨越省籍偏見來面對台灣文學；能跨越世代偏見垂青當代作家；並且能以她自身的文學識見說服同儕，還能知道如何借用體制的力量來成事。年紀越大，我就越覺得這種人物，可能比才華洋溢的作家還要難得。
▲ 齊邦媛對台灣文學的關注也並不止於1970年代，到了1990年代末，她也為了「台灣文學館」奔走。（圖／記者曹仲寧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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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她對台灣文學的關注也並不止於1970年代。隨後數十年，她主持了大量台灣文學英譯計畫。到了1990年代末，如向陽老師所示，她也為了「國家文學館」，也就是現在的「台灣文學館」奔走。既在地、又國際；有熱情，又能以理服人。本省前輩常以「人格者」一詞表達敬意，我認為齊邦媛教授絕對也擔得起這個詞。
身為「外省」後裔，在知道許多「我族」的幽暗歷史之餘，還好仍有齊邦媛教授這樣的典範，可以讓人一想起來就到溫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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