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桃園八德合宜住宅案爆發貪瀆弊端，並於副縣長辦公室搜得上千萬的賄款，膽大行徑令人咋舌。讓人感嘆的是，目前明明設有種種的防貪機制，對貪污犯也採取重刑，但貪瀆案卻是一再重演，致暴露出我國反貪的問題與盲點。
嚇阻貪污，如從最簡單的犯罪經濟學觀點，即是須使犯罪成本遠遠高過犯罪利得，而為了增加犯罪成本，自然就得採取重刑政策。也因此，在我國的貪污治罪條例裡，法定刑就動輒以五年有期徒刑為起跳，若屬於不違背職務的受賄罪、收取回扣或藉勢勒索等罪，甚至可處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且得併科一億元以下罰金。惟此等的重刑要產生效果，卻是以高的訴追與定罪率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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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以目前防止貪瀆不法的機制，如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而言，在無法對每位公務員為稽查的情況下，是否誠實申報就只能委之於公務員的良心，此制度也就僅具有宣示作用。再就廉政署配置於各行政機關的政風機構來說，由於其不具有司法警察之身份，再加以寄人籬下之故，一旦為貪瀆調查，即可能受到所屬機關的箝制與干擾，甚至是報復，若不儘速明確政風人員的定位與職權，其將繼續面臨此等的困境，致難發揮察覺不法於先的功能。
此外，由於貪污乃屬集體性的犯罪，如此次八德案，是否僅由一位副縣長即能隻手遮天，實有相當大的疑問。故廉政署若不下定決心，全面徹查所有合宜住宅，甚至是遠雄集團所得標的公共工程案，而從根清除貪腐的結構與溫床，致只為有限度的訴追，不僅廉政署的招牌難以擦亮，也難避免僥倖心理的產生。
更值關注的是，就算公務員收受利益之事實已經明確且遭起訴，是否能被定罪，亦會出現變數。這是因，對於收受利益與職務行為間的對價性認定，於現行司法實務，仍未能畫出一條清楚的界線，此等案件就可能因法官不同，致使被告在有罪、無罪間擺盪，則原本欲藉由重刑來嚇阻貪污的效果，肯定也會逐步減弱，甚至完全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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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算法院判決被告有罪，能否判處重刑，卻又得劃上問號。因根據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只要在犯罪後自首或自白，並繳回不法利得，即須為減刑或免刑，如此不分貪污程度的高低，即一律給予刑罰之減免，實有違公平。又由於貪瀆犯罪乃具有高度的隱密性，致往往得依賴行賄者的合作，以來吐露公務員的不法情事，所以在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才規定，其若能自首或自白，即得為減刑或免刑。惟如此的刑罰優待，不僅難以杜絕送紅包之文化，更無法防止行賄者為獲得解脫致胡亂咬人之情況，若司法者不察，就難避免濫訴與誤判的發生。
重罪與重罰，只是防制貪污最後且是治標的手段，若以之為最優先，甚至是唯一的手段，就必陷入越掃越貪的困境。唯有提高行政的效率、減少主管機關恣意裁量的空間、加強對公共工程招標的他律監督，並將堅守法律的信念與精神內化於公務員心中，才是治本之道。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