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TW/蔣經國迷思背後

(圖/中央社攝)

文/陳順協 圖/多維TW提供

台灣最後一個專制統治者蔣經國逝世30週年,國民黨在1月13日前後一連舉辦3天追思紀念活動,有媒體問「誰是國民黨內下一個蔣經國?」馬英九答「這是一個好問題」;無獨有偶,曾任蔣經國秘書14年的宋楚瑜也搶在此時出版口述歷史《蔣經國秘書報告》,並在新書發表會上說,1982年他以「艾森豪獎學金得主」身份赴美訪問3個月,馬英九因此有機會代理蔣經國英文翻譯工作,「意外促成一位政治人物崛起」,大搶「經國門生」正統地位。

在蔣經國逝世後,對於島內仍屢有追思蔣經國行誼及緬懷其對台灣貢獻的紀念活動,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對此仍持批判態度。施明德曾因主張台獨、爭取民主,在白色恐怖時期、美麗島事件後分別入獄,長達25年半青壯時光身陷囹圄,而施明德最近直指國民黨高層意圖「以宣揚獨裁者的方式,獲得權力的選票」、是「沒出息、沒原則、沒理想」。與其早在1962年入獄時被國民黨特務刑求至全口牙齒被打落、1984年在獄中抗議「江南案」絕食4年7個月,期間被強迫灌食3,040次的個人慘痛經歷不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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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國民黨在蔣經國逝世30週年,仍在打「經國牌」?又何以黨外人士施明德等對蔣經國「獨裁者」印象依舊痛訴?大部分綠營人士雖不否認他對建設台灣的貢獻,但始終「不感謝」蔣經國在戒嚴前夕高抬貴手讓民主進步黨成立;也並未對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的開明選擇,對台灣民主體制發展的影響公開表示肯定。

要解釋馬英九、宋楚瑜搶當「經國門生」、爭正統,以及施明德、綠營人士無法忘卻對蔣經國的「獨裁者」印象,正本清源,還是必須剖析蔣經國複雜的人生旅程及所作所為,才能在其多種面貌中尋得些許輪廓。

磨難知疾苦 治理風格「道先於術」

蔣經國出生於1910年,彼時蔣介石仍是在日本振武學堂學習軍事的革命黨人,1925年蔣經國被送到蘇聯共產國際學習馬列主義,其時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1926 年組建「國民革命軍」展開北伐,1927年展開「清黨」,使得蔣經國成蘇聯獨裁者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人質,而蔣經國處境堪憐地接受教育,最後通過嚴格的考核被推薦成為布爾什維克黨候補黨員、黨員,期間擔任多年基層工人,並在蘇聯成親、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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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發生「西安事變」,逼得蔣介石同意第二次「國共合作」,且蘇聯獨裁者史達林及共產國際要求中共應該採取「聯蔣抗日」方針,1937年蔣經國終於獲得返回中國的機會。滯俄12年間,蔣經國是蘇聯工人、蘇共黨員、是命懸一線的人質,年輕時受馬列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洗禮、親身經歷幾度生死交關,除了對共產國際社會有深刻切身體會外,更讓其養成沉默寡言、謀定後動,敢為人所不敢為的堅毅、冷酷、強烈的敵我意識。蔣經國喜怒不形於色的複雜性格,一生所作所為都受到早年悲慘經歷所影響。

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與蔣宋美齡有親屬關係的「孔宋集團」鬥爭,後隨蔣介石潰逃、退守台灣,蔣經國來台後實行白色恐怖之諸般作為,「敵我意識強烈、敢為人所不敢為」,美籍華人學者阮大仁在其著作《蔣中正日記揭密》中,爬梳《蔣介石日記》記載其以父親的角色給蔣經國的書信片段,評論蔣經國的治理「道多於術」。

若以「道與術」的高度來檢視,或許能窺得蔣經國多種面貌的性格之一二,並能為其既冷酷又親民的兩極化形象做出解釋。

而蔣經國在台灣社會存在的多重形象,以其1969年起擔任掌握實權的行政院副院長(彼時行政院長由副總統嚴家淦兼任)來討論應為恰當。在此之前,蔣經國是孝子、是國民黨特務機關首長、是實施白色恐怖以鞏固國民黨在台灣統治的執行長;是不畏危險,親赴國共對峙前線大陳島、金門島,為將士打氣的軍事首長;也是輕裝簡從深入中部山區,看望穿山鑿岩開闢橫貫公路的退役官兵,在工程現場席地而坐、並肩用餐的弟兄形象;後期更有深入民間,遍佈本島與離島遍嘗庶民小吃而結交的民間友人。蔣經國的「道」是為了「鞏固政權」,因此即使下令逮捕異議分子、施以酷刑,侵犯人權亦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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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算是曾與蔣家親近的自由主義者雷震,可以因倡言民主而坐獄10年;而中研院院長胡適可以被批判、被疏遠;戰功揚名國際、美國對其素有好感的孫立人將軍,可以被構陷「知匪不報」罪名而終生軟禁等,由蔣經國親手處置的案例實不勝枚舉。由此觀之,異議分子如施明德,在蔣經國主政時入獄遭到酷刑也就不足為奇,因為「讓人民心生畏懼」就是蔣經國的「術」。

時代在變 應時而變

蔣經國從1969年掌權到1988年1月逝世,這18年間,正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國際,風雲變化至鉅的年代,台灣歷經退出聯合國、台美斷交、《中(中華民國)美共同防禦條約》失效、兩次石油危機等動蕩,蔣經國的冷靜、沉著、謀定後動,讓風雨飄搖的台灣不但挺過風雨,甚至還創造「經濟奇蹟」,讓兩三個世代的台灣人同時感念。

而此時蔣經國的形象是「鐵肩扛千斤」,是能力排眾議說出「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以承擔的領導人;是「十大建設」經建藍圖的規劃者、同時也是推動「十大革新」、澄清吏治的改革者;是能靜下心來思索要將台灣未來如何推動,拔擢李國鼎、孫運璿、趙耀東等具國家情懷、經世濟民思想的技術官僚,不受政治干擾影響得以發揮所長的領導者;是輕車簡從、體察民瘼、親民愛民的統治者,更是順應潮流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兩岸探親,手握屠刀卻願意放下屠刀的歷史創造者。蔣經國的「道」,以「建設台灣成為三民主義模範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來形容,雖不中亦不遠矣。

更重要的是民生經濟,對目前仍生活在台灣40歲以上的台灣人而言,蔣經國主政時期成績是相當有感覺的。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1969年台灣的人均GDP為357美元,到了1988年已成長到6,369美元,靠著「十大建設」打下扎實基礎,讓台灣經濟轉型,「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設置並利用國民義務教育培育出高素質人才,也讓台灣得以搭上日本及歐美國家分工體系的外移產業鏈,都是原因。

淡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林金源分析指出,在蔣經國主政之時台灣沒有「統獨之爭」,再加上施政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許多政策有「抑強扶弱」、重視分配的「均富」傾向,足以團結全民一致拚經濟。斯言可謂一語中的。

苦悶一代 小蔣形象的世代差距

蔣經國建設台灣,除了在經濟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實質改善人民生活外,另一個重大成就,就是拍板決定了於1987年7月15日起解除自1949年5月20日即開始實施的「台灣省戒嚴令」,親手終結台灣的威權統治時期,從而開啟台灣的民主化進程。

縱使綠營人士總是將台灣的民主化歸功於黨外運動以及「勇敢的台灣人」等內在因素,以及國民黨政權在「江南案」、「林宅血案」後逐漸失去美國的支持等外部壓力,卻不容否認當時握有「槍桿子」的蔣經國,還能有其他選擇的事實,但蔣經國毅然以「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力抗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再次展現領導人的承擔與決斷。

蔣經國對台灣的另一貢獻是促成了台灣經濟起飛並開放兩岸交流。蔣經國任內推動十大建設,抓住美日等已開發國家產業轉移的機會,將台灣植入國際產業鏈之中,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並在1982年到1990年間創下平均年通膨率僅2%,勞工實質薪資年成長幅度8%。

但對今天的台灣年輕人而言,蔣在民主開放和經濟成長的這些貢獻都已成遙遠而模糊的歷史,是父輩們的輝煌。台灣從90年代以降的產業外移和外來投資劇減,使得薪資長期停滯而物價卻不停攀升,相對剝奪感在年輕人心中滋生,產生了世代衝突。

而另一方面,因為自由民主已成社會主流價值,加之民主選舉的動員需求,二二八事件、林宅血案「威權遺產」反而成為悲情動員材料,蔣經國建設台灣、親民愛民的形象日益模糊,「獨裁者」形象卻日益鮮明,對蔣經國形象的解讀也因此產生「世代差距」。

蔣經國之後 再無蔣經國

再回頭來討論「誰會是下一個蔣經國」,確是大哉問。對於馬英九、宋楚瑜搶當「經國門生」之荒謬及算計,台灣人民應反覆追問這些從政者的「初心」為何?反覆敲打從政者「有違初心」之舉措;從政者則應捫心自問,是否確實做到「與民同在」。

台灣政壇或媒體實在不必再去追問「誰是下一個蔣經國」或是他的接班人,因為專制時代已遠,統獨爭議已成,再不可能有如同蔣經國既專制又開明、既求成長又重分配等多重性格集於一身的領導人出現,那就別再苦苦追尋蔣經國的接班人或去搶當「經國門生」了。

不過,蔣經國「應時而變,與民同在」的精神及身體力行,仍足堪為政治人物典範,蔣經國逝世30年,仍有高達53.5%民意認為他對台灣貢獻最大,當今台灣政壇人士對此應該汗顏。